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一九九七年六月，巴黎戴高乐机场。
下午四点的阳光从巨大的玻璃幕墙斜射进来，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光影。空气里有种混合的味道——咖啡的焦香、香水的甜腻、还有空调系统过滤后那种干净但略显干燥的气息。
林建国站在行李转盘旁，手紧紧抓着推车的把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他穿着件崭新的深蓝色夹克——是儿子特意给他买的，说是出国穿得体面些。但此刻他觉得自己像个误入别人家客厅的孩子，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周围是各色皮肤的人，说着他完全听不懂的语言。大屏幕上滚动着看不懂的文字和航班信息。行李转盘嗡嗡作响，一件件行李箱转出来，被不同的人取走。一切都陌生得让人心慌。
“爸，别紧张。”林修远走到父亲身边，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跟着我就行。”
林建国点点头，没说话。他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北京到哈尔滨，坐的是绿皮火车，硬座，一晚上。现在一下子飞到地球另一头，脚下隔着九千多公里，他觉得自己的魂儿好像还没跟上来。
李秀兰紧紧挨着丈夫，一只手抓着推车，另一只手挽着女儿的胳膊。她今天穿了件米色的针织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但脸色有点苍白。每次有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从身边走过，她都会不自觉地往女儿身后躲一躲。
林晓月倒是很兴奋。她今年二十五了，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法语，这次旅行她既是家人也是翻译。此刻她正踮着脚尖，在一堆行李箱里寻找自家的那个：“看见了吗？黑色的，上面系着红绳的那个……啊！在那儿！”
她小跑过去，吃力地把一个二十八寸的大箱子拖下来。林修远赶紧过去帮忙。
“哥，你看！”林晓月指着箱子侧面的一个小贴纸——那是出发前她贴上去的，画着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旁边用中法文写着“北京-巴黎”。
“挺好的。”林修远笑了笑，把箱子放到推车上。
苏嫣然推着另一辆推车过来，车上放着两个小点的箱子和一个随身背包。她今天穿了条浅灰色的连衣裙，外面套了件薄开衫，看起来很从容。
“人都齐了？”她问。
“齐了。”林修远数了数，“五个箱子，一个背包。走吧，车在门口等着。”
一家人推着行李车往外走。林建国走在最前面，背挺得笔直，像是在执行什么重要任务。李秀兰紧紧跟着，眼睛却忍不住左右瞟——机场商店橱窗里那些精致的点心、五颜六色的糖果、还有她不认识的品牌的香水瓶，都让她觉得新奇又陌生。
“妈，你看那个，”林晓月凑到母亲耳边，指着一家巧克力店的展示柜，“那是法国最有名的巧克力，叫‘歌剧院’。等咱们安顿下来，我给你买一块尝尝。”
“贵不贵啊？”李秀兰小声问。
“不贵不贵。”林晓月笑嘻嘻地说，“我哥请客。”
走出机场大门，六月的巴黎空气扑面而来。不像北京夏天那种干燥的热，这里的空气湿润温暖，带着青草和隐约的花香。阳光很亮，但不像北京的阳光那样刺眼，而是柔和地洒在皮肤上。
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停在路边。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法国人，会说一点简单的中文，看见他们出来，赶紧下车帮忙放行李。
“林先生，欢迎来到巴黎。”司机接过林修远递过去的小费，笑容更真诚了，“酒店已经安排好了，在第七区，离埃菲尔铁塔很近。”
车子驶上高速公路。林建国坐在窗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外面。田野、村庄、偶尔掠过的城堡式建筑、还有远处天际线隐约可见的城市轮廓……一切都和他生活了六十多年的北京不一样。田里的庄稼不是玉米小麦，而是一排排整齐的葡萄藤；农舍不是红砖灰瓦，而是尖顶的石砌房子；连天空的颜色，都好像比北京的蓝得更……清澈？
“爸，感觉怎么样？”林修远从前排回过头。
林建国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天……真蓝。”
就三个字，但里面包含了太多东西。
李秀兰也看着窗外，忽然轻轻“呀”了一声：“那是什么塔？”
所有人都顺着她的手指看去。远处，在巴黎城区的天际线上，一座铁塔的尖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枚插在大地上的银色长针。
“那是埃菲尔铁塔。”林晓月赶紧解释，“巴黎的标志，三百多米高呢。”
“那么高啊……”李秀兰喃喃道，“怎么建的？”
“用铁，一万八千多根铁件，二百五十万个铆钉。”林晓月如数家珍，“建了两年，一八八九年完工的。”
林建国听着，没说话。他脑子里在算：一万八千根铁件，二百五十万个铆钉……这得用多少工，费多少料？他们那个年代，建个三层楼都要动员全厂力量。人跟人，国跟国，真是不一样。
车子驶入市区。街道变窄了，两边是四五层高的老建筑，外墙是米黄色或浅灰色的石头，窗台上摆着鲜花，有些窗户还是古老的木百叶窗。咖啡馆把桌椅摆到人行道上，人们坐在那里，一杯咖啡，一份报纸，能坐一下午。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他们……都不上班吗？”李秀兰看着那些悠闲的客人，有些困惑。
“现在是下午茶时间。”林晓月说，“法国人很注重休息的。”
