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典故标题
苏洵焚稿（亦作“焚稿明志”“焚旧稿而兴新学”）
二、典故出处
“苏洵焚稿”的核心史实与典故记载，主要见于以下权威典籍，形成了完整的文献佐证链条：
- 《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宋·欧阳修撰）：作为苏洵挚友与伯乐，欧阳修在墓志铭中详述其“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为焚稿后的苦读经历提供了第一手佐证。
- 后世文人笔记与地方志（如《眉山日报》相关史料考证）：进一步丰富了焚稿的背景细节，明确其焚烧的是“应付科举的声律记问之文”，凸显了典故的思想转折意义。
这些典籍从正史、文人笔记、启蒙读物到墓志铭，多维度印证了“苏洵焚稿”的真实性与影响力，使其从个人经历升华为承载“知耻后勇、厚积薄发”精神的文化典故。
三、典故含义
“苏洵焚稿”的表层含义，是北宋文人苏洵在科举屡败后，毅然焚烧自己多年来为应试而作的数百篇旧稿，以示与功利化、浅薄化的过往写作彻底决裂。其深层内涵可拆解为三个核心维度：
- 决绝的自我革新：焚稿并非否定过往的努力，而是对“为功名而文”的浮躁心态与浅薄学识的彻底反思。一把大火烧掉的是迎合科考的僵化文字，更是束缚思想的功利枷锁，彰显了“不破不立”的勇气与决心。
- 深耕的治学态度：典故的核心精神在于“焚稿”后的“苦读”——苏洵以焚稿明志，立下“不读透圣贤之书，绝不轻易下笔”的誓言，通过五六年闭门苦读，贯通六经百家，印证了“厚积薄发”的治学真理。
- 价值的重新定位：苏洵焚稿后放弃了对科举功名的执着，转而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学术理想，最终以《六国论》《权书》等传世之作，实现了从“应试文人”到“千古文宗”的蜕变，诠释了“人生价值不在功名，而在真才实学”的深刻内涵。
如今，这一典故常用来勉励人们：无论年龄大小、过往如何，只要能正视不足、勇于革新、潜心积累，就能突破自我局限，实现人生的逆袭与升华。它既激励着“大器晚成”者坚守初心，也警示着人们远离浮躁、深耕细作的重要性。
四、故事描述
（一）眉山浪子：二十七岁前的蹉跎岁月
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苏洵出生于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的一个书香门第。苏家虽是当地望族，却并非世代为官，直到苏洵的兄长苏涣考中进士，才为家族挣得“科举功名”的荣耀。与兄长的勤勉好学不同，苏洵的青年时代，几乎是在“不学无术”的浪荡中度过的。
年少时的苏洵，天性叛逆，不喜拘束，对枯燥的儒家经典和科举应试之学毫无兴趣。父亲苏序对这个儿子颇为宽容，并未强迫他读书科举，这让苏洵更加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十七八岁的年纪，同龄人都在寒窗苦读、备战科考时，苏洵却整日呼朋引伴，或游山玩水、饮酒作乐，或打猎交友、虚度光阴。他并非没有才华，偶尔兴起时也会提笔作文，但多是随性而为的浅薄文字，从未想过要深耕学问、建功立业。
街坊邻里见他如此，虽碍于苏家的颜面不便明说，但私下里都惋惜“苏家这二公子，怕是要辜负了好家世”。苏洵自己也浑浑噩噩，从未意识到时光的珍贵，直到二十七岁这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刺激”，才彻底击碎了他的浪荡梦。
这一年，苏洵的兄长苏涣从官任上回乡省亲。苏涣当年考中进士时，曾轰动整个眉山，如今衣锦还乡，更是引得十里八乡的人争相庆贺。看着兄长被乡邻簇拥、赞誉有加的模样，看着父亲脸上骄傲的笑容，再看看自己身边渐渐长大的长子景先（苏轼尚未出生），苏洵的心中第一次涌起强烈的愧疚与惶恐。他猛然惊醒：自己已经二十七岁，早已过了“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纪，上不能光耀门楣、孝敬父母，下不能为儿女树立榜样、撑起家庭，半生蹉跎，一事无成，这样的人生，与行尸走肉何异？
更让他刺痛的是，一次与友人闲谈时，有人无意间提起：“明允（苏洵字）之才，本不输令兄，奈何荒废时日，如今怕是再难追赶了。”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狠狠砸在苏洵的心上。他回到家中，看着书房里堆积的万卷藏书——那是父亲多年来精心收藏的典籍，却被自己束之高阁、蒙尘已久；再翻出自己年少时写下的几篇文章，字迹潦草，内容浅薄，满是无病呻吟的浮华辞藻，连自己都不忍卒读。
那一刻，苏洵彻底醒悟了。他意识到，人生从来没有“来不及”，只有“不开始”。二十七岁虽然错过了最好的读书年华，但只要从现在开始发愤图强，总好过一辈子浑浑噩噩。于是，他当着妻子程氏的面，郑重立下誓言：“从今日起，闭门苦读，从头学起，若不成材，誓不罢休！”
