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城，武安君府邸深处，那间象征着权力核心的静室。
窗外，是赵国都城喧嚣的市井之声，庆祝联军大胜、燕军攻破临淄的狂欢余韵未消。然而，室内却是一片异样的沉静，只有灯花偶尔爆开的轻微噼啪声。苏秦独自一人，负手立于那面巨大的、标注着天下山川形势的屏风前。他的目光，并未停留在代表辉煌胜利的、插上了燕国旗帜的临淄位置，而是深沉地、反复地扫视着整个齐国的疆域，以及周边楚、魏、赵等大国的边界线，眉宇间不见丝毫得意，唯有如临深渊的审慎与如履薄冰的冷静。
天下的赞誉如潮水般涌向燕国，涌向乐毅，也间接涌向他这位合纵长、武安君。但苏秦的心，如同古井深潭，波澜不惊。他太清楚了，攻破临淄、焚烧宫室、迫使齐湣王仓皇出逃，这看似辉煌的胜利，仅仅是一场漫长棋局的中盘搏杀，是形式上的雪耻。如何在被战火蹂躏成一片废墟的齐地之上，建立起一个符合燕国长远利益、并能巩固他苏秦个人权柄的新秩序，才是真正的考验，也是将这场惨胜转化为持久优势的关键所在。
“复齐以制衡”的大战略方向，已在联军高层内部达成共识。一个被严重削弱、但又不能彻底灭亡的齐国，是牵制楚、魏、赵等邻国野心、维持东方均势的最佳棋子。但，“复”一个什么样的“齐”？由谁来主导这个“复”的过程？如何确保这个新生的齐国不会像脱缰的野马，脱离掌控，甚至在未来反噬燕国？又如何能使其不仅无害，反而能成为燕国在合纵联盟中的助力、他苏秦权力网络的延伸？这些具体而微、却关乎根本的操作，需要的不是战场上的勇武，而是政略上极其精密、老辣甚至冷酷的布局。
乐毅在临淄前线，展现出了名将之外的政治家手腕。他严格执行苏秦的战略意图，打出了“诛暴君（齐湣王），安良善”的旗号，并未进行无差别的屠城和劫掠。他下令保护齐太公望的宗庙，以示对齐国社稷的“尊重”；他接见了一些在齐湣王暴政时期受到排挤、心怀怨望的齐国旧臣和地方豪强，给予礼遇，进行安抚和试探；他甚至开放部分府库，赈济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平民，以收买底层人心。这些举措，有效地稳定了临淄及周边占领区的秩序，减少了抵抗，也为燕国赢得了一定的“仁义”之名。
然而，苏秦在邯郸的布局，远比乐毅在台面上实施的怀柔政策更为深远、更为隐秘，也更为狠辣。他的核心目标，绝非简单的占领和安抚，而是要“暗控齐地，扶植一个彻底亲燕、甚至依附于燕的傀儡政权”。
首先，他通过那张无声无息却无处不在的“蛛网”情报系统，对残存的齐国各方势力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细致摸排和冷峻评估。
齐湣王方面： 这位逃亡在卫国的昏君，已成惊弓之鸟，丧家之犬，在齐国本土的威信早已扫地，且其刚愎自用、刻薄寡恩的性格注定难有作为。苏秦判断，此人最大的价值在于其“正统”名分，可以用来在特定时刻搅动局势，吸引火力，但绝非理想的复国君主人选，更不可能成为燕国的傀儡。对他的策略是：暗中监控，必要时可“保护”其安全，让其活着成为一面吸引仇恨的旗帜，但绝不给予实质性支持。
莒城方面： 在楚国大将淖齿的军事庇护和暗中操纵下，一位齐国王室公子（后来的齐襄王）被立为新的齐王。此人年轻，缺乏根基和威望，完全依赖于楚国的刺刀。楚国此举，意在扶植一个完全听命于己的傀儡，将势力深入齐国东部。苏秦对此洞若观火。这个“莒城伪政权”，是燕国未来必须打击和瓦解的对象，也是他用来凸显燕国“正义性”、煽动齐人反楚情绪的重要工具。
即墨的田单： 这位在危难中挺身而出、凭借出色才能守住即墨孤城的将军，引起了苏秦极大的兴趣。评估显示，田单能力出众，善于守城和凝聚人心，在齐地军民中的威望正与日俱增。更重要的是，他的立场相对独立，既坚决抵抗燕军，也对试图操控齐国的楚国保持警惕。在苏秦眼中，田单这种有能力、有威望、又有一定独立性的“地方实力派”，反而是一个极具潜力和操控空间的“合作”对象。一个强大的、难以驯服的对手固然麻烦，但一个有能力却又不得不依赖外部支持才能生存的“盟友”，往往更好控制。
基于以上评估，苏秦对田单和即墨，制定了一套极其刁钻的策略：明压暗助，促其成势，迫其就范。
他通过加密的渠道，向远在临淄的乐毅发去了一道密令，核心是调整对即墨的围困策略：
“即墨孤城，田单其人，可用而不可纵。对外，需示之以强，保持足够的军事压力，大军围困，营造黑云压城之势，必要时可进行佯攻，令其时刻感受到生存危机，不敢有丝毫松懈。然，围城之法，可效仿‘围三阙一’之古意，需暗中留出细微缝隙。尤其在其获取维系生存的必需物资方面，如粮食、药材、盐铁等，可‘网开一面’，通过控制不严的路径或默许小规模走私，令其能勉强维持抵抗，不至迅速崩溃。但要精确控制流入量，使其仅能苟延残喘，绝不可使其借此壮大实力，积蓄反攻之力。”
