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未遂的“仙人跳”风波，如同投入湖中的石子，涟漪过后，表面迅速恢复了平静。无论是李一清一行，还是厂方乃至汉东方面，都极有默契地不再提及此事，调研工作按部就班地继续推进。
在随后的几天里，李一清带着祁同伟和蒋帆更深入地走访了厂区的各个角落。他们不仅与管理层座谈，也深入到车间一线，与老师傅、普通工人交谈。祁同伟注意到一个叫王文革的老师傅，技术精湛，对厂子有着深厚的感情，言谈间满是对过往辉煌的怀念与对现状的忧虑；还有一个名叫郑西坡的工会小干部，有些文化，喜欢写写画画，对厂里的经营和管理有自己的看法，却人微言轻。
这些鲜活的面孔，让祁同伟对这家工厂的理解不再仅仅停留在冰冷的数据和前世的记忆上。
调研接近尾声。在李一清教授下榻的招待所房间内，师徒三人对连日来的所见所闻进行最后的梳理与总结。厚厚的笔记、报表和访谈记录摊满了茶几。
“综合来看，”祁同伟整理着思路，率先开口，“抛开那些债务和积压问题，单从资产价值、设备状况、工人技术基础和市场份额来看，汉东第一纺织厂，其实算得上是‘资大于债’的优质国有资产。远未到非改制不可的地步。”
他回想起座谈会上的情形，继续说道：“蔡厂长他们反复强调工人积极性不高，销售没有动力。但仔细分析，问题的内核，恐怕不在于普通工人和销售员，而在于管理层自身的积极性。他们对工厂的‘归属感’严重不足，似乎只有让工厂‘归属于’他们个人，才能激发出他们口中所谓的‘积极性’。”
蒋帆一边记录一边点头，补充道：“那么，对于这类处于中间状态——优质的不用改，彻底烂掉的必须改——像第一纺织厂这样‘可改可不改’的国企，我们该如何看待和处理？”
祁同伟沉吟片刻，给出了自己的判断：“我的看法是：改。”
他详细阐述理由：“如果维持现状，不改制。员工端着‘铁饭碗’，缺乏危机感，懒散作风难以根除。更重要的是，管理层在现有体制下，容易滋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缺乏魄力对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创新。同时，国企的编制和僵化的管理制度，也使得管理层对员工的有效管理和约束力不足。长此以往，企业会持续低效运转，看似在维持，实则是在不断消耗、‘吸血’国家的资源。”
蒋帆提出一个设想：“不能通过更换一群更有能力、更有作为的管理层来解决吗？”
祁同伟摇了摇头：“师兄，我们在讨论宏观经济政策时，不能依赖于小概率的个体案例。那种能够戴着镣铐跳舞、在僵化体制内依然能创造出卓越效益的国企管理者，凤毛麟角。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查找这种能人上。”
此时，一直静静聆听的李一清教授开口了，他的视角更为宏观：“不错，同伟说的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的目光不能只局限于国企内部。你们看看窗外，看看整个中国——外面的民营企业已经生机勃发，如同雨后春笋。它们机制灵活、成本控制更严、市场反应更快、服务意识更强……正在不断地侵蚀、挤压传统国有企业的市场空间。”
他语气凝重地指出：“像第一纺织厂这样的国企，现在看或许还是‘优质资产’，但它的市场价值是在不断贬值的。如果现在不及时通过改制盘活，引入灵活机制，再过几年，恐怕想出手都没人要了，彻底烂在手里。面对这种趋势，我们不能被‘沉没成本’所束缚，该做出决断时就要果断。”
蒋帆若有所思：“那……按照这个思路，我们这次调研，岂不是反而支持了蔡大风他们的改制方案？我们就这样不管了吗？”
李一清脸上露出了温和而深邃的笑容，他看了看两位学生，语重心长地说：“面对宏观的整体，我维持刚才的判断，这类国企改制利大于弊。但是，具体到我们遇到的这个个案，既然深入了解了，当然不能袖手旁观。我们搞经济研究的，整天与数字、模型打交道，但心里要始终保持一份‘温度’，不能让自己变成一个冰冷、只认效率最大化的‘经济机器人’。”
他顿了顿，说出了最终的打算：“在遵守市场规律和改革大方向的前提下，尽可能为这家厂子，为那些依赖它生存的工人，争取一个更稳妥、更公平的未来。”
调研的最后一天，与汉东省经委以及大风厂管理层的正式意见交流会上。李一清教授详细陈述了调研团队的发现，他首先客观分析了纺织厂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肯定了改制的大方向。然后，他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关键的“建议”：
“在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改制程序规范透明的前提下，为了更好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共享改革成果，同时也为了对受改制影响的职工进行合理补偿与安置，我建议，在最终的改制方案中，将预留用于职工持股的比例，从原计划的30，适度提高到49。”
这个比例意味深长，它意味着在改制后的新公司里，职工集体将成为非常重要的股东，对企业的重大决策拥有显著的话语权，能够有效制约大股东（很可能就是蔡大风等人）的为所欲为，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
汉东省经委的领导深知李一清话语的分量，而且此事对他们也没有任何影响，所以几乎没有任何尤豫，当即表示：“我们完全尊重并支持李教授的专业建议！这个调整有利于改制工作的平稳推进和企业的长远发展。”
蔡大风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这个比例显然大幅压缩了他未来可能获得的个人利益和控制权。但在李一清的目光和经委领导的态度面前，他咬了咬牙，也只能挤出一丝笑容，硬着头皮表示：“我们厂领导班子……也同意这个方案，相信这能更好地凝聚职工的力量。”
坐在李一清身后的祁同伟，听到“49”这个数字时，心中微微一动。他记得前世，大风厂改制后工人持股恰好就是49。
显然，前世国家经委在审批时，或许也是基于类似的考量，否定了原来更低的比例。
但此时的祁同伟，并没有觉得他们此刻的努力是“多此一举”。他望着导师沉稳的背影，心中安定：只要是正确的事，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由谁来做，在哪个时间点做，又有什么关系呢？
重要的是，它被做了，而且做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