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成志贤的委员会如同飓风般席卷而过，寒国主要大城市的邪教势力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明州这片曾经饱经风霜的土地，在经历了之前的动荡和后续的强力整肃后，社会环境相对紧绷，邪教组织在这里本就难以大张旗鼓地发展，如今更是近乎销声匿迹。委员会的清扫队伍在这里更像是“查漏补缺”，没费太大力气。
蔚山、世宗、水原 这些重要的工业、行政或卫星城市，情况类似。邪教组织存在，但规模和影响力远不及釜山、大邱等地。在委员会强大的威慑和高效的执行力面前，这些地方的“地头蛇”们几乎没组织起什么像样的抵抗，就被迅速拔除。用委员会内部玩笑话说：“感觉像是去郊游顺便抓了几只虫子。”
至此，寒国所有主要的大城市，都经历了至少一轮由成志贤委员会主导的“深度清洁”。成果斐然，战报雪片般飞往青瓦台，全小将每天看着收缴清单和打击名单，乐得见牙不见眼，私下里对成立才夸赞：“志贤这孩子，办事就是利索！比那些光会耍嘴皮子的强多了！”
然而，当城市的霓虹逐渐在身后远去，摆在成志贤和委员会面前的是一个更加庞大、复杂且棘手的难题——广大的中小城市、郡县乃至乡村。
这里的情况与大城市截然不同：
1 数量多如牛毛： 大型邪教组织被击溃后，许多残余分子和中小型教派如同受惊的蟑螂，纷纷从城市向监管相对疏松的乡镇地区流窜、分散、隐匿。各种名目的“家庭教会”、“互助会”、“修炼点”如同野草般在偏远地带滋生。
2 地方政府影响力薄弱： 在许多乡村地区，传统的宗族势力、地方乡绅的影响力有时甚至超过基层政府。警察力量有限，且与当地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交织，执行力大打折扣。委员会那套在城市里无往不利的“高效模式”，在这里可能面临“水土不服”。
3 信息闭塞，观念落后： 一些偏远地区的民众教育水平有限，更容易被简单的迷信和许诺所蛊惑，对邪教的危害认识不足，甚至可能出于邻里情面或畏惧而包庇。
4 清理成本高昂： 地域广阔，人口分散，逐一筛查和打击所需的人力、物力、时间成本将呈几何级数增长。用对付城市武装团伙的坦克大炮去轰击乡村的土庙神汉？显然不现实。
看着地图上那密密麻麻的、尚未被标记为“已清扫”的城镇乡村，连成志贤都感到了压力。这不再是快刀斩乱麻的突击战，而是一场需要耐心、策略和深耕的持久战、渗透战。
“蟑螂从客厅被打跑，现在全钻进了墙缝和地下室。”成志贤在临时指挥部里，对着全国地图皱眉头，“用大炮轰墙缝？太浪费，效果也不好。”
他很快做出了决策——老规矩，集中优势力量，先打歼灭战，树立样板，再逐步推广。
“朴秘书，通知委员会核心成员和各组组长，我们调整策略。”成志贤指示，“接下来，我们的主要战场转向乡村和中小城镇。集中我们最精锐的调查组、行动组和部分可靠的当地警察力量，先选择一个邪教问题比较突出、又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郡或道（省）下属区域，作为‘乡村肃清示范区’，集中全力打一场歼灭战！要打出气势，打出方法，打出可以复制的经验来！”
“同时，”他补充道，“各大城市的扫尾工作不能停。委员会主力虽然转移，但要在每个重点城市留下一个精干的‘留守小组’，由我们的人（死士）牵头，与当地警方、被整顿过的政府机构组成联合工作组，继续深挖细查，防止死灰复燃，处理后续琐事。我们要让城市成为坚固的堡垒，而不是漏风的筛子。”
命令下达，庞大的国家机器再次调整方向。一部分委员会力量如同钉子般楔入已清理的城市，继续发挥震慑和清理作用；而主力部队则在成志贤的带领下，开始将目光投向寒国版图上那些更广阔、也更复杂的“田野”。
对成志贤而言，清理城市的邪教是“摘除显性肿瘤”，那么接下来深入乡村，就是一场针对潜在病灶和免疫系统的“系统性治疗”。这无疑更具挑战，但也更能体现他作为“国家清洁工”的价值和手腕。
“广阔的天地，大有可为啊……” 成志贤望着车窗外逐渐变得田园化的景色，嘴角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弧度。他不知道，在那些看似平静的村庄和小镇里，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顽固堡垒和意想不到的抵抗。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带来的“清洁风暴”，即将以一种新的形式，席卷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委员会的主力部队如同水银泻地，开始向选定的“乡村肃清示范区”——庆尚北道的一个郡渗透。这里山水交错，村落散布，情报显示有几个中小型邪教在此地盘踞较深，且与地方势力有勾连，颇具代表性。
然而，刚刚进入工作状态不久，成志贤和他的团队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份挑战并非来自邪教分子直接的武力对抗（经过城市洗礼，他们大多没这个胆子），而是来自一片更加厚重、难以撼动的土壤——乡村宗族势力和地方保护主义。
