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中下旬的风雪，像是被东线战场的血色浸透，刮过明斯克以西犬牙交错的战线时，卷着战壕里的冻土与弹片，发出呜咽般的嘶吼。此时的苏德两军，正被零下四十度的酷寒钉死在雪原之上——德军的长管四号坦克发动机冻得无法启动，苏军的士兵也裹着厚厚的棉表，双方的炮火在严寒中陷入沉寂，唯有狙击手的冷枪，偶尔划破这片冰封的对峙。
而在战线后方一千多公里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灯火正彻夜通明。红墙之外，街垒上的沙包覆着白霜，防空炮的炮口指向漆黑的夜空；红墙之内，斯大林的办公室里，壁炉烧得噼啪作响，将这位苏联最高统帅的身影投在墙上，拉成一道坚毅的长影。他指尖夹着的烟斗腾起袅袅青烟，目光落在桌上那份刚破译的情报上——“美利坚合众国已于12月8日对轴心国宣战”。
“美国人终于入局了。”斯大林低沉的嗓音在房间里回荡，他转过身，看向站在桌前的莫洛托夫，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现在，是时候把所有反法西斯的力量攥成一个拳头了。我提议，1942年1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国际军事会议。让所有同盟国的最高领袖都来，我们要敲定来年的协同作战计划，彻底撕碎阿道夫的野心。”
莫洛托夫眉头微蹙，手里的钢笔顿了顿：“同志，英国人那边恐怕不会轻易同意。丘吉尔向来对我们心存戒备，他绝不会愿意把如此重要的会议，放在一个康米主义国家。
“他有的选？”斯大林冷笑一声，走到巨大的作战地图前，手指重重地戳在明斯克的位置上。地图上，红蓝两色的箭头在这座城市以西纠缠成一团乱麻，那是数月来苏德两军反复拉锯的痕迹，“正是因为莫斯科顽强抵抗，才更该是会议的举办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在承受着f的炮火；这里的每一个军民，都在为战争流着血。在这里开会，才能让全世界看到，我们苏联没有退缩，反f同盟的心脏，应当是莫斯科！”
他顿了顿，眼神锐利如刀：“告诉丘吉尔，要么来莫斯科共商大计，要么就看着同盟国各自为战，英国被轴心国击破。现在的形势，由不得他挑三拣四。”
不出所料，当苏联的会议提议通过外交渠道传到伦敦唐宁街10号时，丘吉尔几乎是立刻拍了桌子。
这位叼着雪茄的英国首相，正看着北非战场的战报，听闻斯大林的提议后，猛地将雪茄摁灭在烟灰缸里，语气激动：“荒谬！简直是荒谬！莫斯科现在就是个前线堡垒，德军的轰炸机随时可能飞临上空。他斯大林是想把我们所有人都当成靶子吗？”
他踱着步子，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声音里满是不满：“我提议，会议应该放在中立国，伊朗的德黑兰就很好，安全、中立，交通便利。或者干脆放在伦敦！我们大英帝国的首都，有足够的能力接待所有代表，也能让世界看到，反f战争的指挥中枢，在伦敦！”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连忙附和：“首相说得对。把会议放在莫斯科，等于让苏联掌握了会议的主导权。我们不能让斯大林借着会议的机会，向全世界宣扬他的意识形态。”
三军参谋长们也纷纷点头，他们更担心的是军事机密的泄露——毕竟莫斯科距离明斯克前线太近，谁也无法保证，会议期间会不会有德军的间谍混进来。
于是，一场隔空的博弈就此展开。
斯大林的复电措辞强硬而直接：“莫斯科是战争的前线阵地，也是同盟国团结的象征。如果英国执意要更换地点，那么这场会议，将失去它原本的意义。苏联将独自承担起东线的作战任务，至于西线何时开辟第二战场，那就请英国自己决定吧。”
这番话，恰好戳中了丘吉尔的软肋。
此刻的英国，正承受着德军潜艇的海上封锁，北非战场的战事也陷入胶着，急需苏联在东线继续牵制德军的主力。
如果斯大林真的撒手不管，那么英国面临的压力，将呈几何级数增长。更重要的是，罗斯福总统已经明确表态，支持斯大林的提议——美国刚刚参战，急需与苏联协调对德对日的作战策略，对于他们而言，会议的地点远没有协同作战的实效重要。
一边是苏联的寸步不让，一边是美国的鼎力支持，丘吉尔纵有万般不愿，也不得不做出让步。
12月24日，平安夜的钟声在伦敦响起时，丘吉尔的回电终于传到了莫斯科：“英国政府同意于1942年1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国际军事会议，望此次会议能为同盟带来实质性的进展。”
消息传来，克里姆林宫内一片振奋。斯大林看着电报，嘴角终于露出一丝罕见的笑容：“很好。现在，让我们准备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吧。”
会议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世界各个战场。
美国代表团由罗斯福总统亲自率领，这位坐在轮椅上的总统，带着太平洋战场的硝烟与工业强国的底气，踏上了莫斯科的土地；东煌代表团的代表们，带着东方战场的浴血奋战的血泪，期盼着能在会议上争取到更多的军事援助；英国代表团则由丘吉尔亲自带队，这位首相走下专机时，看着莫斯科街头那些穿着单薄军装却眼神坚定的苏联士兵，脸上写满了复杂的神色——他曾是坚定的反苏者，如今却不得不与斯大林并肩作战。
而在这份长长的参会名单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中美联合苏维埃共和国，其代表是桑地诺。
1936年，托洛茨基与桑地诺携手建立的这个红色政权，盘踞在尼加拉瓜、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的土地上，自成立之日起，便与美国支持的独裁势力展开了殊死搏斗。当莫斯科的邀请函寄到马那瓜的总统府时，托洛茨基正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热带雨林。
他的手里捏着邀请函，指尖因用力而泛白，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厌恶：“丘吉尔也会去？那个老牌的帝国主义者，当年在殖民地犯下的罪行，简直罄竹难书。我对他没有任何好感，更不想和他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虚与委蛇。”
站在他身后的桑地诺闻言，微微一愣：“托洛茨基同志，您不去吗？这可是一次向世界展示我们力量的机会。”
“我老了，经不起横跨大洋的颠簸了。”托洛茨基摆了摆手，转过身时，脸上的皱纹里刻满了岁月的风霜，眼神却依旧锐利，“而且，我去了，难免会和丘吉尔发生冲突，这对会议的团结没有好处。你去，桑地诺同志。你是这个国家的缔造者之一，你代表的是中美联合苏维埃共和国的意志，是中美洲革命者的尊严。”
他拍了拍桑地诺的肩膀，语气郑重：“你要告诉斯大林，告诉罗斯福，告诉所有参会者，我们虽然地处中美洲，但我们的心，和所有反f的战士紧紧连在一起。我们愿意贡献出所有的力量，直到把f主义彻底埋葬。”
桑地诺郑重地接过邀请函，将其揣进怀里，眼神坚定如铁：“请您放心，我一定不辱使命。”
1941年12月的最后几天，莫斯科的风雪似乎小了些。克里姆林宫周围的街道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积雪被堆成了整齐的雪堆，路边的白桦树上，挂起了红色的横幅，上面用俄中英法多种文字写着“反f同盟万岁”的字样。苏联的工兵部队连夜抢修了机场的跑道，后勤部门则为各国代表团准备了足够的防寒衣物——他们知道，这些来自温暖地区的代表，恐怕难以忍受莫斯科的严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