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卫王德彪的继续叙述：
“过了三日，宋先生又来了，我守在书房外。宋先生进去时，脸色很沉，手里拿着一份文件，他关门的动作不重，但整个走廊都能感觉到那种气压。”
“里面说话声音不大，断断续续。我只能偶尔听到几个词‘面粉价格’、‘航运封锁’、‘前线将士’、‘良心’大概过了二十分钟，宋先生的声音忽然高了一些，我清楚地听到一句：‘中正！当年你办是怎么和孙先生说的？将士不可一日无粮！你现在在做什么？’”
“然后是长久的沉默。最后，宋先生出来时，脸色依旧沉，但校长没有送出来。我进去收拾时，看到校长一个人站在窗前，背对着门，站了足足有十分钟。书桌上，那份文件摊开着，是经济部关于‘统制物资’导致民生物资价格飞涨的内部报告，上面有宋先生手写的批注和数据。校长的烟灰缸里，多了三个刚摁灭的烟头。”
蒋明抬起头：“王德彪说，那是他记忆中，极少数敢当面训斥校长的、且校长没有发作的人之一。宋先生离开后，校长取消了当天所有行程。”
蒋友缓缓点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你看过关于戴笠的那段吗？”
“1946年初，上海。戴老板——戴笠——怀疑宋载仁先生的航运公司‘私自夹带敏感物资’，可能通共。没有确凿证据，但他派人扣了仁记航运的两艘刚抵港的货轮，说要‘彻查’。”
“宋先生当天下午直接去了上海警备司令部。戴老板也在。根据当时在场的司令部参谋李文斌晚年的回忆，宋先生进门时，戴老板还坐在沙发上，没有起身。”
“宋先生走到戴老板面前，把手里的文明杖‘咔’一声顿在地上。他盯着戴老板，说了这么一段话：‘雨农，那年，你在上海组建军统站，行动队的三日经费、藏身处的粮食，是谁连夜调拨给你的？你的命，那年值多少袋面粉？’”
“戴老板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宋先生继续说：‘你今天扣我的船，可以。查，也可以。但查不出你要的东西，明天我就让全上海的报纸都知道，你戴雨农的命，是面粉换来的。你看委员长是信你，还是信我？’”
“李文斌回忆，戴笠的手在抖。最后，戴笠站起来，对宋先生微微欠身：‘宋公息怒，是一场误会。’当天晚上，两艘货轮放行。一周后，戴笠亲自登门道歉，但宋先生托病未见。”
蒋明读完，长出一口气：“戴笠是何等人物能让他如此失态且认怂的，宋载仁是独一个。”
蒋友的指尖轻轻敲击著紫檀木的茶几边缘，这是蒋家男人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阿明。”蒋友的声音带着一种历史透视的疲倦，“宋载仁的资本，是三重的一一”
“第一重，金钱。他是国民党早期最大的金主，北伐、抗战，每一阶段都有他的钱。这钱不是捐赠，更像是‘投资’，而投资者是有权过问‘公司’运营的。
“第二重，政治渊源。他资助孙先生的时间，比很多国民党元老入党时间都早。在党内，尤其在早期同盟会转国民党那批元老心中，宋载仁是‘恩公’，是‘自己人’。
这批元老，很多在抗战时期仍是党内山头，比如于右任、李济深、冯玉祥这些人，表面上尊敬校长，但内心对宋载仁的敬重，可能更深。因为宋载仁只给钱，不直接争权，反而显得‘超然’、‘有古风’。”
“第三重，”蒋友顿了顿，眼神锐利起来，“道德资本。他做生意有信誉，资助革命不求官职，抗战时倾力保后方物资，几乎散尽家财。在民族大义上，他无可指摘。
这样的人，校长动不了。
动他，就是动国党的早期历史，动抗战的功臣，动元老们心中最后一点‘江湖道义’。”
蒋明接道：“所以宋婉如能进机要位置，恐怕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能力，更是这些元老们集体默许甚至推动的结果？算是一种对宋载仁的‘回报’？”
“不止如此。”蒋友摇头，“根据家族里一些更隐晦的记录，这批元老中，有不少人对校长后来的专权、对宋美龄家族过度亲近美国、把持财政和外交是有看法的。
他们支持宋婉如——这位恩公之女，有能力、有国际视野、又得到孙夫人欣赏的年轻女性——进入核心，未尝不是希望她能成为一个平衡点，或者另一种可能性的象征。”
他叹了口气：“这才是校长最恐惧的。一个宋美龄，已经代表了美国资本和外交路线。
如果再有一个宋婉如，背后站着本土实业巨鳄父亲、党内元老势力、孙夫人的道义认可，甚至还有罗总同那一点点欣赏的‘国际印象’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权力结构内部，可能出现一个他无法完全控制的、具有多重合法性的潜在中心。”
蒋明感到脊背发凉：“所以，当宋婉如可能和某位身份同样特殊的人物结合，甚至有了孩子”
“那就是噩梦中的噩梦。”蒋友闭上眼，“那个孩子的血脉，将汇聚国民党早期金主的资本、元老派的政治遗产、可能还有更复杂的法统渊源。
这个孩子如果被承认、被利用，在某些历史关头，可能具备理论上挑战校长‘唯一继承人’地位的资格。
虽然只是理论上，但在政治中，理论上的可能性，就足以让人夜不能寐。”
茶室陷入长久的沉默，只有雨声。
“所以，家族档案里，关于宋婉如离开大陆后的去向，关于那个孩子父亲的具体信息”蒋明试探著问。
“要么被彻底销毁，要么存放在极少数人知道的地方。”蒋友睁开眼，目光如潭，“祖父，蒋二代晚年，有一次酒后对极亲近的人说过一句话，被记录了下来。”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复述：
“‘父亲一生，有三件不能提的事。
第一件是早年对日妥协的细节；
第二件是1947-1949年的某些决策；
第三件就是宋载仁女儿和那个孩子。那不是家事，那是国党的根子事。提了，有些债，就得还；有些噩梦，就会醒。’”
蒋明彻底明白了。
为什么蒋家对宋然的存在如此冷淡，如此讳莫如深。
因为这不仅仅关乎一段可能的情感纠葛，更关乎国民党政权最原始的权力债务、合法性来源，以及深埋在历史尘埃下的、关于“谁更有资格继承”的恐怖幽灵。
宋载仁是资助者，也是债权人。
宋婉如是凭证，也是可能性。
而宋然是这个债务与可能性的活生生的结晶。
对于蒋家而言，这不是历史，这是尚未完全结清的账目，是一个在基因和历史中双重延续的——
噩梦。
“那现在鹰酱宋家掀开这件事，我们有限回应之后”蒋明看向堂兄。
蒋友望向窗外漆黑的雨夜，缓缓道：
“我们把球，踢回给了对岸。现在压力在龙国，在那位宋然将军身上。他的反应，将决定这段历史的‘现代价格’。
而我们只能等待，并祈祷这场风暴，不会把我们家族最后一点历史的遮羞布，彻底撕碎。”
“毕竟，”他收回目光，露出一丝苦涩至极的笑意，“有些噩梦，是会遗传的。”
雨更大了。
茶已凉透。
而历史债务的利息，正在这个夜晚，悄然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