在这里，委员会那套在城市里无往不利的“情报先行、精准抓捕、快速审判”模式，第一次感受到了“水土不服”。
案例一：金川里，一个三百多人的中型村落。
调查组锁定了该村一个以“祖传秘方治病、沟通先祖”为名的小型迷信团体，头目正是村里辈分颇高的“三叔公”。当穿着制服的外地警察和委员会调查员进村，试图传唤“三叔公”问话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先是村口被几十个扛着锄头、扁担的壮年村民堵住，虽然不敢直接攻击，但态度强硬：“三叔公是俺们村的长辈，给好多人瞧过病，你们凭啥抓人？”
接着，村里的妇女老人也围了上来，七嘴八舌：
“政府的人咋跑俺们这穷乡僻壤来欺负老人？”
“三叔公是好人！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
“俺们村的事，俺们自己管！”
带队的调查组组长试图解释“三叔公”涉嫌利用迷信诈骗钱财、延误病情，但村民们更愿意相信看着他们长大的“自己人”。最后，连本地的片警都面露难色，偷偷对调查组长说：“领导，这事儿……不好硬来啊。这金川里的人都姓金，抱团得很。真闹起来，不好收场。”
案例二：更极端的，是情报显示在更偏远的山区，有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村子，其村长本人就是一个邪教分支的“教主”。村里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留下的老弱妇孺几乎都是信徒，整个村子俨然成了一个小型的“独立王国”。政府的影响力在这里微乎其微，派去的基层干部往往被孤立、排挤，甚至威胁。
面对这种情况，强行进村抓人？很容易演变成大规模的群体性对抗。村民们或许不懂法，但宗族观念和排外情绪一旦被点燃，后果难以预料。到时候，委员会要对付的就不只是几个邪教头目，而是成百上千被煽动起来的普通农民，这显然违背了行动的初衷，也会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他娘的，这比对付首尔那些装神弄鬼的家伙还麻烦！”一位从城市调来的行动队员忍不住抱怨，“在这里，拳头不好使，法律条文他们也不太认，就认族谱和辈分！”
消息传回指挥部，成志贤并没有暴怒，反而陷入了沉思。他早就料到乡村工作不会轻松，但宗族势力的顽固和排外性还是超出了预期。
“看来，在城市里我们是外科手术，到了这里，得变成中医调理了。”成志贤对围拢过来的核心成员说，“硬骨头得用巧劲，厚冰层得用温水慢慢化。”
他调整了策略：
1 “刮骨”而非“砍头”： 暂时放弃大规模进村直接抓捕的模式。改为由精干的情报人员（最好是本地籍或熟悉方言的）化装潜入，秘密调查，固定核心人物的犯罪证据，尤其是经济诈骗、人身伤害等实实在在的罪行，避免纠缠于“迷信”本身。
2 分化瓦解，争取多数： 重点接触村里那些并非核心信徒、或者利益受损的村民（比如被“神药”坑了钱的，被耽误病情的），暗中收集他们的证词，给予保护承诺。同时，尝试与村里那些有威望、相对开明的长辈或外出见过世面的年轻人沟通，争取他们的理解或中立。
3 借助“官方”名义，循序渐进： 不再以“肃清邪教委员会”的强硬面孔直接出现，而是通过郡、面（乡镇）一级的正式政府渠道，以“整顿乡村医疗乱象”、“打击封建迷信诈骗”等更易被接受的名义开展工作。先派医疗队、文化宣传队下乡，提供真正的服务和科普，慢慢建立信任，削弱邪教和宗族头目的影响力。
4 精准打击“七寸”： 一旦证据确凿，且初步争取了部分村民支持后，再选择时机，以地方政府联合执法（委员会力量暗中支持）的名义，对核心头目实施精准拘捕。行动要快，抓捕后立刻带离村庄，避免在村里发生正面冲突。同时，公开宣布其具体罪行（诈骗钱财、害人性命等），并展示证据，让其他村民看清其真面目。
5 后续跟进，防止反弹： 清理头目后，立刻跟进善后。退赔被骗钱财（如果可能），安排正规医疗，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普法宣传，防止其他势力填补真空或头目残余势力反扑。
“这是一场耐心和智慧的较量。”成志贤总结道，“我们要的不是表面上打掉几个村子，而是要真正改变这里的土壤，把被宗族和迷信遮蔽的人心争取过来。刀子要快，但下手要准、要稳，得像刮骨疗毒一样，一点点把烂肉剔掉，而不能把好肉连着一块砍了。”
新的指令下达，委员会的乡村肃清行动进入了更细致、也更考验耐心的“文火慢炖”阶段。调查员们收起制服，换上便装，学着用当地方言唠家常；宣传队带着放映机和科普手册走村串巷；基层干部被要求更主动地深入群众……
进展缓慢，挫折不断，但成志贤知道，这才是根治乡村邪教痼疾的正确路径。在这片政府影响力相对薄弱的“广阔天地”里，他需要使用的不是坦克和大炮，而是更坚韧的耐心、更灵活的策略，以及一把既能剔除恶瘤、又能尽量保全肌体的“手术刀”。这场深入社会毛细血管的战争，注定比城市里的闪电战更加漫长和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