程氏是一位贤明聪慧的女子，多年来一直默默支持着丈夫，从未因他的浪荡而抱怨。如今见丈夫终于幡然醒悟，她既欣慰又心疼，当即表示：“夫君放心读书便是，家中琐事、抚养孩儿之事，有我在，绝不让你分心。”妻子的支持，给了苏洵莫大的鼓舞，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发愤苦读的决心。
然而，真正的转变并非一帆风顺。起初，苏洵试着像少年学子一样研读经书，但多年的荒废让他基础薄弱，很多典籍读起来晦涩难懂，常常刚读几页就昏昏欲睡。更让他挫败的是，习惯了浪荡生活的他，很难静下心来长时间专注学习，总是坐不住、心不宁。有好几次，他都想放弃，想回到过去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一想到兄长的荣耀、父亲的期盼、妻子的支持，想到自己立下的誓言，便又咬牙坚持了下来。
为了强制自己静心，苏洵开始给自己制定严苛的学习计划：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洗漱完毕后便进入书房，闭门不出，直到深夜才休息；谢绝一切应酬，断绝与酒肉朋友的往来，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读书中；遇到不懂的问题，便四处寻访名师请教，哪怕路途遥远也在所不惜。就这样，在妻子的悉心照料与自己的顽强坚持下，苏洵渐渐进入了学习状态，读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从最初的“被迫苦读”变成了“主动求知”。
（二）科考碰壁：应试之文的深层反思
经过一年多的苦读，苏洵自认为学识已有长进，便决定参加科举考试，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也希望能通过科考实现人生的逆袭。北宋的科举制度分为进士科和茂才异等科（即制科），进士科侧重诗赋策论，茂才异等科则更注重考生的特殊才学与治国方略。苏洵信心满满地报名参加了进士科考试，他觉得自己这一年多来博览群书，写出来的文章即便不如名家，也足以应对科考。
然而，考试的结果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他名落孙山了。看着张榜名单上密密麻麻的名字，却唯独没有“苏洵”二字，苏洵的心里五味杂陈。他不甘心，认为或许是自己运气不佳，或是准备不够充分。于是，他又报名参加了茂才异等科的考试，这一次，他倾尽所学，精心撰写策论，将自己对古今治乱、天下大事的思考都融入其中。
可命运似乎又和他开了一个玩笑，茂才异等科的考试，他再次落榜。接连两次的失败，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苏洵心中的火焰。他回到家中，闭门不出，反复琢磨自己失败的原因。是自己的学识还不够渊博？还是自己的文笔不够精妙？他翻出自己为应试而写的数百篇文章，一篇一篇地仔细研读，越读越觉得羞愧难当。
这些文章，大多是为了迎合科举考试的“声律记问之学”而作。为了符合考试的格式要求，他刻意堆砌辞藻，追求对仗工整、声律和谐，却忽略了文章的思想内涵与实际价值；为了讨好考官的审美，他模仿当时流行的浮华文风，内容空洞无物，缺乏自己的见解与思考。用他后来的话说，这些文章都是“饥寒穷困乱其心，而声律记问又从而破坏其体”的“文字垃圾”，连自己都不满意，又怎么能打动考官、流传于世呢？
苏洵渐渐明白，自己失败的根源，并非学识不足，而是治学的方向错了。他为了追求功名，陷入了科举制度的僵化框架中，为文而文，失去了做学问的本心。北宋的科举制度虽然为寒门子弟提供了晋升之路，但到了苏洵所处的时期，其弊端也日益显现：考官过于看重声律、格式等表面功夫，忽视了文章的思想深度与实际能力，导致很多有真才实学却不善迎合的人被埋没。苏洵深知，自己的专长在于策论，在于对天下大事的分析与思考，而不是对声律记问的死记硬背，如果继续沿着科举应试的道路走下去，即便再考十次、百次，也很难成功。
此时的苏洵，陷入了人生的低谷。他已经三十多岁了，半生蹉跎，两次科考失利，前途渺茫。很多人都劝他：“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不如放弃读书，安心在家打理产业，抚养儿女，何必再自寻烦恼？”甚至有人嘲笑他“不自量力”“晚学无用”。面对这些质疑与嘲笑，苏洵也曾迷茫过、痛苦过，但他并没有就此消沉。他想起了自己二十七岁时的醒悟，想起了自己苦读一年多的艰辛，他不甘心就这样放弃自己的理想。
经过多日的深思熟虑，苏洵做出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决定：放弃科举功名，不再为应试而写作，而是回归治学的本心，潜心研读圣贤经典，探求古今成败得失的道理，写出真正有思想、有价值的文章。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做的，就是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决裂——烧掉那些迎合科考、浅薄无用的旧稿，以焚稿明志，坚定从头再来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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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烈火明志：焚尽旧我，重塑新知
