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时期（约公元184年—28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时代，政权更迭频繁（如东汉、曹魏、蜀汉、东吴等），法律法规体系呈现出继承汉代传统、因战乱灵活调整、各国因地制宜的特点。由于战乱导致制度崩坏与重建并存，法律条文多散佚或未完全系统化，现存史料主要来自《三国志》《晋书》《通典》及出土文献（如走马楼吴简）。以下从几个层面概述这一时期的法律法规特点及主要内容：
为应对战乱、稳定统治，各国普遍加重刑罚，尤其是对叛乱、逃亡、军法犯罪的惩处。例如曹操“持法峻刻”，曾规定“围而后降者不赦”；诸葛亮治蜀“科教严明，赏罚必信”，虽强调公平，但对违反军法者严惩不贷（如马谡失街亭被斩）。
因成文法典修订滞后，各国大量颁布“科”（单行法规）、“令”（皇帝诏令）补充法律空白。如曹魏有《甲子科》（曹操时期）、《新律》（曹丕时期），东吴有《科条》，蜀汉有《蜀科》（诸葛亮、法正等制定）。
曹魏是三国中法律建设最系统的政权，其改革为后世晋律奠定基础：
诸葛亮主导下的蜀汉法律以“严明”“公平”着称，兼顾法家与儒家思想：
- 马谡因失街亭被斩（虽为亲信，仍依法治罪）；
- 李严因督运粮草延误并说谎被贬为庶人（体现“刑无等级”）；
- 对益州豪强（如彭羕）严惩，打击地方割据势力。
东吴政权依赖江东士族，法律呈现“士族妥协”与“军事高压”
因战争频繁，军事法最为严密：
因三国时期战乱导致法典散佚，完整法律文本仅存《新律》部分篇目（辑自《晋书·刑法志》），蜀汉《蜀科》、东吴《科条》无原文留存，研究主要依赖史书记载（如《三国志》列传中法律案例）和出土文献（如走马楼吴简、居延汉简中的三国部分）。近年通过简牍研究，对基层法律实践（如户籍、税收、契约）的认识有所深化，但整体法律体系仍需结合后世追述（如《唐律疏议》对曹魏律的评价）进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