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董事会决定“走出去”的兴奋感，像一阵短暂的春风，很快就遇到了料峭的倒春寒。凌霜深知，口号容易喊，路要一步一步踩。她迅速行动起来，在内部成立了“海外拓展小组”，自任组长，成员包括脑子活络、略懂几句简单英语的桂花，负责财务和流程的李会计，以及负责生产和品控的李叔。架子是搭起来了，但真正迈出第一步，才发现脚下不是平坦大道，而是遍布荆棘的荒原。
第一道拦路虎是语言。凌霜让桂花去县里唯一一家书店，买回了英汉词典和几本基础英语口语书。每天忙完日常工作，小组几个人就凑在办公室，对着书本，磕磕巴巴地念“hello”、“thank you”、“how uch”。凌霜学得最狠，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单词和发音注释，连吃饭走路都在默念。但死记硬背和实际应用是两码事。当他们尝试着按照郑记者提供的几个模糊的海外商会地址，用歪歪扭扭的英文写推介信时，那语法混乱、词不达意的内容，连他们自己看了都脸红。寄出去的信件如同石沉大海。
“凌总，这样不行啊。”李会计扶了扶眼镜，看着桌上被退回的一封格式错误的信件，愁眉不展，“咱们这英语，人家看了估计都笑话。得找专业的人翻译才行。”
“找翻译要钱，而且人家不一定懂咱们的产品。”凌霜眉头紧锁，“还得自己先弄明白个大概。桂花，你再去趟市里，看有没有夜校或者培训班，咱们轮流去学，哪怕先学会写封像样的介绍信也好。”
第二道难关，是各种闻所未闻的认证和标准。通过一些零碎的信息，凌霜了解到产品出口需要什么“商检”、“卫生许可证”，还要符合目的地国家的食品安全标准。光是弄清楚这些标准是什么，就让人头大。李叔拿着产品配方和工艺流程图，对照着不知从哪弄来的、翻译得半通不通的国际食品标准条款，看得一头雾水。
“这啥‘微生物限量’、‘添加剂使用标准’咱们的酱就是香菇、油、盐、辣椒，哪有什么添加剂？”李叔挠着头。
“人家有人家的规矩。”凌霜沉声道，“咱们觉得没问题不行，得人家认才行。李会计，你托人问问，市里或者省里，有没有专门做出口代理的公司，咨询一下要办哪些手续，大概多少钱。咱们心里先有个底。”
最让人无从下手的，是渠道。海外市场在哪里？客户是谁？怎么联系？郑记者能提供的帮助有限，仅限于一些宏观信息。凌霜想过参加广交会之类的展会，但一打听费用和门槛，对于他们这个小合作社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她也尝试联系过几家省城的进出口公司，对方一听是乡镇企业的农产品，要么直接拒绝，要么态度冷淡，要求寄样品后便没了下文。
过程缓慢而挫败。一个月过去了，除了几封石沉大海的信和一堆看不懂的资料，实质进展几乎为零。小组开会时，气氛时常低迷。李会计算着日渐减少的“开拓经费”，面露难色。李叔对着复杂的标准条款，唉声叹气。连最积极的桂花，也因为一次在电话里试图用结巴英语沟通被对方不耐烦地挂断后，偷偷抹了眼泪。
凌霜的压力巨大。她白天要处理公司的日常运营，应对“老干香”不时发起的促销战，晚上还要啃那些天书般的资料，安抚小组的情绪。她瘦了很多，眼下的青黑愈发明显，但在小组面前，她从不显露沮丧。
“急什么？”在一次气氛沉闷的晚间小结会上，凌霜给每人倒了杯热茶，声音平静，“咱们从无到有办合作社，容易吗？当初搞香菇酱，失败了多少次？现在这点困难，比那时候算什么？语言不会，可以学；标准不懂，可以问；渠道没有，可以找！一次不行就十次，十次不行就一百次！只要咱们的东西真的好，就不信找不到识货的人！”
