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兼纵约长与赵国武安君双重身份的苏秦，深知合纵联盟的稳固，离不开成员国家，尤其是作为中流砥柱的赵国自身的强大。函谷关之战的教训犹在眼前——后勤补给、国内动员能力、乃至政令的通达效率，无一不制约着联盟力量的发挥。因此，在借助核心班底处理日常事务、自身坚持修炼的同时，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为赵国献策革新内政之中。
他不再仅仅满足于在朝堂上对具体军事外交策略发表意见，而是开始从更宏观、更根本的层面，审视赵国的治理体系，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远见且切中时弊的改革建议。
这一日，赵武灵王召集群臣，商议如何解决近年来因连续对外用兵（伐中山、参与合纵）以及“胡服骑射”改革深化所带来的财政压力和社会管理问题。
不少老臣依旧抱着旧有观念，主张通过增加赋税、加大徭役来缓解国库空虚，同时强调以严刑峻法来压制因改革而产生的部分社会不满情绪。
苏秦耐心听完众人的争论，这才从容出列。
“大王，诸公之议，各有道理。然，增税加役，乃是竭泽而渔，恐伤民本，激起民变，动摇国基。而一味严法，若不能辅以教化与疏导，亦是扬汤止沸，非长治久安之策。”
他先否定了简单粗暴的传统做法，随即提出了自己的系统性方案：
“臣以为，治国如烹小鲜，需掌握火候，统筹兼顾。当务之急，应在开源、节流、增效、安民四方面同时着手。”
其一，开源之道，在于鼓励农耕，规范商贸。
“请大王下令，进一步推广代田法与铁制农具于全国，尤其是新纳入的代地、中山故地。由官府提供粮种、借贷，派遣精于农事之吏员指导，提高亩产，此乃财富之本。”
“同时，降低关市之税，鼓励各国商旅入赵交易。我赵国地处中原之北，连接胡地与中原，乃天然之商道。可于边境设立官方互市场所，派兵保护，抽取合理商税。如此，既可增加国库收入，又可活跃民间经济，获取我赵国所需之物资（如匈奴良马、中原盐铁）。”
其二，节流之法，在于精简机构，考核吏治。
“臣观赵国官制，部分机构叠床架屋，人浮于事。请大王下令，核查各级官府编制，裁撤冗员，合并职能相近之部门。将节省之俸禄，用于奖励有功、有能之干吏。”
“同时，建立官吏考核制度。不以出身门第为准，而以垦田、户口、赋税、治安等实绩为考核标准，优者升迁赏赐，劣者降职黜落。如此，可激励官吏用心任事，提高行政效率。”
其三，增效之策，在于统一政令，加强信息传递。
“合纵之战，暴露出我军情、政令传递时有迟滞。请大王效仿秦国之驿站传邮系统，于赵国境内主要干道，设立官方驿站，配备快马健卒，确保王命与紧急军情能够迅速通达各地。此虽需投入，然于国防、政令统一，有莫大益处。”
其四，安民之要，在于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改革成果。
“胡服骑射，旨在强兵，然亦引起部分旧贵族不适。大王可于军中严格以军功授爵，不论胡服华服，有功即赏。而在民间及非军事领域，则可稍作变通，不必强求一律，以减少阻力。”
“对于因战争失去土地的流民，可组织其前往新占之地（如中山）进行屯垦，给予土地、农具，减免数年赋税，使其安居乐业，既可稳定社会，又可充实边疆。”
苏秦的献策，并非惊天动地的彻底变革，而是在赵武灵王已有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性的优化和补充。它兼顾了发展与稳定、效率与公平、军事与民生，展现了他不仅精通纵横之术，亦深谙治国理政之道的全面才能。
赵武灵王听得目光炯炯，大为心动。苏秦的策略，既考虑到了赵国的现实困境，又着眼于长远发展，远比单纯增税或严法要高明得多。
“善！武安君之策，思虑周详，切实可行！”赵王当即拍板，“便依此议，由肥义牵头，武安君从旁协助，制定详细章程，尽快推行！”
苏秦躬身领命。他知道，将这些策略落到实处，还需要克服诸多阻力，尤其是来自那些利益受损的旧贵族的阻碍。但这第一步，已经迈出。
通过参与赵国内政的革新，苏秦将自己的影响力更深地植根于赵国的土壤之中。他不仅在塑造着合纵联盟的外部格局，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中一个核心成员国的内部生态。这为他未来更进一步“执掌六国”的宏大目标，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