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城市的升级带来的不只有便利，还有从各方面凸显出来的问题。
马明达是一个普通的外卖骑手，此时他的单子马上就要超时了，他拧着眉头，死死盯着手机导航app上那条刺眼的红色路线，以及旁边不断跳动的预计送达时间。
因为星海接入了交通系统，所以几乎所有的导航软件在新区的效率都大幅度降低，官方也只提供了星海的接口，让导航软件能够第一时间知道道路的变化情况，不过现有的导航算法都是基于之前的静态数据，一旦发生动态变化，几乎所有的导航软件都会失效。
而绝大多数的外卖骑手就是受到影响最大的群体。
马明达骑在车子上，看着即将超时的订单，他感觉一股火直冲脑门。
“搞什么鬼！这条路平时这个点根本不堵！”他忍不住骂了一句。
他说的没错，他正行驶在清河路上，这是一条双向四车道的次干道，连接着几个大型住宅区和商业区。
平时早高峰虽然车多，但凭借他灵活的走位和对路况的熟悉，总能钻缝抢出几分钟。但今天，这条路简直成了停车场
原因就出在前方那个不大的十字路口，他不知道的是，“星海”为了确保两公里外主干道的绝对畅通，因为那里承载着通往市中心和高新区的内核通勤流量，所以权衡之下对周边路网进行了一系列“优化”。
虽然是做出了全局最优的解法，但是对于局部地区就变得非常不友好了，清河路左转进入抚顺街的绿灯时间，被压缩到了仅仅15秒，除非他闯红灯，否则这一波轮不到他过去，而且导航上则是让他绕行前方300
米右转，经支路抵达，马明达看了一眼就气笑了一一那条支路窄得只能容一辆车通过，而且是个老小区，里面路况复杂，随时可能被临时停放的车辆堵死，进去就是死路一条。
这也能看得出来，现有的导航软件完全无法适配星海对道路的调度。
“操！”眼看着送达时间进入倒计时，马明达猛地一拧电门，试图从右侧的非机动车道挤过去。这是他和其他骑手惯用的方法。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就在他的电动车前轮刚压上非机动车道线时“嘀——！”
复合杆上的摄象头瞬间捕捉到他的违规行为，并通过rsu单元，向他手机里的导航app发送了一条实时警告：“警告：您已驶入非机动车道，该行为已被记录。请立即返回机动车道，连续三次违规将自动上报至平台，将吊销您的驾驶证。”
马明达猛地捏紧刹车，冷汗都出来了。这系统连这个都管？！他以前也偶尔会被交警抓到，但大多是批评教育，现在这ai直接威胁到他的饭碗了！
他被迫退回长长的车流末尾，眼睁睁看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他身后，其他几个骑手也同样焦躁不安，骂声一片。
“这什么狗屁智能交通！越智能越堵！”旁边一个戴着黄色头盔的年轻骑手狠狠踹了一脚自己的电动车支架，“我这张单要是超时，这个月的全勤奖就没了！就差这一单！”
“就是为了让开车的老板们舒服，不管我们死活了！”一个皮肤黝黑的中年骑手愤愤地接口，他指着远处畅通的主干道，“你看那边，车子开得飞起！凭什么就得把我们这些小电驴堵死在这小路上？这系统就是看人下菜碟！”
“完了，这单肯定超时，又要被扣钱，白跑一趟！”
“谁说不是呢！”年轻骑手立刻附和，“上次让我绕进那个城中村，结果里面修路，我扛着车出来的！跟平台申诉，屁用没有，就说按导航走！”
“再这么下去，这碗饭没法吃了。”中年骑手重重地叹了口气。
随着发声的人越来越多，这些声音，开始汇集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民意，传递到了“九州”项目组。
李主任、周的等人不得不面对一个尖锐的问题：当全局最优与个体公平产生冲突时，“星海”该如何决择？或者说，人类该如何引导“星海”进行决择？
而且外卖员的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九州”项目组会议室里，大屏幕上显示着近段时间从社交媒体、市民热线和舆情监测系统汇总出来的信息。
李主任揉了揉眉心，将一份报告推到会议桌中央：“情况大家都看到了。星海”均通行效率提升了18，主干道拥堵指数下降了35，这是实打实的成绩，但是同样的，我们也遇到了不少问题，目前反馈最集中、最强烈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影响着我们数量庞大的电动车、自行车用户和行人。”
李主任朝着一旁的交通工程师点头示意。
后者点点头，随后大屏幕上切换到一个复杂路口的示意图。
“这是我们收到投诉最多的解放路—科技园路口”。”一位交通工程师解释道，“星海””的选择。”
画面切换到一段被改造过的道路。
“这是清河路”的一段，我们为了提高机动车道的通行效率，取消了原本的非机动车道，改为机非混行”。”
工程师指着图纸，面露难色，“星海”的数据模型认为，该路段非机动车流量不足以”独占一条车道，本来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但是大家都知道，骑手不可能象机器一样守规矩，所以就发生了很多的不愉快，但还好没发生什么交通事故，这也得益于星海的管理。”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点是对于外卖配送员来说非常难受的地方，为了保持道路通畅，星海”严格控制路侧临时停车，这本来也是好事，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很多地方的非机动车道都有随意停车的问题，这对于行人和大多数通过电瓶车自行车通勤的人来说是好事，但对于外卖、
