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府一号会议室的穹顶很高，水晶吊灯散发着柔和而明亮的光，照在擦得锃亮的会议桌上，能倒映出每个人凝重的表情。
上午九点整，人已经到齐了。
长条会议桌的主位坐着高育良，他的左手边是林卫华和省府相关部门官员——国资委副主任刘明、工信厅副厅长张建国、人社厅副厅长王芳。右手边依次是京州市副市长丁义珍、光明峰项目指挥部的两名工作人员，再往右是大风厂的代表：蔡成功、郑西坡、高东辉、曹小明。对面是汉东服装学院的梁国庆院长和王教授。
会议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出风口微弱的嗡鸣声。但这种安静里有一种压抑感，像暴雨前的闷热空气，让人觉得透不过气来。
高育良的目光缓缓扫过在座的人。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复杂——丁义珍拿着厚厚的文件夹，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封皮；蔡成功坐得笔直，但嘴唇紧抿，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珠；郑西坡这个老工人今天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胸前那枚褪色的厂徽别得端端正正，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桌面，像是在思考什么沉重的事情。
作为穿越者，高育良太清楚今天这个会议的重要性了。在原剧中，大风厂的拆迁补偿问题处理不当，直接导致工人烧伤、群体事件、企业倒闭、家庭破碎。而现在，他要做的就是在悲剧发生之前，把这个问题妥善解决。
但妥善解决，谈何容易？一边是城市发展的大局，一边是一千二百多个工人的生计；一边是法律法规的刚性要求，一边是群众利益的合理诉求。这个平衡点，很难找。
“各位，”高育良开口了，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清晰，“今天我们开这个会，议题很明确——大风厂的拆迁问题。”
他顿了顿，让这个议题的重量在每个人心中沉淀。
“大风厂在光明峰项目规划区内，按照项目进度，需要在六个月内完成搬迁。但搬迁不是简单的一拆了之，它涉及土地补偿、资产处置、职工安置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更重要的是——”
高育良的目光看向蔡成功和郑西坡：“它涉及一千二百三十八名职工的命运，涉及一千二百多个家庭的生计。”
这话说得很重，也很实在。蔡成功的心中一紧。他知道，今天的会议，将决定大风厂的未来，决定工人们的未来。
“所以今天我们把各方都请来，”高育良继续说，“政府方面，有负责政策的部门；企业方面，有大风厂的管理层和职工代表；技术方面，有服装学院的专家。我们要一起商量，找一个既符合政策、又顾及民情的解决方案。”
他说得很诚恳，没有官腔，没有套话。会议室里的气氛稍微放松了一些。
“义珍同志，”高育良看向丁义珍，“你是光明峰项目总指挥，拆迁工作由你具体负责。你先介绍一下情况吧。”
丁义珍深吸一口气，站了起来。他今天穿得很正式，深色西装，深色领带，整个人显得很干练。但他心里其实很忐忑——大风厂的拆迁，是个烫手山芋。拆得好，是政绩；拆不好，就是炸药桶。
“高省长，各位领导，各位大风厂的同志，”丁义珍的声音很平稳，但仔细听能听出一丝紧张，“下面我代表光明峰项目指挥部，汇报一下大风厂的拆迁补偿方案。”
他打开文件夹，里面是厚厚的一摞材料。
“首先说明，这个方案是严格按照国家和省里的相关政策制定的。我们参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汉东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等法规文件，也参照了京州市近年来类似项目的补偿标准。”
他说得很官方，每一句都在强调政策的合法性和合规性。这是他的习惯——先把政策依据说清楚，避免后续争议。
蔡成功的心提了起来。政策，法规，标准……这些词听起来很正确，但也很冰冷。他不知道，在这些冰冷的词汇背后，工人们的命运会被如何安排。
郑西坡紧紧握着拳头。这个老工人经历过太多事情，他知道，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但很多时候，执行政策的人，只看到了政策的刚性，忘记了人的温度！
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身上。
丁义珍清了清嗓子，声音稍微提高了一些：“根据政策规定，并结合大风厂的实际情况，我们拟定的职工安置补偿标准是——每位在职职工，补偿三到四万元。具体金额根据工龄长短区分，工龄越长，补偿越高。”
“三到四万”这个数字说出口的瞬间，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蔡成功的脸“唰”地一下变得惨白。他放在桌子下的手开始发抖，他用力握住，指甲陷进了掌心的肉里，但他感觉不到疼。他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砸了一下。
三到四万？一千二百个工人，就算按最高标准四万算，也就四千八百万。就算加上土地、厂房、设备的补偿，总共能有多少？六七千万？可大风厂欠银行的贷款就有一千两百万，欠供应商的材料款三百多万，欠职工的各种费用……这些钱还完，还能剩多少？
更重要的是，工人们拿了这三四万补偿，以后怎么办？他们大多四五十岁了，出去找工作谁要？这三四万能花几年？花完了怎么办？
这些问题像潮水一样涌进蔡成功的脑海，让他几乎窒息。
郑西坡的反应更直接。这个老工人猛地站起来，身体因为激动而微微发抖。他的嘴唇在颤抖，想说什么，但一时说不出来。他的眼睛红了，不是想哭，是愤怒，是绝望，是那种被逼到绝境的无助。
“丁……丁市长，”郑西坡的声音嘶哑，“您……您再说一遍？多少？”
丁义珍的表情很复杂。他知道这个数字对工人们意味着什么，但他必须按照政策来。政策就是这样规定的，他不能擅自提高标准。
“郑主席，”丁义珍的声音放软了一些，“是按照政策来的。三到四万，这是标准。”
“标准？”郑西坡的声音突然拔高了，“丁市长，我在大风厂干了四十年！四十年啊！我从十八岁进厂，今年五十八了，我把一辈子都给了大风厂！现在厂子要拆了，我拿着三四万块钱，我能干什么？我能去哪里？”
他说得很激动，眼泪终于流了下来。那不是软弱的眼泪，是悲愤的眼泪。
“我儿子还没结婚，等着我攒钱给他买房。我拿着这三四万，我能干什么？我能活几年？”
会议室里死一般寂静。只有郑西坡压抑的哭声，像刀子一样扎在每个人的心上。
高东辉低下了头。曹小明紧紧咬着嘴唇。几个工人代表都红了眼眶。
丁义珍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理解郑西坡的心情，但他不能改变政策。他看向高育良，眼中有一丝求助。
高育良静静地听着，看着。作为穿越者，他早就知道会是这个局面。在原剧中，正是因为补偿标准过低，工人们不满，最后矛盾激化，酿成悲剧。而现在，他不能让历史重演。
但他也知道，丁义珍没有错。他是在执行政策，是在按规矩办事。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政策本身，出在那个“三到四万”的标准，对大风厂这样的老国企工人来说，太低了。
“郑主席，您先坐下。”高育良的声音很温和，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郑西坡擦了擦眼泪，慢慢坐下了。但他看着高育良的眼神，充满了期待，也充满了绝望的挣扎——他希望高省长能说点什么，做点什么。
“义珍同志，”高育良看向丁义珍，“你继续。全厂一千二百人，按照这个标准，总共需要多少补偿款？”
丁义珍翻到下一页，上面有详细的计算：“按照我们初步统计，大风厂在职职工一千二百三十八人。平均每人补偿三万五千元左右。加上部分特殊情况的调整，总共需要安置补偿款约三千五百万元。”
“三千五百万。”高育良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