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小宝的病情，在陈夏的干预和后续的精心护理下，如同退潮般，缓慢而确定地好转了。惊厥未再发作，体温在第二天午后基本降至正常，身上的皮疹也逐渐消退，只留下一些淡淡的色素沉着。孩子精神渐复，虽然还有些虚弱，但已能下地走动，胃口也开了。孙家上下，从愁云惨淡到喜气洋洋，对陈夏的感激更是无以复加，送来的鸡蛋、菜蔬堆了诊所墙角一小堆。
然而，笼罩在诊所和陈夏头顶的那片阴云，却并未因孩子的康复而散去，反而愈发沉郁。几乎在孙小宝退烧的同时，关于陈夏“再次违规接诊传染病”、“无视禁令”、“胆子越来越大”的议论，就已经如同雨后山林里滋生的菌子，在青石沟及邻近村庄悄悄冒头，并迅速通过赶集、走亲戚等渠道，向公社方向扩散。
陈夏对此心知肚明，却异常平静。他照常开门，接待那些禁令允许范围内的病人，整理医案，照料药圃，教赵大山辨识草药，走访慢性病患者，推广他的“防暑茶”和“驱蚊包”。他甚至开始尝试用简陋的工具，将一些常用草药制成更便于保存和使用的膏、丹、丸、散雏形。生活仿佛回到了禁令之初的那种“平静”状态，只是这份平静之下，多了一份山雨欲来前的、令人窒息的等待。
李支书来过两次，一次是询问孙小宝的情况，听完后只是吧嗒着旱烟，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另一次，是带来公社那边含糊的口信，说县里可能还会派人下来“了解情况”，让陈夏“做好准备，实事求是”。这话里的意思，陈夏听得明白。
该来的，总会来。
在孙小宝病愈大约七八天后，一个闷热的午后，蝉鸣聒噪得让人心烦。陈夏刚送走一个来看腰肌劳损的老汉，正用湿毛巾擦着额头的汗，诊所门外，再次响起了那熟悉的、令人心头一紧的汽车引擎声。
只有一辆吉普车。车门打开，下来的也只有两个人。走在前面的是孙朴，依旧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半旧中山装，脸上没什么表情。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个三十多岁、戴着眼镜、提着公文包、看起来像是办事员的年轻人。
没有崔科长，没有地区医院的医生，也没有大队人马。这阵势，与上次崔科长带队而来的凌厉气势截然不同，反而透着一股更让人捉摸不定的、例行公事般的平淡。
李支书闻讯又赶了过来，脸上挤着笑，心里却直打鼓。
孙朴对李支书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然后径直走向陈夏。他的目光在陈夏脸上停留了一瞬，又扫过收拾得干净整齐却明显冷清的诊所，最后落在那块写着夏季保健要点的小黑板上。
“陈夏同志，我们又见面了。” 孙朴开口，声音不高，听不出情绪，“这次来，主要是针对前些天，你们村孙小宝那个病例，做一些后续的情况了解和记录。”
他没有用“调查”，而是用了“了解”和“记录”。语气也相对平和。
陈夏心中微微一动，面上不显，只是点了点头：“孙股长，您请坐。”
孙朴在诊桌旁的条凳上坐下，那个年轻办事员则拿出笔记本和钢笔，在一旁准备记录。
“你把孙小宝发病的情况，以及你当时的处理经过，再详细说一遍。” 孙朴开门见山，“要客观，不要遗漏，也不要夸大。”
陈夏早有准备。他将自己那份详细的记录拿出来，但没有直接递给孙朴，而是依据记录，用清晰、平实的语言，从头到尾复述了一遍：从孙石匠来求助，到孩子高热、出疹、惊厥的体征；从自己判断病情危重、决定进行应急处理（包括针刺、物理降温、喂服清热解毒平肝的中药），到同时让家属上报公社请求支援；从雷雨夜中的守候观察，到孩子病情逐渐稳定的过程；以及后续的调理和现状。
他讲得很细，但重点突出了孩子出现惊厥这一“危重信号”，以及在当时极端天气和交通条件下，立即转诊的不现实性和高风险。他没有刻意强调自己“救人”的功劳，只是陈述事实，并几次提到“按规定应转诊上报”、“在等待上级指示期间进行必要救护”这样的字眼，将自己的行为，尽量框定在“应急”和“配合上报”的模糊地带。
孙朴静静地听着，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偶尔会插问一两个细节，比如针刺了哪些穴位，中药方子的具体组成和剂量依据，孩子惊厥的具体表现和持续时间，打电话上报的具体时间和接电话人的反应等。那个年轻办事员则在笔记本上沙沙地记录着。
等陈夏说完，孙朴沉默了片刻，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是地区卫生局关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防控工作规范（试行）”的复印件。他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一段文字，念道：“发现疑似或确诊传染病病例，应立即向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并在其指导下采取隔离、治疗等措施。不具备相应救治条件的，应及时转诊在转诊前或等待上级指导期间，可进行必要的对症支持和生命体征维护”他念完，抬头看向陈夏：“你当时的行为，可以理解为‘在等待上级指导期间，进行的必要的对症支持和生命体征维护’吗？”
这话问得很有技巧。如果将陈夏的针刺和用药，界定为“对症支持和生命体征维护”，那么他的行为，虽然在具体操作上可能超出一般“支持”范畴（比如用了中药），但在性质上，就与“违规独立接诊传染病”有了微妙的区别。
