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江临舟与吴雄飞在京州市委博弈时，燕京中组部与国资委也正在角力。
燕京，国家委大楼，第三会议室。
与会人员的人员只有三位，但都是咳嗽一声，绝大部分官员都要抖三抖的大佬。
张振国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企业改革局局长。
周秉义中组部副部长，干部五局局长。
吴思远中央编办三司司长，负责经济部门机构设置。
会议室窗明几净，但茶香掩盖不住话语间的锋芒。
张振国指节轻叩着桌面上的方案稿，率先开口道。
“诸位同志，统一认识是前提。
设立‘国企职工权益保障局’，是回应社会关切、完善治理的必要举措。
我们国资委的意见很明确，接受中组部的提议。
但要求机构必须设在国资委体系内，实行以垂直管理为主、地方协管为辅的双重领导。
具体而言，省局局长由总局提名考察，地方有推荐权，但任免权在总局。
这是确保其能超脱地方利益，真正为国履职、为职工负责的根本保证。”
张副主任略微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道。
“就像纪检监察和反贪系统一样，独立性是有效性的生命线。
我们不能设一个一开始就可能被‘协调’掉的机构。”
张副主任还是想抓住主导权，这就是前几次商议的重要分歧。
但多省地方省委的意见，是中组部必须考虑的重要立场。
周秉义缓缓旋开保温杯，喝了一口茶，声音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语调开口。
“振国主任的担忧，我们充分理解。但‘独立性’不能脱离‘有效性’空谈。
事情发生在地方，矛盾化解在地方，机构若不能深度融入地方治理体系，恐怕会水土不服，甚至形成新的‘两张皮’。”
说着，他调出一份数据图，投影在屏幕上。
“大家看，近三年涉及央企子公司的重大劳资纠纷，87的初期调解和事态稳控是由地方人社、信访、公安乃至街道完成的。
吴思远适时插话，扮演着调和者的角色道。
“编制层面也需要考量。
完全垂直管理，意味着从总局到省局一套独立的人、财、物体系，编制压力巨大，与当前精简、高效的原则也不完全吻合。
地方的编制池子和管理经验，是现实资源。”
张振国依然不为所动，依旧坚持道。
“编制和磨合问题可以克服。但原则问题不能退让。
如果省局局长由地方主导任免，他的考核升迁主要系于地方。
那么当维护职工权益触及地方重要税源、影响gdp时，他还能坚持原则吗？过去有许多的教训案例。”
周秉义等的就是这句话，再度开口，语调依然平稳，但每个字都加重了分量。
“说到案例教训，振国主任，我们最近都高度关注一个典型案例——汉东省京州能源事件。”
会议室空气骤然一凝，三方随身记录员笔都是一顿。周秉义略微停顿，继续道。
“京州能源一家央企三级子公司，因为经营困境引发大规模职工上访，震动地方。
而追根溯源，其困境与数年前一笔高达四十七亿元的煤矿资产收购案有关。
这里是否存在决策失误、甚至其他问题，目前正受到广泛关注。”
周部长没有用“腐败”“违规”等定性词，但“四十七亿”这个数字和“广泛关注”这个表述，在此刻的语境下，比任何指控都更有力量。
“这个案例，恰恰引发了更深层的思考：现有的、以垂直管理为主的监管体系，为何未能及早预警和阻止可能存在的问题？
当问题最终在地方爆发、由地方承受压力时，地方却缺乏足够的制度性权力进行前置干预和有效监督。
这难道不是一种权责不对等吗？”
张振国的脸色，变得有些僵硬。
他当然知道“四十七亿事件”，即便目前仅是调查初期，逻辑链条尚未完全坐实。
但在这个层面的博弈桌上，事件的“存在”与“逻辑可能性”本身，就是一枚沉重的筹码。
它直接削弱了国资委坚持“现有垂直体系足够有效”的立场。
吴思远顺势接过话头，语气里带着忧虑道。
“正是基于这类案例引发的反思，以及近期多个省份的强烈呼声，我们认为需要一种新的制衡。
完全将机构下放给地方，固然不妥；但维持过强的垂直，也可能忽略地方治理的复杂性和主动性。
中组部提出的方案：机构作为省国资委内设局，局长高配为省国资委副主任，业务上接受国务院国资委总局指导。”
“这等于放弃了人事任免核心权！业务指导太虚弱了！”张振国试图做最后抵抗。
这时，周秉义出示了一份，让张振国这个副主任都心寒的，非正式情况汇总。
“振国主任，请看。
鲁东、滇越、蜀中、西江等七个省份，近期已经以安全生产检查、环保督察、土地合规审查等名义。
对部分央企子公司的扩建、环评等项目采取了事实上的暂缓或更严格审查措施。
如果我们在机构设置上不能充分考虑地方的关切和诉求，最终损害的将是国有资产，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布局和整体利益。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化解矛盾、协同地方的机构，而不是一个可能激发新对立的机构。”
周部长将手中的材料，推向张振国，语气放缓，却更显坚定道。
“给地方一个名正言顺的‘抓手’，同时通过高配局长级别和明确的业务指导关系，保留中央的调控力和影响力。
这是目前最可能达成共识、也最有利于问题解决的方案。
总局的人事任免权，可以转化为对局长人选的‘审核备案否决权’和强有力的业务考核权，同样能施加关键影响。”
张振国沉默了，望向窗外，燕京的天空有些灰蒙。
中组部不仅握有“四十七亿”这把软刀子，更掌握了多省联合行动的硬态势。
国资委的立场，在“维护垂直管理权威”，与“防止央地关系恶化、国有资产运营环境受损”之间，必须做出痛苦的权衡。
坚持前者，国资委可能会失去更多。
沉默了漫长的几分钟后，张副主任收回目光，声音带着一丝疲惫，妥协道。
“局长由地方提名、考察、任免，但任命前须报总局审核备案，总局享有一票否决权。
总局制定统一的业务规范、考核标准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省局执行情况纳入局长个人及省国资委年度考核核心指标。
此外，涉及跨省央企或特别重大案件的协调权，仍由总局直接掌握。”
这个谈判结果，几乎是全面接受了中组部的框架。
只在审核备案、考核和保留有限直接权力上，为垂直体系留下了几道细细的“安全绳”。
周部长与吴司长交换了一个眼神，微微点头。
这场央地博弈的大部队可以散场了，至于其他还不到他们操心。
他们只要达成了大框架构建，具体完善自有下属去完成。
“可以。审核备案和一票否决权，体现了总局的监督职能。
业务考核与挂钩机制，能保障执行力。中组部原则同意。”
吴思远也颔首道，“编办方面认可这个权责设计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张振国深吸一口气，多场的谈判，最后还是逃不了这结果。
“好吧，原则上，就按这个方向，拟定具体方案吧。
京州能源的问题，要作为该机构职能的第一次实战检验。”
“理应如此。”周秉义点头，表示同意。
会议结束周秉义与吴思远先离开，张振国独自在会议室坐了一会儿。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落幕了，国资委让渡了关键的人事任免实权，换取了机构的尽快设立和央地关系的暂时缓和。
从今天起，地方国资委的权柄箱里，多了一件名为“职工权益保障”、可以指向任何一家央企子公司的合法器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