她拿出笔记本，上面是她梳理的、接下来要尝试的几条路径：一是继续寻找专业的进出口代理或咨询机构；二是看看有没有针对中小企业的出口扶持政策可以利用；三是想办法联系上海外同乡会或华侨社团。“路是死的，人是活的。咱们几条腿一起走，总有一条能趟出路来！”
她的坚定和韧性，像定盘星一样稳住了军心。大家重新打起精神，分头行动。虽然前路依然迷茫，但团队没有散，更没有退意。这种在艰难中凝聚的力量，是凌霜此刻最大的慰藉。
与姜家坳那种虽艰难却目标明确的氛围不同，县城徐家，则弥漫着另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徐瀚飞越来越频繁地被林婉儿带入她的社交圈。起初还是一些看似“正常”的商业应酬，后来渐渐变成了更私密的、带有明显家族色彩的聚会。
林婉儿的父亲，林茂才，是县里颇有能量的商人，经营着建材和运输生意。林家的聚会，通常在自家宽敞的别墅里，或者相熟的高档会所包间。参加的除了林家亲属，多是些与林家生意往来密切的老板、以及一些相关部门有实权的人物及其家属。
徐瀚飞第一次被正式以“婉儿朋友”的身份介绍给林父时，内心充满了窘迫和不安。林茂才是个面色红润、身材发福的中年男人，眼神锐利，带着久经商场的精明和审视。他上下打量了徐瀚飞一番，语气不冷不热：“哦，小徐啊，听婉儿提起过。家里厂子最近怎么样啊？”
徐瀚飞硬着头皮回答：“还在整顿中，谢谢林叔关心。”
“嗯，年轻人，遇到挫折不怕，关键要懂得变通，抓住机会。”林茂才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便转头和别人谈笑风生去了。
聚会上，人们谈论的话题是徐瀚飞完全陌生的领域：地块竞标、项目审批、政策风向、股市行情动辄是几十上百万的生意。女眷们则聊着珠宝、化妆品、出国旅游。徐瀚飞穿着不合身的西装，坐在华丽的沙发上，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放，像个误入豪华宴会的乞丐，格格不入。他试图插话，却发现自己那点关于纺织技术和厂子管理的知识，在这里毫无用处，甚至显得有些可笑。
林婉儿总是很“体贴”地陪在他身边，适时地帮他解释一些名词，或者把话题引到他“可能感兴趣”的方向，但那种刻意的照顾，反而更凸显了他的局促和“外人”身份。他不得不强颜欢笑，迎合着那些他根本不感兴趣的话题，对别人的高谈阔论表示“赞同”，对林家长辈的“教诲”唯唯称是。
表面上的迎合，无法掩盖内心的极度空虚和排斥。每次从那种场合回来，徐瀚飞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身心俱疲。别墅里水晶吊灯的炫光、酒杯碰撞的脆响、虚伪的笑声、还有空气中浓郁的香水和雪茄混合的味道，都让他头晕目眩，恶心反胃。
为了麻痹这种令人窒息的感觉，酒精成了他唯一的逃避方式。他开始在家里也喝。以前只是晚饭时陪父亲小酌两杯，现在变成了深夜独处时的狂饮。廉价的白酒，辛辣刺喉，却能带来短暂的混沌，让他忘记白天的屈辱，忘记对未来的迷茫，忘记那个越来越陌生的自己。他常常喝到不省人事，瘫倒在床上，直到第二天被头痛和母亲的唠叨唤醒。
镜子里的自己，眼袋浮肿，目光呆滞，身上总带着散不去的酒气。他知道自己在堕落，在沉沦，可现实的无力感和内心的巨大空洞，让他找不到爬出来的力气和方向。他像一叶失去舵的孤舟，在由林家编织的、浮华而冰冷的漩涡里，被动地打着转，越陷越深。凌霜在为团队的“新目标”艰难跋涉，每一步都踏实；而徐瀚飞，却在为他人的“圈子”虚与委蛇，每一步都踩在虚无的浮沙上，离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