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队坦克履带的轰鸣声和委员会铁腕的精准打击下，釜山地面上的邪教组织，如同被巨型除草机碾过的野草，一片狼藉，元气大伤。这场持续数周、力度空前的“大扫除”，给釜山市民和残余的歪门邪道留下了深刻印象——或者说，心理阴影。（军队的作用更多是威慑）
人们逐渐意识到，这次从首尔来的“钦差大臣”和他领导的委员会，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他们带着警察、特工甚至军队，而在于他们手中那近乎无限的权力。
警察抓人需要证据链，特工行动有时也得遮遮掩掩，军队出动更是需要严格程序。但这个“肃清邪教特别行动委员会”不一样。
他们手里有全小将亲授的“尚方宝剑”，拥有从情报搜集、人员抓捕、证据审核到初步定罪的“一条龙”自主权。效率高得吓人，程序……嗯，他们的程序就是“委员会认定”。
这种集公检法部分权力于一身的模式，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目标时，展现出的威力是毁灭性的。
釜山的邪教残余分子私下流传着一句话：“宁可被警察抓十次，也别被委员会盯上一次。” 因为被警察抓，你还有机会请律师、走程序、拖时间；被委员会盯上，很可能下一秒就被定性为“邪教骨干”、“社会毒瘤”，然后直接“处理”了。
当然，成志贤也并非一味嗜杀。他有自己的底线和“分类处理”原则。
对于那些只是被裹挟参加、洗脑不深、没有实质性恶行的普通信徒，委员会在甄别后，大多予以训诫、罚款或短期社区服务后释放。成志贤对手下说：“我们的目标是铲除毒瘤组织，不是制造恐慌和扩大打击面。这些人更多是受害者，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对于那些被洗脑较深、思想顽固，但尚未犯下严重罪行的中层人员或狂热信徒，成志贤则启动了另一套方案。他利用资源和权限，紧急组建了一个由心理学、社会学专家组成的“思想疏导与矫正团队”。
这些人被集中送到特定的教育营（对外称“社会回归辅导中心”），由专家们进行系统的心理干预、思想矫正和社会价值观重建。虽然过程可能不那么“舒适”，但至少给了他们一个摆脱精神控制、回归正常社会的途径。
成志贤称之为“废物回收再利用，说不定还能炼出点钢来”。
至于那些教派高层、核心骨干、罪行累累的打手、以及像刺杀事件中那种被彻底洗脑的狂热分子？没什么好说的。
证据确凿，罪大恶极，委员会快速裁定，军事法庭（或特别法庭）迅速核准，然后便是清脆的枪声。他们的非法财产，自然被悉数查封、没收，充实了国库，也部分用于补偿受害者和支持“疏导团队”的运作。
这一手“抄家灭派”，既铲除了祸根，又充实了腰包，堪称高效。
釜山本地的官员们，早在成志贤遇刺、军队开进来的时候，就吓得魂飞魄散，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与所有可疑组织的“切割手术”，撇清关系比撇油花还利索。甚至有不少人主动跳出来，充当委员会的“带路党”，积极提供线索，生怕慢了一步就被归入“保护伞”行列。因此，整个行动对釜山本地官僚体系的冲击，反而比预想中小。
当釜山的天空逐渐恢复清朗，街道上再也看不到那些散发怪异传单、眼神空洞的“信徒”时，成志贤将目光投向了下一个目标——仁川。
仁川，这座重要的港口城市和首都圈门户，早已风声鹤唳。釜山发生的事情，通过各种渠道（官方通报、小道消息、乃至夸张的民间传说）早已传遍。那里的邪教组织可没有釜山同行们最初的“硬气”，更多的是惶惶不可终日。
“听说首尔来的‘活阎王’下一站就是我们这儿！”
“完了完了，连军队坦克都出动了！”
“赶紧把账本烧了！把人散了！”
“现在散还来得及吗？委员会好像不怎么看程序……”
“要不……咱们自首？”
仁川的阴暗角落里，弥漫着恐惧和绝望。不少中小型教派开始自动瓦解，头目跑路，信徒作鸟兽散。但也有些自以为根基深厚、或者抱有侥幸心理的，正在做最后的挣扎和隐藏。
成志贤带着他的委员会、部分特殊情报局精锐，以及那支象征意义巨大的坦克部队（部分），浩浩荡荡开赴仁川。他知道，有了釜山的“样板”，仁川的工作可能会“顺利”很多，但也需要防止狗急跳墙和更隐蔽的抵抗。
站在前往仁川的车队前，成志贤对身边的影一和朴秘书笑了笑：“看来，咱们的‘恶名’已经传开了。也好，省了不少口水。告诉仁川方面，准备接驾吧。希望他们能比釜山的朋友们……更懂事一点。”
仁川的“大扫除”，在一种山雨欲来的压抑气氛中，即将拉开序幕。而这一次，很多“蟑螂”可能连露面抵抗的勇气都没有了。
时间进入三月。月初的签到如期而至，这次获得的是一支35人的顶尖雇佣兵团队，同样自带绝对忠诚属性。成志贤看着这份“国际人才”清单，摸了摸下巴。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嗯……国内暂时用不上这么多‘专业人士’，放着也是浪费。”他略一思索，便有了主意。他通过系统指令，将这支新到的雇佣兵团队，连同之前12月签到获得的那支35人顶尖雇佣兵小队，合并整编，组成了一支更具规模的“国际安保公司”（名义上）。
