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以项羽乌江自刎、刘邦建立汉朝而告终。新生的汉帝国，面对的是一个饱经战乱、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人口锐减，经济崩溃，千里荒野，社会秩序濒临瓦解。如何治理这个庞大而虚弱的新帝国，避免重蹈秦朝二世而亡的覆辙，成为汉高祖刘邦及其继任者面临的最严峻、最紧迫的课题。
此时，深埋于太行山深处的《新策》并未现世，苏秦的核心思想也并未被汉初统治者直接阅读和采纳。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一个时代最迫切、最深刻的需求，往往会催生出与先贤构想不谋而合的政策选择。秦朝严刑峻法、过度役使民力的暴政，如同一面血淋淋的镜子，照出了极端专制与竭泽而渔的可怕后果，让汉初的统治者们在恐惧与反思中，不得不探寻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于是，一种以“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为核心的治国理念，在丞相萧何、曹参等人的倡导和身体力行下，逐渐成为汉初（尤其是文帝、景帝时期）的国策基调。而这一理念，在许多方面，竟与苏秦《新策》中的核心思想产生了奇妙的共鸣与历史的暗合，仿佛穿越时空的思想回响。
其一，反思秦法，德主刑辅。 《新策》强调“德主刑辅，礼法并用”，批判单纯依靠严刑峻法、视民如仇雠的统治方式。汉初统治者痛定思痛，深刻吸取秦亡教训，陆续废除秦朝许多令人发指的苛法，如“挟书律”、“三族罪”、“妖言令”等，使得汉律相对秦法在严酷性上大为宽松。尽管“汉承秦制”，法律体系的基本骨架仍在，但在具体执法和司法精神上却明显转向宽和，强调教化优先。汉文帝时期，少女缇萦上书救父，最终推动废除肉刑（以笞刑等替代），便是这一转向的标志性事件，生动体现了“德”与“刑”的重新平衡，与苏秦“礼法并用”、重教轻诛的思想方向不谋而合。
其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这是《新策》中“天下大同”理想的现实基础与首要条件。汉高祖刘邦即位后，迅速下令军队复员归农，给予田宅，减免赋税（将田租降至十五税一，甚至一度实行三十税一），鼓励垦殖荒田，释放因战乱沦为奴婢的人口。到了文帝、景帝时期，更是将“与民休息”政策推向极致：文帝多次下诏减免田租，曾将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甚至其间有连续十二年完全免收全国田租的惊人举措；景帝则确立了三十税一的定制。同时，徭役也大为减轻，一年仅服役一月成为常态。这种近乎“不扰民”、“不夺农时”的休养生息政策，使民众得以在长期战乱后喘息复苏、恢复生产，正是苏秦所期望的“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一理想在初级阶段最切实的体现。
其三，郡国并行，适度分权。 苏秦在《新策》中虽已预见并某种程度上认可郡县制是大势所趋，但也对其可能导致的中央过度集权、地方缺乏活力、政策僵硬难以调整等潜在问题有所警惕。汉初鉴于秦亡教训和现实力量对比，实行了郡国并行制：在中央直接控制的关中等核心地区设郡县，由朝廷直辖；同时分封同姓子弟为诸侯王，建立藩国，以屏卫中央。这固然有当时安抚功臣、稳定东方地区的不得已的政治妥协成分，但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中央与地方的制衡格局，避免了秦朝那种极端中央集权、一切取决于上的僵硬体制所带来的高风险。这种分权模式，可视为对纯粹郡县制的一种实践性修正，与苏秦对政体复杂性、需保持必要弹性的思考有着隐约的呼应。
其四，文化宽容，黄老盛行。 苏秦反对思想禁锢与文化专制，主张“和而不同”，包容多元。汉初，统治者推崇“黄老之学”，主张清静无为、因循而治、与民休息，在思想文化领域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这与秦朝的“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后来汉武帝时期转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汉初这段长达数十年的思想相对自由宽松时期，为诸子百家思想的留存、融合与发展（如儒道思想的相互渗透）提供了宝贵的缓冲空间与土壤，在某种意义上，间接实现了苏秦希望不同思想文化得以延续、不被强行扼杀的愿望。
《新策》的思想精髓，融入汉初治国方略，并非通过直接的文本传承或思想继承，而是通过历史的惨痛教训与时代最迫切的需要，以一种“暗合”的方式，渗透、体现在了汉初一系列重大的政令国策之中。苏秦那超越时代的政治与社会构想，在他去世数十年后，终于在这片他深爱并为之谋划的土地上，部分地、以另一种形式化为了现实。他的“德主刑辅”理念化为律法宽仁，“与民休息”主张化为轻徭薄赋，对过度集权的警惕化为郡国并行，对文化包容的呼吁化为黄老盛行。这些政策共同作用，为后世所称道的“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奠定了至关重要的思想基础与政策基石。苏秦的理想，以一种他本人未曾预料、却与历史逻辑深刻契合的方式，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切实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