林修远从后视镜里看着父母。父亲的手依然紧紧抓着膝盖，母亲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和一点点不安。他知道，这次旅行对他们来说，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次认知的冲击——原来世界上还有人是这样生活的，原来城市可以是这样建的，原来下午是可以什么都不做、就坐在街边喝咖啡的。
酒店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是栋十九世纪的老建筑，外面看起来平平无奇，但里面装修得很精致。大堂不大，铺着暗红色的地毯，墙上挂着油画，角落里摆着鲜花。前台是个戴眼镜的年轻姑娘，会说英语，办理入住时一直保持着得体的微笑。
房间在四楼，有两间套房，中间有个小客厅相连。林建国和李秀兰住一间，林修远夫妇住一间，林晓月单独住一间小点的。
打开房间门，李秀兰又“呀”了一声。房间不大，但布置得很雅致。雕花的木床，丝绒的窗帘，墙上挂着风景油画，卫生间铺着黑白相间的小瓷砖，浴缸是古典的爪脚式。
“这……这得多少钱一晚啊？”她小声问儿子。
“不贵。”林修远把行李箱推进来，“您别操心钱的事，好好玩就行。”
放好行李，简单洗漱后，一家人到楼下的小餐厅吃晚饭。餐厅只有七八张桌子，每张桌上都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银质餐具和玻璃酒杯。菜单是法文的，林晓月给大家翻译。
“前菜有鹅肝、蜗牛、洋葱汤。主菜有牛排、羊排、鱼。甜点有焦糖布丁、马卡龙……”
李秀兰听得直皱眉：“蜗牛？那东西能吃？”
“妈，尝尝嘛。”林晓月怂恿道，“来都来了。”
最后点了洋葱汤、牛排、焦糖布丁，还有一瓶矿泉水。林建国本来想喝酒，被李秀兰瞪了一眼，只好作罢。
菜上得很慢。等前菜的时候，一家人就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街道。天色渐晚，路灯一盏盏亮起来，暖黄色的光晕在石板路上铺开。行人不多，偶尔有情侣手牵手走过，有老人牵着狗散步，有骑着自行车送外卖的小伙子，车筐里插着一束花。
“这儿……真安静。”林建国说。在北京，这个时间街上正是热闹的时候，车喇叭声、自行车铃声、小贩的叫卖声，混在一起，吵得人头疼。而这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
“巴黎就是这样。”林晓月说，“白天热闹，晚上安静。大家下班就回家，或者去咖啡馆坐坐，不慌不忙的。”
洋葱汤上来了，装在白色的瓷碗里，表面盖着一层烤得焦黄的芝士。李秀兰用勺子小心地舀了一勺，吹了吹，送进嘴里。
“怎么样？”林晓月期待地问。
“嗯……”李秀兰品味着，“有点甜，有点咸，芝士很香。好喝。”
林建国也尝了一口，点点头：“是不错。”
牛排烤得恰到好处，切开时里面是粉红色的，肉汁饱满。林建国吃了一块，又一块，最后把盘子里的汁都用面包蘸着吃干净了。
“这牛肉嫩。”他评价道，“比咱们那儿的嫩。”
“法国的牛肉很有名的。”林晓月说。
焦糖布丁端上来时，李秀兰眼睛亮了。金黄色的焦糖脆壳，用小勺子轻轻一敲，咔嚓一声裂开，下面是滑嫩的布丁。她吃了一口，眼睛都眯起来了：“甜，但不腻。好吃。”
林晓月得意地笑了：“我就说嘛，来法国必须吃焦糖布丁。”
吃完饭，天还没完全黑。林修远提议去塞纳河边走走。
“不远，走路十五分钟。”他说。
一家人沿着安静的街道慢慢走。巴黎六月的夜晚很舒服，不冷不热，微风拂面。路过一家面包店，橱窗里摆着各式各样的面包和甜点，刚出炉的香气飘出来，勾得人走不动道。
“买点明天的早饭？”林修远问。
“好啊好啊。”林晓月第一个响应。
最后买了一根法棍、几个可颂、还有几个水果塔。店主是个胖胖的老太太，不会说英语，但笑得很慈祥，用纸袋仔细装好，还多送了一个小马卡龙给林晓月。
走到塞纳河边时，天边最后一抹晚霞正好消失。埃菲尔铁塔亮起了灯，金色的光芒在夜色中熠熠生辉，像一座巨大的灯塔。河水是深蓝色的，倒映着两岸的灯火和铁塔的光影，波光粼粼。
桥上，有几个年轻人在弹吉他唱歌，旋律轻快，歌词听不懂，但能听出里面的快乐。远处有游船缓缓驶过，船上的游客举着相机拍照，闪光灯像小小的星星。
林建国站在河边，看了很久。他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北京的护城河还没填，夏天也常在河边乘凉。那时候水是清的，能看见鱼，岸边有柳树，风吹过来，柳枝拂过水面，荡起一圈圈涟漪。后来河填了，盖了楼，修了路，那样的夜晚就再也没有了。
而现在，在离家九千多公里的地方，他又站在了一条河边。河水不一样，灯光不一样，连空气里的味道都不一样。但那种安静的、缓慢的、让人心里踏实的感觉，却好像是一样的。
“爸，想什么呢？”林修远走到父亲身边。
林建国转过头，看着儿子。路灯下，儿子的脸有些模糊，但眼神很清晰，像小时候那样，干净，明亮。
“我在想，”林建国慢慢说，“世界真大。”
就四个字，但林修远听懂了。
他点点头：“是啊，真大。”
所以他们要出来看看。不是炫耀，不是享受，就是看看——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有多少种活法，有多少种可能。
然后回去，更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珍惜什么。
远处，埃菲尔铁塔整点闪烁，金色的光芒如瀑布般流淌下来，引来桥上游客的一阵欢呼。
林建国看着那片金光，忽然笑了。
笑得有点生疏，但很真实。
“明天，”他说，“咱们上去看看？”
“好。”林修远也笑了，“明天上去看看。”
夜色渐深，塞纳河的水声潺潺。
一家人慢慢往回走，手里提着面包袋，影子在石板路上拉得很长。
巴黎的夜晚很温柔。
而他们的旅行，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