“同时，舆论攻势需加倍。借‘蛛网’之口，在齐地乃至各国，大肆渲染楚将淖齿在莒城的跋扈暴虐（如欺凌齐王室、劫掠地方），及其操控莒城伪齐王、妄图吞并齐国的狼子野心。要将即墨塑造成‘齐人抗楚保种’、维护齐国最后尊严的正义壁垒形象。要巧妙引导，使田单与楚人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让他深切感受到，来自楚国的威胁，远比来自燕国的军事压力更为致命和直接。”
这道命令的阴狠之处在于，它旨在将田单和即墨培养成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让田单在抵抗中积累巨大的声望和民心，成为齐国抗楚、乃至未来复国希望的实际象征；另一方面，又通过控制资源和舆论，将他牢牢限制在即墨一隅，让他始终处于生存危机之中，并巧妙地将他的主要仇恨和生存压力导向楚国。最终目的，是让田单明白，仅靠即墨孤城，他无法真正复国，更无法对抗虎视眈眈的楚国，他唯一的生路和希望，在于寻求外部强援的支持。而这个外部强援，苏秦早已为他设定好——只能是展现出“仁义”姿态、并拥有足够实力压制楚国的燕国，或者说，是他苏秦主导下的合纵联盟。
其次，苏秦开始着手在已被燕军实际占领的齐地，尤其是以临淄为核心的西部地区，进行更深层次的政治渗透和代理人扶植。这步棋，是为未来新齐国的权力架构提前落子。
乐毅在苏秦的远程授意下，在临淄及周边占领区，推行了一系列看似怀柔、实则暗藏机锋的举措：
基层权力置换： 大量选用了一批在本地有一定声望、但曾在齐湣王时期受到打压、或本身地位不高、且经过“蛛网”初步考察，对燕国（或对苏秦个人）表示出顺从意愿的齐国旧吏、地方宗族首领或士人，担任县、乡级别的行政职务，维持基层统治的运转。这既安抚了地方，又悄然将基层权力从原有的齐国王室死忠派手中，转移到了这些可能与燕国合作的新兴势力手中。
小恩小惠收买人心： 将部分缴获的、不属于战略储备的粮食和布匹，有选择性地分发给那些在战乱中损失惨重、易于感恩的平民阶层，并大肆宣传这是“武安君苏秦体恤齐民之苦，恳请燕王所施之仁政”。此举旨在底层民众中为燕国和苏秦个人树立“救世主”的形象，瓦解齐人的抵抗意志，培养亲燕的民意基础。
最重要的“招贤”与甄别： 乐毅以“代燕王、武安君巡狩安民”的名义，在临淄发布招贤令，宣称“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吸引那些因战乱流离或因不满齐湣王暴政而隐居的齐国士人。这道命令看似光明磊落，实则是一个精密的筛选机制。所有前来应征的士人，其言行、背景、政治倾向，都会受到“蛛网”的严密监控和评估。其中，那些真正有才干、出身背景相对简单、且对燕国表现出某种“理解”甚至“仰慕”（无论是真心还是伪装）、尤其是对苏秦个人理念（如合纵抗秦）表示认同的士人，会被秘密标记，成为重点观察和培养对象。
苏秦的计划是，从这些被筛选出来的人中，逐步扶植起一个以燕国（苏秦）为靠山的、新兴的齐国本土官僚和士人集团。这个集团，将在未来新的齐国政权中，占据关键的职位，把持重要的部门。他们的权力和地位，来源于燕国的军事存在和苏秦的政治支持，他们的利益，将与燕国和苏秦深度捆绑。如此一来，这个新生的齐国，从权力结构上，就将是一个被燕国无形之手牢牢操控的傀儡。它的国君或许可以保留虚名（甚至可以从莒城迎回一个易于控制的王室成员），但真正的治国之权，必将掌握在这个亲燕的利益集团手中。
例如，对那位以忠义着称、因不满齐湣王而隐居的齐国老臣王蠋，乐毅亲自登门拜访，执礼甚恭，虽未强迫其出仕，但这份极高的礼遇本身，就在齐地士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彰显了燕国“尊贤”的姿态。苏秦在邯郸得知后，指示乐毅：“王蠋年高德劭，声望素着，犹如齐地士林之标杆。彼虽未必真心附我，然其存在，即可彰显我燕之仁义，消弭齐人敌意。可善加礼遇，厚给馈赠，使其安居，以为天下士人观瞻之榜样。其效用，胜于千金。”
又如，对那位主动投效、机敏善辩的年轻士人貂勃，经过“蛛网”暗中严密调查，确认其出身寒微，在齐国旧体制下无甚前途，且其家族与齐湣王宠臣有旧怨，背景相对“干净”，投燕之意似乎颇为“热切”。苏秦便指示乐毅：“此子机变，或可一用。可予其临淄市掾一类掌管市集、接触三教九流之中下层官职，许其小权，观其行事，察其心性。若果有才干且忠心可嘉，日后或可逐步擢升，以为我在齐之耳目臂助。”
这些举措，如同最高明的工匠，用细密而隐形的针脚，在齐地破碎的政治版图上，悄然绣上了燕国、更准确地说是他苏秦个人的印记。他不仅要赢得眼前的战争，更要赢得战后的和平，并按照他心中的蓝图，彻底重塑东方的政治生态，将一个曾经强大的齐国，改造成为确保燕国东南方向长治久安、并能在合纵大业中为他所用的战略附庸。
当世人的目光还聚焦于临淄的残垣断壁、战利品的瓜分和领土的重新划界时，苏秦的思绪，早已穿越了眼前的硝烟，投向了更遥远的未来。一场无声无息、却更为深刻和残酷的政治战争，已经在齐地的废墟上，悄然拉开了序幕。暗控齐地，扶植亲燕政权——这才是苏秦为燕国、也是为他自己的权力之路，所铺设的真正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