那是一个深秋的午后，眉山的天空阴沉压抑，仿佛预示着一场重大的变革。苏洵的书房里，堆满了他多年来为应试而写的文稿，整整几大箱，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与纸张的陈旧气息。这些文稿，承载着他过去的希望与努力，也记录着他的迷茫与失败。
苏洵凝视着这些文稿，眼神复杂而坚定。他没有丝毫犹豫，转身对妻子程氏说：“这些文章，都是我为功名而作，浮华浅薄，留之无用，不如烧掉，也好让我彻底静心，从头开始。”程氏深知丈夫的性格，一旦做出决定，便不会轻易改变。她看着丈夫眼中的决绝，没有劝阻，只是默默点了点头，转身去准备火盆。
很快，一个黄铜火盆被端到了院子中央。苏洵亲自将一箱箱文稿搬到院子里，整齐地堆放在火盆旁。他深吸一口气，拿起几捆文稿，轻轻放入火盆中，然后点燃了一根火把，小心翼翼地凑近。火苗瞬间窜了起来，舔舐着纸张，发出“噼啪”的声响。随着火势越来越旺，苏洵不断将文稿投入火中，浓烟滚滚，呛得他不住地咳嗽，但他的眼神却始终坚定，没有一丝动摇。
熊熊的烈火将苏家的院子映照得通红，也照亮了苏洵的脸庞。围观的乡邻们议论纷纷，有人不解：“这些文稿都是苏先生多年的心血，怎么说烧就烧了？”有人惋惜：“这么多文章，就算应试无用，留着也是个念想啊！”还有人嘲笑：“怕是考不上进士，气急败坏才烧了文稿吧！”面对这些议论，苏洵充耳不闻，他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些文稿在火中化为灰烬，仿佛在目送过去的自己远去。
火盆中的火苗渐渐微弱，最后化为一堆黑色的灰烬。苏洵走上前，用木棍轻轻拨了拨灰烬，确认没有残留的文稿。那一刻，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仿佛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他知道，自己烧掉的不仅仅是几百篇文章，更是功利心的束缚、浮躁的心态和失败的阴影。这场大火，是对过去的告别，更是对未来的承诺——从此，他将不再为功名所累，只为探求真理而读书，只为抒发己见而写作。
焚稿之后，苏洵兑现了自己的誓言，开始了长达五六年的闭门苦读。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断绝了与外界的大部分联系，全身心投入到圣贤经典的研读中。此时的他，已经年过三十，精力和记忆力都不如少年人，但他有着成年人的沉稳与执着，有着明确的治学目标，所以比任何人都更加刻苦。
他制定了详细的读书计划，从《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入手，再到《六经》、诸子百家学说，最后是历朝历代的史书典籍，逐一研读，绝不囫囵吞枣。为了真正读懂、读透，他独创了“八面受敌读书法”——每读一本书，都只专注于一个方面的问题，比如第一次读只关注政治得失，第二次读关注兵法谋略，第三次读关注人物品行，如此反复研读，直到将书中的精华全部吸收。这种读书方法虽然耗时费力，却能让人对书籍有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
读书累了，苏洵就用冷水洗脸提神；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查阅大量的参考资料，或者写信向远方的名师请教；他还坚持做读书笔记，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心得体会一一记录下来，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在这五六年里，苏洵“到家不再出，一顿饿十年”，书房里的灯火常常彻夜不熄，他的身影在灯光下显得格外专注而坚定。
妻子程氏默默地支持着他，悉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为他营造了安静的治学环境。有时，孩子们会好奇地跑到书房门口，想看看父亲在做什么，程氏都会轻声提醒他们：“不要打扰父亲读书。”苏洵也并非完全不顾家庭，他会在读书之余，抽出时间教导苏轼、苏辙兄弟读书写字，将自己的治学方法和人生感悟传授给他们，为“三苏”的传奇埋下了伏笔。
经过五六年的潜心苦读，苏洵的学识发生了质的飞跃。他不仅精通了六经百家之说，更对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的道理有了深刻的洞察；他的思想变得深邃，胸襟变得开阔，笔下的文字也褪去了浮华，多了几分厚重与犀利。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为应试而写作的浮躁文人，而是一位胸有丘壑、心怀天下的学者。
（四）厚积薄发：文动京师，名垂青史
嘉佑元年（1056年），已经四十八岁的苏洵觉得自己的学识积累已然成熟，是时候走出眉山，向世人展现自己的才华了。这一年，他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和十九岁的苏辙，父子三人一同前往京师汴京（今河南开封），准备将自己多年来潜心撰写的文章呈给朝廷，寻求知音与认可。
