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官场那场由林轩借海瑞之威掀起的贪腐清算风暴，并未因一批胥吏与地方官员的人头落地、血染刑场而彻底平息。恰恰相反，这场风暴在林轩的精准掌控下，正以一种更加隐秘、却更为致命的方式，向着更深、更黑暗的水域席卷而去。林轩的目的非常明确，他绝不仅仅满足于剪除一些暴露在外的枝叶，他要顺藤摸瓜，挖出深藏于地底、为这些蠹虫提供养分与庇护的庞大根系。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能够策划并支撑起如此规模、意图动摇国本的经济战，其背后的对手，在江南乃至京城必然拥有盘根错节、能量惊人的保护伞网络。那些被推上风口浪尖的地方官员和奸商，不过是随时可以舍弃的卒子和替罪羔羊。真正的幕后黑手，必然隐匿在更高层级、更核心的权力阴影之中。
在莫北川的亲自坐镇指挥下，靖安司那张无孔不入、高效精密的情报网络，如同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开始以那些落网官员的供词、以及从各处府邸、商号查抄出的海量账册、隐秘往来的密信为初始线索，展开了更加深入、也更加危险的溯源追踪。莫北川手下的精锐探员们，化身无形的幽灵，穿梭于江南繁华表象下的暗流之中，小心翼翼地拨开层层迷雾，将一条条看似孤立、实则关联的线索，如同抽丝剥茧般，逐渐串联起来。
线索，如同黑暗中闪烁的微弱磷火，开始顽强地向着几个令人心悸的方向汇聚、延伸。
首先，是裕丰盐行。这个在盐价风波中上蹿下跳、最为活跃的盐业巨头，其背景果然深不可测。探员们顺着其异常的资金流向，以及几封用词隐晦、却暗藏机锋的密信副本，一路追查。资金的最终去向，如同百川归海，指向了帝国的心脏——京城。接收这些巨额“孝敬”的，正是户部那位手握实权、掌管国家部分钱粮赋税大权的周侍郎。这位周侍郎，乃是国师派系安插在财政命脉上的关键棋子，地位显赫。调查显示，裕丰盐行每年都有数额惊人的“分红”和“节敬”，通过复杂的钱庄汇兑和地下钱庄网络，源源不断地流入周侍郎及其家族、门生构成的利益网络。而在此次江南盐价风波中，正是这位周侍郎，利用其在漕运衙门以及江南部分地方官员中的影响力，为裕丰盐行大规模囤积居奇、操纵市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庇护伞和便利通道。
其次，是错综复杂的漕运系统。在雷厉风行地清理漕运积弊、查处相关贪腐官员的过程中，靖安司的查账高手们从堆积如山的账册里，发现了几笔数额特别巨大、名目极其含糊的“特别转运费”和“河道疏浚捐”。这些款项的去向被刻意模糊处理，但经过高手层层剥离伪装，最终发现，这几笔巨款通过数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钱庄账户几经周转，竟然最终汇入了京城一位地位尊崇的亲王——永王的别院账房。这位永王，乃是当今圣上的皇叔，辈分极高，虽然平日深居简出，并不直接参与日常朝政，但其门生故旧遍布朝野，尤其是在关系帝国命脉的漕运系统内，影响力盘根错节，不容小觑。他就是七皇子暗中极力拉拢、倚重的重要宗室力量。大量间接证据表明，此次漕运出现的“不明原因”阻滞和效率低下，背后就有这位永王麾下势力，为了配合国师派系在经济上给林轩制造麻烦、向朝廷施压的战略意图，而故意拖延漕粮转运、制造混乱的影子。
最后，是关于引发钱庄挤兑风潮的那些致命谣言的源头。莫北川派出的精干探员，对最初在市井间散布“官铸新钱含铜不足”、“旧钱即将作废”等核心恐慌信息的几个关键节点人物进行了逆向追踪。尽管这些散布谣言者大多已经神秘“消失”或隐匿无踪，显然已被幕后黑手灭口或严密藏匿，但探员们还是通过复原其近期的活动轨迹、排查其社会关系网，最终将线索的矛头，隐隐指向了京城一家颇有名气的民间报坊——清流斋。这家报坊以刊发各种消息灵通、时常语出惊人的“民间朝报”（类似后世的小报）而闻名。而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这家清流斋的背后实际控制人，经过几层白手套的隔离后，竟然与国师府中一位颇受倚重、常为国师出谋划策的清客师爷——贾文若，有着千丝万缕、难以撇清的经济往来和人情关系。
三条主线索，如同三把经过千锤百炼、闪烁着寒光的匕首，精准地指向了三个令人窒息的目标：国师派系在财政领域的核心干将（户部周侍郎）、七皇子背后倚仗的宗室实力派（永王）、以及国师本人的近臣智囊（清客师爷贾文若）。
证据链在靖安司高效运转下，不断地得到补充、交叉验证，逐渐趋于完善。虽然有些关键环节因为对手的果断切割、清除证据而无法形成如山铁证，但所形成的逻辑闭环、人证物证组成的间接证据链，已经足够清晰，其指向性明确无比，一旦公布，足以在波谲云诡的朝堂之上，掀起一场真正的惊涛骇浪。