然后，他利用自己日益广阔的情报网络和某些隐秘渠道，将这支70人的精锐队伍，悄无声息地派往了此时正战火纷飞、机会与风险并存的中东地区。
指令很简单：低调渗透，建立据点，搜集情报，必要时接受“特殊”委托，最重要的是——合法（尽可能）地赚钱，并寻找机会发展壮大。 这算是成志贤在海外布下的一枚闲棋冷子，或许将来能派上大用场。
处理完这件“小事”，他将注意力转回国内的肃清行动。
仁川的邪教组织果然“不负众望”，跪得比想象中还快。或许是被釜山的坦克履带和委员会的狠辣手段彻底吓破了胆，没等成志贤的大队人马完全展开，许多组织就已经自行解散，头目潜逃，留下些小鱼小虾和一堆烂摊子。
委员会的调查和抓捕工作，在仁川本地官员（急于表现）的“积极配合”下，推进得异常顺利，几乎没遇到像样的抵抗。不到一周时间，仁川地面主要的邪教势力就被清扫一空，效率高得让成志贤都觉得有点“不过瘾”。
“看来恶名也是有好处的，至少能省不少子弹和口水。”成志贤在离开仁川前，对朴秘书如此评价。
下一个目标是东南部的重要城市——大邱。这里的民风相对保守，情报显示，邪教组织在这里的存在形式也与釜山、仁川不同。他们不那么张扬，不搞大规模街头活动，更像是一种深入社区的、低调的渗透和心灵控制，根子扎得深，但表面上风平浪静。
“这种藏在皮肤下面的暗疮，比表面的脓包更难处理。”成志贤在前往大邱的车上分析，“不能再用坦克开路那一套了，容易打草惊蛇，也容易误伤。得用细筛子，慢慢筛，一点点把沙子里的铁屑吸出来。”
抵达大邱后，成志贤没有立刻大张旗鼓地行动。他召开了委员会会议，决定改变策略。
“金科长，”他看向审讯与心理专家金在俊，“大邱的情况比较特殊，需要精细操作。你擅长心理分析和线索深挖，这里的扫尾和深耕工作，就交给你来主导。委员会和当地警方资源随你调配，但要记住——稳、准、细。我要的不是一时的干净，是要把这里的土壤都翻一遍，确保没有漏网之鱼，也没有死灰复燃的空间。”
“是！主席！保证完成任务！”金在俊推了推眼镜，眼中闪过一丝如同发现新猎物般的专注光芒。对他而言，对付这些隐藏很深的“心理操控者”，比对付那些喊打喊杀的狂信徒更有挑战性，也更能发挥他的“专业特长”。
成志贤在大邱坐镇几天，确定了行动基调和金在俊的初步方案后，便留下大部分人手，自己带着核心团队和部分护卫，前往下一个目标——大田市。
大田的情况，又有所不同。这里是重要的科技和工业城市，邪教组织往往与部分官员、甚至一些企业主有着较深的利益绑定，形成了更复杂的保护网。他们或许不敢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但掩盖罪行、通风报信、施加阻力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然而，这一次，面对携带着“釜山模式”威名、手握“自主定罪”尚方宝剑、身后还隐隐有军队阴影的成志贤委员会，大田的这些“地头蛇”和“保护伞”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无力。
他们不敢铤而走险。刺杀？想想釜山那个枪手的下场，以及随之而来的钢铁洪流，就让人不寒而栗。公开对抗？那等于是把“造反”的标签自己贴到脑门上，正好给了委员会动用“最终手段”的借口。
于是，大田的邪教组织和他们的关联者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种策略：掩盖与蛰伏。
可惜，他们低估了成志贤的决心和委员会的能力。在成志贤看来，这种“装死”行为，不过是把显性的脓疮暂时压成了暗性的肿瘤，危害可能更大。
抵达大田后，成志贤看着当地提交上来（经过美化）的“邪教组织已基本肃清”报告，冷笑一声。
“一手拿着剑（武力威慑），一手拿着圣旨（自主权），他们以为把头埋进沙子里，我就看不见了？”他对朴秘书和影一吩咐道，“通知委员会各小组，还有我们的人，撒开网，从经济往来、通讯记录、人员社会关系、甚至垃圾处理记录入手，给我一寸一寸地挖！他们想冬眠？我就把他们从洞里一个一个揪出来，看看是他们的龟壳硬，还是我的锤子硬！”
大田的“静默战争”，在一种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的态势下，悄然展开。委员会如同一台精密的探测仪，开始扫描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可疑角落。而那些自以为隐藏得很好的“地头蛇”们，很快就会发现，在绝对的信息优势和降维打击般的权力面前，他们的“蛰伏”有多么可笑和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