初到汴京的苏洵，人地生疏，没有任何背景与门路。但他对自己的文章充满信心，他知道，这些文章都是自己心血的结晶，是真正有思想、有价值的作品。经过多方打听，苏洵得知翰林学士欧阳修是当时文坛的领袖，为人正直，爱惜人才，便决定将自己的文章呈给欧阳修审阅。
苏洵精心挑选了《几策》《权书》《衡论》等二十二篇代表作，郑重地送到了欧阳修府中。他没有奢求得到什么官职，只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得到这位文坛泰斗的认可。欧阳修起初对这位来自眉山的不知名文人并没有太多期待，但当他翻开苏洵的文章，立刻被其中深邃的思想、犀利的见解和老练的文笔所吸引。
在《六国论》中，苏洵以史为鉴，深刻分析了六国灭亡的原因，指出“弊在赂秦”，并借古讽今，警示北宋朝廷不要重蹈覆辙，其见解独到，论证严谨，字字珠玑；在《权书》中，他探讨了兵法谋略、治国之道，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主张，展现了卓越的政治眼光与军事才能；在《衡论》中，他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科举制度、官员选拔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言辞恳切，切中时弊。
欧阳修越读越赞赏，不禁感叹道：“贾谊、刘向之流，不及也！”他认为苏洵的文章“博辩宏伟”，既有古人的风骨，又有自己的创新，是北宋文坛多年来未见的佳作。于是，欧阳修当即决定向朝廷举荐苏洵，并亲自撰写推荐信，盛赞苏洵的才华。他还将苏洵的文章刊印出来，分发给朝中的士大夫们，一时间，苏洵的文章在京师广为流传，士大夫们争相传阅，纷纷称赞其才华，“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形成了“苏氏文风”的热潮。
宋仁宗得知后，也亲自阅读了苏洵的文章，对其才华大加赞赏，有意授予他官职。但苏洵此时已经看淡了功名，他更看重的是自己的文章能够得到认可，自己的思想能够得以传播。后来，在欧阳修等人的反复劝说下，苏洵才接受了朝廷授予的“霸州文安县主簿”这一闲职，主要负责编纂书籍，这让他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与写作。
与此同时，苏洵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也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同登进士第，一时之间，“三苏”之名传遍京师，成为当时文坛的一段佳话。有人羡慕地说：“苏家父子三人，皆有盖世之才，真是千古罕见！”也有人感慨道：“苏明允（苏洵字）大器晚成，真是应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
此后，苏洵继续潜心治学，笔耕不辍，写下了更多传世佳作。他的文章不仅在当时影响深远，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苏轼、苏辙一起，苏洵被列入“唐宋八大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他的“焚稿明志”“闭门苦读”的故事，也被后人广为传颂，成为激励无数人知耻后勇、潜心积累的励志典范。
嘉佑五年（1060年），苏洵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参与编纂《太常因革礼》。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于汴京，享年五十八岁。宋仁宗追赠他为光禄寺丞，欧阳修亲自为他撰写墓志铭，高度评价他的一生与才华。苏轼、苏辙兄弟扶着父亲的灵柩，千里迢迢返回眉山，将他安葬在故乡的土地上。
苏洵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二十七岁始发愤，三十余岁焚稿明志，四十八岁名动京师，五十余岁成为文坛宗师。他的经历告诉我们，人生的觉醒从来都不分早晚，只要有正视不足的勇气、破釜沉舟的决心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就能突破自我，实现人生的逆袭。那场焚烧旧稿的大火，不仅烧掉了他的过去，更照亮了他的未来，也为后世留下了一段“断舍过往，以笔铸史”的千古传奇。
如今，眉山的“三苏祠”中，苏洵的塑像依然静静矗立，凝视着远方，仿佛在诉说着那段励志的往事。“苏洵焚稿”的典故，早已超越了历史本身，成为一种精神象征，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无论身处何种困境，无论过往多么不堪，只要敢于告别过去、潜心积累，就一定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