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秦手握符节，名义上拥有了指挥百万联军的最高权力。然而，执掌权柄与如臂使指之间，还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磨合。
这支前所未有的庞大军队，其内部的重重矛盾与差异，在紧张的备战和初步调度中，开始暴露无遗，让苏秦及其幕僚团队耗费了巨大的心力。
首先，是语言与号令的隔阂。
六国言语各异，虽军中通用某种程度的“雅言”（官话），但各地口音浓重，底层士兵理解困难。更麻烦的是军令信号。赵国骑兵习惯用牛角号长短变化传递信息，楚国军队则多用鼓点和旗帜，齐军又有自己的一套金鼓系统。一道简单的“前进”或“后退”命令，往往需要经过多层翻译和转换，才能准确传达至每一支基层部队，效率低下，且极易在传递过程中出现偏差。
其次，是战术风格与装备的差异。
赵军崇尚进攻，骑兵突袭、步兵强攻是其长处，对于需要耐心围困或复杂工程作业的任务，往往显得急躁。
楚军兵力庞大，但装备五花八门，训练程度参差不齐，大兵团协同作战能力弱，更擅长依托地形进行防御或小股部队的骚扰。
韩魏军队经历过长期抗秦战争，防守经验丰富，尤其是韩军的弩阵，但进攻锐气不足，且对赵、楚这些“盟友”心存戒备，担心被当做炮灰。
齐军装备精良，技击之士个人勇武，但缺乏大规模野战的经验，军纪相对散漫。
这种战术风格的差异，导致在分配任务时，各国将领都希望扬长避短，争夺相对安全或易于立功的任务，而对艰苦的攻坚、危险的诱敌等任务则互相推诿。
第三，是后勤补给的巨大压力与分配不公的怨言。
百万大军，人吃马嚼，每日消耗的粮草都是一个天文数字。虽然苏秦提前设立了粮秣调度司，但物资需要从各国分别运来，路途远近、运输能力、本国库存情况各不相同，导致运抵前线的物资数量和时间难以均衡。
率先抵达并贡献了大量优质铁器铠甲的赵国，认为自己在粮草分配上应得到优待；出兵最多、路途最远的楚国，则抱怨分配到的粮草质量差、数量少；地处中原、运输相对便利的韩魏，则觉得自己承担了过多的转运任务，苦不堪言。营中关于“某国军队吃肉，某国军队喝粥”的流言时有出现，加剧了相互间的矛盾。
第四，是各国将领之间的猜忌与争功。
即便在苏秦的统一指挥下，各国将领依然保持着强烈的“本国意识”。赵将牛赞认为赵军战力最强，理应担任主攻；楚将昭滑则依仗楚军人多势众，要求更多的作战任务和更重要的阵地；齐将田朌则处处想要彰显齐国的“盟主”地位，在军议中时常提出与其他将领相左的意见。每一次军事会议，都仿佛一场微缩的列国博弈，苏秦需要耗费大量口舌进行平衡、说服和最终裁决。
苏秦的帅帐，几乎彻夜灯火通明。他需要处理雪花般飞来的各类文书：赵军请求增派箭矢的报告，楚军抱怨粮草不足的申诉，韩军关于侧翼魏军移动异常的警示，齐军要求单独设立更舒适营区的请求……
他不得不依靠“蛛网”提供的情报来核实各方信息，依靠陈轸等门客协助分析利弊，依靠牛赞等相对公允的将领去执行一些棘手的协调任务。他像一个最高明的工匠，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台由无数不同零件拼凑起来的、庞大而脆弱的战争机器，生怕一个不慎，便导致某个环节的崩坏。
调度百万大军，远非一言可决。这其中的心力交瘁，远超常人想象。苏秦常常在深夜揉着发胀的太阳穴，看着地图上那代表着六国军队的、颜色各异的标记，深感要将这些力量真正融为一炉，形成无坚不摧的合力，还有太长的路要走。
而函谷关，已经遥遥在望。留给联军磨合的时间，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