陈夏立刻明白了孙朴的用意。他谨慎地回答：“我当时的主要考虑，是孩子出现惊厥，有生命危险，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控制症状，防止进一步恶化。针刺是为了醒神开窍、平肝熄风，防止抽搐加重和窒息；物理降温和喂服清热解毒的中药，是为了降低高热对大脑和身体的损害，这些我认为都属于在紧急情况下，为了维持生命体征、为上级救治争取时间而进行的必要处理。”
他没有直接承认，但也没有否认，而是从医学必要性上进行了阐释。
孙朴点了点头，没再追问这个问题。他合上文件，又问：“孩子的后续恢复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出现其他并发症？接触者的情况如何？”
陈夏如实汇报了孙小宝的良好恢复，以及自己对孙家其他成员（父母和哥哥）进行了简单的医学观察和预防性服用一些清热解毒草药水的情况，未发现新发病例。
“嗯。” 孙朴听完，站起身，在诊所里慢慢踱了两步，目光再次扫过那些草药、器具，最后停留在陈夏脸上。
“陈夏同志，” 他的语气，忽然带上了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你的能力，你的急智，还有你对病人的责任心，这些，我们其实都看在眼里。上次柳柱子的事，虽然处理方式上有些出格，但结果是好的。这次孙小宝，情况也很凶险，你的处置，从结果看，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停顿了一下，话锋却微微一转：“但是，你要明白，医疗卫生工作，尤其是涉及传染病防控，有它的特殊性和严肃性。规范、纪律、报告制度，这些不是束缚，是保障，是防止因个人判断失误或条件限制，导致疫情扩散、贻误救治甚至造成更严重后果的‘安全网’。上次崔科长下来，处理得严厉了些，但原则并没有错。”
陈夏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
“你上次递交的那些关于基层急症识别和中医应急处理的材料，” 孙朴忽然提到了这个，让陈夏心头一跳，“秦院长很看重，也跟我们局里沟通过。里面的思路，确实有可取之处，尤其是在弥补基层诊断条件不足、进行早期风险预警方面。”
他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明晃晃的阳光和郁郁葱葱的药圃，背对着陈夏，声音有些飘忽：“现在上面，对于如何发挥中医药在基层、在预防保健和常见病多发病防治中的作用，其实也在探索。完全照搬大医院的模式，不现实；完全放任所谓的‘土办法’，风险又太大。难就难在这个‘度’的把握上。”
他转过身，重新看向陈夏，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审视，反而多了一丝疲惫和某种类似推心置腹的意味。
“陈夏，你还年轻，有想法，也有闯劲。这是优点。但有时候，光有闯劲还不够，还得学会‘戴着镣铐跳舞’。在现有的框架内，找到既能发挥你所长、又能符合规范要求的结合点。比如，你之前做的健康档案、慢性病管理、健康教育、推广适宜的药食同源方法，这些就很好，方向是对的，也安全。”
他走到诊桌前，手指点了点桌面：“至于急危重症的处理这不是你一个人、一间诊所该独立承担的重任。你的价值，或许更应该体现在‘早期发现’和‘正确转诊’上。就像这次孙小宝，你及时发现惊厥的危险信号，并第一时间上报，这就是大功一件！至于后续的处理如果能更多地依靠上级的指导，或者在他们的框架下进行，是不是会更好？更稳妥？”
这话，几乎是将“招安”和“规训”的意图，明明白白地摊开在了陈夏面前。希望他继续发挥在基层的触角作用，但在关键时刻，必须将处置权和责任，上交到更“规范”的体系手中。
陈夏沉默着。他知道，孙朴的话，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上面”一部分人对他这种“异类”最可能的接纳方式：肯定其价值，但需纳入管控；利用其长处，但需规范其行为。
这或许是当前环境下，他所能得到的最好出路。也是秦院长信中“以待天时”可能隐含的路径。
“我明白孙股长的意思。” 陈夏缓缓开口，“我会加强学习，提高对危重症状的识别能力，严格按照规定做好报告和转诊工作。在允许的范围内，继续做好健康管理和慢性病防治。”
他没有直接承诺完全放弃在紧急情况下的独立处置，但表态会加强规范意识。这也是一种回应。
孙朴似乎对这个回答还算满意，点了点头：“嗯，你有这个认识就好。关于这次孙小宝的事，我们会根据了解的情况，如实向上汇报。你之前‘留点察看’的处理决定，目前暂时维持不变。你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表现。”
“留点察看”不变，这意味着，他暂时安全了。没有因为再次“违规”而加重处罚。
孙朴没有再多说，示意年轻办事员收拾东西，便向李支书和陈夏告辞，上车离去。
吉普车扬起一阵尘土，很快消失在村道尽头。
李支书长长地舒了口气，拍了拍陈夏的肩膀：“还好，还好，算是过去了。”
陈夏站在诊所门口，望着空荡荡的村道，心中却没有多少轻松。
孙朴的来访，像一阵风，看似吹散了聚集的乌云，带来了暂时的平静。但风过之后，真的无痕吗？
那番看似推心置腹、实则划下界限的谈话，那“留点察看”依旧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还有那份被搁置却未被否定的材料
他知道，自己并未真正获得自由，只是被允许在一个更狭窄、更明确的框框里继续活动。
但至少，这个框框，目前还允许他站在这里，站在这片土地上。
他转身，走回诊所。阳光透过窗户，照在那些沉默的药材和器具上，光影分明。
风过了。
痕，或许早已刻下，只是需要时间去显影。
而他，将继续在这片被风不断塑造的土地上，寻找自己的位置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