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涛的行动力惊人。到任后的第一周，他的身影就出现在了浩南经开区、西部光伏基地、和怀市的传统产业园区，甚至跑到了几个偏远的国家级贫困县。他的调研风格与北川过去的领导截然不同。
他不喜欢事先安排好的“盆景”，经常临时改变路线，直接走进企业车间、项目工地，甚至随机拦住路边的农户聊天。
提问极其专业和尖锐，数据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效益要追问到产业链上下游和最终市场。
“这个新能源电池项目的能量密度是多少？循环寿命测试数据拿给我看。”
“光伏扶贫的补贴资金，省、市、县各级配套比例是多少？到农户手里有没有延迟？发电收益是如何分配到村集体和个人的，账目公开了没有？”
“这条高速公路的造价，比邻省同类项目高出15，原因是什么？是地质条件更复杂，还是材料成本更高，或者有其他因素？”
陪同调研的于洋飞、黎明等地市和省厅官员，常常被问得汗流浃背。他们习惯了汇报“总体向好”“稳步推进”“成效显著”这类宏观词汇，在郑国涛这种刨根问底、数据说话的风格面前，显得有些准备不足。
一次在考察浩南跨江大桥项目时，郑国涛指着施工图问交通厅长：“这个桥墩的抗震设计标准，是基于哪一年的地质勘测数据？我看最近五年，这条断裂带的活动频率有所增加，设计参数是否需要动态调整？”
交通厅长支吾着说会后让设计单位再做复核。郑国涛当即脸色一沉：“安全是头等大事，不能等会后！现在就联系设计院负责人，我要听他们当面汇报。
现场气氛瞬间降至冰点。
胡步云当时也在场，他出面打了个圆场，让交通运输厅立刻去落实，但心里对郑国涛这种不留情面、当场发难的行事作风，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半个月后，郑国涛与胡步云进行了第一次正式工作会谈。
地点在郑国涛的省长办公室。
办公室已经重新布置过，张悦铭时代的仿古家具和茶具不见了，换成了简约现代的办公桌椅和书柜，墙上挂着一幅北川省地图和一幅世界经济形势图，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新皮革混合的味道，干净、高效，但也透着点冷冰冰的距离感。
两人隔着茶几坐下，秘书上好茶后便退了出去。
“步云书记，这段时间调研下来，感触很深啊。”郑国涛率先开口，语气是客气的，“北川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打下这么好的基础，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新兴产业布局方面，你功不可没。浩南都市圈的规划，很有前瞻性。”
“国涛省长过奖了，都是在省委领导下，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胡步云微笑着回应，姿态放得很低，“北川底子薄，历史包袱重，不用点非常规的手段，很难在区域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有时候，为了抢抓机遇，难免需要在程序和规矩上做一些灵活的变通。”
他主动提到了“变通”，既是解释，也是一种试探。
郑国涛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没有喝。
“步云书记的魄力，我早有耳闻。‘变通’当然需要，特区建设之初，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他放下茶杯，目光直视胡步云，“当发展进入新阶段，‘变通’不能成为破坏规则、滋生风险的借口。任何发展，都必须建立在尊重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的基础上。我初步看了一些项目，投入巨大，有些杠杆率偏高，后续的市场风险和债务风险，需要高度警惕啊。”
他话说得委婉，但意思明确：你胡步云过去那套“猛冲猛打”“特事特办”的模式，在我这里行不通了，我要的是规范、可控、可持续。
胡步云脸上的笑容淡了些，身体微微前倾：“国涛省长，规矩的重要性我完全同意。但北川的情况特殊，机遇窗口期稍纵即逝。如果事事都要等规矩完全健全、风险绝对可控，那我们可能永远都在追赶，永远落后一步。有些风险，是在发展中出现，也必须在发展中解决。当初搞浩南都市圈，反对的声音也不少，现在看，效果是好的嘛。”
他是在强调“发展成果”为“非常规手段”背书，也是在暗示，他胡步云的决策，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