林轩审阅着莫北川呈上的最终调查报告，面色沉静如水，眼神却锐利如刀。他没有丝毫急于动手抓人的冲动。他非常清楚，涉及到这个层面的庞然大物，早已超越了他作为江南巡抚和镇魔司少司使的职权范围，贸然行动，打草惊蛇不说，更可能引火烧身。他现在需要的，不是刑部的海捕文书，而是一场更高层面的、精准的政治打击。
他需要将这些耗费巨大心力获得的、指向明确的证据，以及由此推导出的、无可辩驳的结论，形成一份措辞严谨、分量千钧的奏章，直接呈送至大夏权力之巅——夏皇的龙案之上。
这份至关重要的奏章，由林轩亲自闭门起草，字斟句酌。全文措辞极其严谨，引经据典，逻辑缜密如精密的齿轮咬合，通篇以客观陈述调查事实为主，附上了大量经过核实的旁证材料（关键证人的画押口供、账册的关键页抄本、密信的译文及分析）。在奏章中，林轩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他并未如同莽夫般直接要求夏皇立即下旨捉拿周侍郎、查办永王、问罪国师府师爷。而是以一种看似克制、实则更为有力的方式，客观、冷静地陈述了江南经济动荡的前因后果，深刻剖析了其背后存在的“系统性、有组织、跨地域的破坏性”特征，并最终将矛头指向了某些朝中重臣、宗室亲贵在此事件中可能存在的严重“失察”之责，乃至更深层次的“纵容”、“庇护”嫌疑。
这份凝聚了江南官场鲜血、靖安司心血以及林轩政治智慧的沉甸甸奏章，通过靖安阁最为可靠的加密渠道，以最快的速度，绕过可能被拦截的常规通政司渠道，直接、安全地送达了京城，悄然出现在了夏皇的御案之上。
可以想见，当夏皇在深宫之中，展开这份奏章，仔细阅读其中字字惊心的内容时，内心是何等的震怒与心寒。江南乃是国家财赋重地，经济命脉所系，竟有人为了派系私利、为了皇位争夺，如此丧心病狂，不惜动摇国本！周侍郎、永王、国师府师爷……这些名字，每一个背后都牵连着一张巨大的权力网络，代表着朝堂上一股足以影响朝局的力量。
林轩的这一手“隔山打牛”，其精妙之处在于，他并非指望凭借这一份奏章就能立即扳倒这些根深蒂固的庞然大物——他深知这绝非易事，需要天时地利与持续的较量。他此举，意在“敲山震虎”，再次剧烈地撼动朝堂格局！
他要通过这份直达天听的奏章，实现几个至关重要的战略目标：
展示力量与坚定决心：向朝野上下，尤其是向盘踞高位的国师派系和野心勃勃的七皇子势力，清晰地展示他林轩不仅拥有在地方霹雳手段、稳定局势的能力，更具备将战火精准引向对方核心圈层的决心、勇气与情报实力。这是一种强烈的威慑：我林轩，敢掀桌子，也懂得如何掀桌子。
争夺政治话语权与主动权：将江南经济动荡的根源，明确地、有依据地归咎于政敌的破坏与纵容，这为自己在江南采取的一系列包括斩杀官员在内的强硬措施，提供了最充分的政治正当性和合法性。同时，以此向夏皇和朝中中立派、清流官员表明，他林轩是在为国除奸、为民请命，从而争取更广泛、更坚定的政治支持。
分化瓦解与战略震慑：奏章巧妙地将矛头同时指向了国师（周侍郎、贾师爷）和七皇子（永王）的势力。虽然他们在此次事件中可能存在默契甚至合作，但林轩精确地点出各自麾下具体人员的责任，这无异于在看似坚固的联盟内部，埋下了一根尖锐的刺。面对皇帝的质询和朝野的压力，他们首先需要的是自保，很难再精诚合作，甚至可能互相推诿、指责，从而引发内部分裂。同时，这也是对朝中所有尚在观望、摇摆的势力一次强大的震慑，让他们在未来的站队中，必须更加慎重地考虑得罪林轩及其所代表势力的后果。
为长远斗争埋下伏笔：这份奏章，等于是在夏皇和天下人面前，立下了一份关于政敌罪行的“铁案”底稿。这些记录在案的线索和指控，将成为高悬在对手头顶的利剑。日后若对方再有不轨，或当林轩一方积蓄了足够的力量、时机成熟时，这些“旧账”就将成为最锋利的清算武器，随时可以再次被提起，给予对手致命一击。
果不其然，这份奏章抵达京城后，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再次引发了朝堂的剧烈震动与激烈博弈。国师派系的官员们气急败坏，纷纷上疏，极力辩解，反诬林轩“罗织罪名”、“构陷忠良”、“意图搅乱朝纲”；七皇子一系的官员则竭力撇清关系，声称永王年事已高，久不问世事，定是手下人胆大妄为，欺上瞒下，永王最多负有失察之责。朝堂之上，双方唇枪舌剑，吵得不可开交。
夏皇端坐龙椅，冷眼旁观着这场纷争，虽未立即下旨对周侍郎、永王等采取削职查办等极端措施——这需要更稳妥的时机和更充分的准备——但他随后的一系列人事调动和态度转变，却清晰地传递出了信号：对国师派系的相关官员进行了明升暗降的调整，加强了对户部钱粮的审计监管；对七皇子，则明显冷淡了许多，此前一些有意交给七皇子历练的差事也被暂时搁置。相反，对于林轩在江南的后续行动，无论是清丈田亩、整顿漕运，还是继续深挖贪腐，夏皇都给予了更多的默许甚至是暗中的支持。
林轩在江南锲而不舍、直指核心的深挖行动，成功地将在地方爆发的经济领域的战火，引燃至了帝国权力中枢的政治斗争层面。这一击，再次深刻地撼动了京城本就微妙的朝堂格局，为国师派系和七皇子势力敲响了警钟，也为他自己赢得了更为广阔、也更为险象环生的政治舞台。真正的较量，此刻才刚刚进入中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