快递这些依赖临时停靠的行业来说，是致命的。”
负责对接物流行业的专员补充道，“系统规划的指定卸货区”往往距离楼宇入口还有一段距离，而且数量有限，骑手们要么冒着被拍的风险违停，要么就得长途跋涉，这直接导致了配送效率的下降和他们的怨气上升。”
“除此之外，为了彻底实现人车分流，提升车辆速度，星海”在一些路口取消了平面斑马线，强制行人和使用两轮车的骑手使用过街天桥或地下信道，这对于年轻人或许不是问题，但对于老人、残疾人、推着婴儿车的父母，以及那些骑着沉重电动车的骑手来说，是极大的不便和不公，我们是在用一部分人的不便”，去换取另一部分人的效率”。这种设计，本质上缺乏人文关怀。”
李主任点点头：“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问题内核在于，我们初期的星海”模型和相应的道路设计，视角过于单一，主要服务于四轮”的效率，而忽略了城市交通参与者中数量更为庞大的两轮”和双腿”的合理须求与体验，我们打造了一个对汽车更友好的城市，却在无意中恶化了许多市民的出行环境，现在，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平衡点。”
周昀看着看着大屏幕上的图表：“李主任说得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倒退，放弃效率，而是要让星海”在做出决策的时候适当的考虑一下其他方面的因素，不能唯效率至上，其实这并不困难，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输入的目标函数过于笼统。我们把交通效率”等同于机动车通行效率”，这是错误的，城市交通的效率，应该是所有参与者总出行体验的最优化。”
“首先，我们必须进行数据颗粒度的细化和价值权重的重新赋值。
第一，区分出行目的与车辆类型。不能在模型里把一辆通勤的私家车和一辆正在送急救药品的电动车等同视之，我们需要接入更多数据维度，比如，通过与外卖平台的数据交互，识别出正处于配送状态的骑手，他们的时间权重在特定时段、特定路在线就应该被动态调高。
第二，引入公平性约束”条件，在优化算法中，添加硬性约束。例如，任何一条道路的改造，不能使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平均绕行距离超过某个阈值；任何信号配时方案，不能使特定群体的等待时间超过可接受的范围，当然这不是软性建议，而是必须遵守的交通法规”。
“”
第三，创建动态路权分配机制，路权不应该是静态的。在早晚上下班高峰，公交和班车享有最高路权；
在午间和傍晚的送餐高峰，在内核商业区、写字楼局域，可以临时设立配送优先信道”或延长允许临时停靠的时间窗口，这需要星海”具备更精准的时空预测和实时调度能力。”
周昀想了想继续道：“还有一点我的个人看法，对于外卖这一行业我个人还是比较尊重他们的，毕竟我自己也有时候会点外卖，对于我个人来说，他们超时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对我来说没什么关系，我也不会因此差评，但是对于骑手来说，这个超时的代价就比较高了，所以我有一个问题，最终评判服务体验的到底是用户，还是所谓的外卖平台？
第二个，虽然我对外卖骑手没什么恶意，但是每次我在非机动车道汽车的时候，总能遇到一些飞驰的电动车，最关键的是，他们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逆行的，而且很少刹车，基本都是把喇叭当刹车来用，我认为这必须要做出一些限制，总之我想说的是，优化民众们的生活体验是我们的责任，但是遵守规则，是广大民众们应该尽到的义务，所以关于交通规则的执行上面，我觉得可以更加严格一点，送餐效率低，大家可以一起想一些安全的办法，这绝对不是他们违反交通规则的理由。”
周昀这番话在会议室里引发了更深的思考，他没有将问题简单归结为“系统”与“骑手”的对立，而是尖锐地指出了更复杂的社会协作层面和个体行为责任的问题。
李主任赞许地点点头：“周总师说到了关键点上，优化体验是我们的责任，遵守规则是公民的义务，这两者缺一不可，更不能相互替代，我们不能因为要照顾骑手的效率，就纵容交通违规行为，那会制造更大的不安全和不公平；
同样，也不能因为要严格执法，就忽略了他们合理的生存须求，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既能提升效率、又能保障安全、还能被各方接受的最优解”。”
“没错，对于交通规则的严格执行，我们完全赞同。星海”现有的感知和记录能力已经足够强大，接下来我们可以做得更精准、更有效：
第一，高危行为重点管控。像周总师提到的逆行、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快速行驶等行为，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并实时发出更严厉的警告，同时记录在案。对于多次违规、屡教不改者，交管部门可以联动平台，采取约谈、学习乃至暂停其接单资格等措施。
第二，设立宽容阈值”与教育引导”。对于轻微或者因道路设计缺陷被迫产生的违规，系统可以首次以教育和警告为主，但对于明确的高危故意行为，则必须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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