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在明州的措施与获得的超常授权，固然是应对海上渗透威胁的必需，却也无形中在朝廷内部、在四大战区主帅之间，激起了微妙的波澜与比较。
国难当头，皇帝倚重边帅，赋予“便宜行事”之权乃常态，但如张俊这般，以如此激烈的方式立誓，并获得几乎无限的事权与先斩后奏之权，仍属罕见。这既彰显了海防在皇帝心中骤然提升的地位，也隐隐对其他几位担负陆上抗蒙重任的统帅提出了一个无声的诘问：张俊敢以头颅担保海疆，尔等又如何？
微妙的气氛，自然逃不过深居宫阙、却时刻掌握着各方动向的皇帝赵构的眼睛。
他深知，大战在即，最忌将帅不和、互相猜忌，或为争权夺利而内耗。
必须让这几位分别镇守帝国四方要害的柱石之臣，明确各自的权责，消除可能的芥蒂，形成同心协力、互为犄角之势。
于是，在沿海敌谍风波稍平，张俊的整顿初见成效之际，赵构连下数道措辞严谨、恩威并施的诏书，分别发往襄阳、兴元、扬州以及明州，旨在明确并巩固吴玠、余玠、刘锜、张俊这“四大将”的地位、权责与彼此关系，这便是后世史家所称的“分镇四边，各专阃外”之策。
第一道诏书，发往襄阳，予京湖、四川宣抚处置使吴玠。
诏书高度赞扬了吴玠“老成谋国，威震华夷”的功勋与威望，再次确认其总揽荆湖、四川两大战区军政的全权，赋予其“凡战守机宜、官吏黜陟、钱粮调度，皆可专之，朝廷不为遥制”的巨大权力。
特别指出，襄阳、樊城乃天下腰膂，务必使其“固若金汤，成为北虏不可逾越之天堑”。
诏书末尾笔锋一转，提及东南海防之事，言“海陆虽殊，保国则一”，勉励吴玠“陆上筑铁壁，海上张俊已立军令，朕望二卿东西呼应，使虏水陆皆不能逞其志”。
这既是将张俊之举告知吴玠，也是暗示陆上防务同样重要，朝廷期许甚殷。
第二道诏书，发往兴元，予四川制置使余玠。
诏书着重褒奖余玠经营蜀口、收复河套的奇功，肯定其“以险制骑，以步克骑”方略之正确，令其“全权措置川陕防务，专阃一方”，并对秦岭防线、河套新地的城防、屯田、朔方军编练等事给予具体指示和支持。
诏书中特别提及“海疆风波”，言“北虏狡诈，多方窥伺，蜀口、河套，亦需严防奸细渗透，效张俊之法，肃清内患，严明纲纪”。
这既是对余玠的提醒，也是对其在辖区内行使类似张俊的肃清权给予了默许。
第三道诏书，发往扬州，予两淮制置使刘锜。
刘锜是抗金老将，资历威望与吴玠相侔，此时镇守两淮，直面蒙古可能的主攻方向。
诏书回顾了其顺昌大捷等赫赫战功，称其“国之干城，淮上长城”，赋予其统领两淮诸路军马、防御黄河以南的全权。
诏书强调了两淮水网纵横、城池林立的特点，要求刘锜“深沟高垒，凭城固守，以舟师辅之，务使虏骑不得涉淮而南”。
同样，诏书也提到了“近日海疆之警”，言“虏之谋我，无孔不入，淮东海疆，亦需与水师紧密联络，水陆联防，勿使彼此分割”。
第四道诏书，发往明州，予沿海制置使张俊。
这道诏书在重申其海防全权、肯定其近期举措的同时，措辞更为严厉，也更为推心置腹。
诏书直言：“卿以白头立军令，朕岂不知卿之忠赤？然万里海疆，非一夫之勇可守。
需与吴玠之荆襄、余玠之川陕、刘锜之两淮，声气相通，缓急相济。
若虏以舟师扰我沿海，则陆上之师可袭其后；若虏以重兵攻我陆上，则卿之水师可断其粮道、扰其侧翼。
四方一体，方为完璧。
卿其深体朕意，戒慎恐惧，既已立誓，便当以百倍之心，成此不世之功，勿负朕望！”
四道诏书，如同一张精心编织的大网，将帝国四面边境的防务，清晰地划分给四位资历、能力、性格各异，但皆可独当一面的统帅手中。
诏书在赋予他们极大自主权的同时，也通过提及“海疆风波”和强调“四方一体”，巧妙地实现了多重目的：
其一，明确权责，消除疑虑。
让吴、余、刘三人明白，张俊的特权源于海防的特殊性与紧迫性，并非皇帝偏心，他们的权责同样重大，朝廷倚重如一。
避免因张俊的“军令状”和“尚方剑”引发不必要的攀比或不安。
其二，树立榜样，传导压力。
将张俊立誓整肃、严查内奸的做法，作为范例传达给其他三人，鼓励甚至督促他们在各自防区内，也采取同样严厉的手段，肃清内部，巩固防务，将压力有效传导至各个战区。
其三，强调协同，共御外侮。
反复申明“水陆呼应”、“四方一体”的原则，打破陆海之间、各战区之间的潜在隔阂，要求他们建立情报共享、战略协同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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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四位统帅明白，他们不再是各自为战的孤军，而是帝国整体防御体系中不可或缺、互为依存的一环。
张俊的誓言，不仅仅是守护海疆，更是守护这个协同体系的侧翼与后方；而吴、余、刘在陆上的奋战，也正是为张俊乃至整个帝国争取时间与空间。
其四，体现皇权，平衡驾驭。
通过诏书，赵构依然牢牢掌握着最高决策权和最终人事任免权。
他给予边帅专阃之权，是基于信任与需要，但通过诏书中的勉励、提醒、指示，以及提及其他统帅的方式，始终保持着一种超然的驾驭姿态，防止任何一方坐大或产生不臣之心。
诏书送达四方，四位统帅的反应各有不同，但皆领会了皇帝的深意。
襄阳府中，吴玠阅罢诏书，抚须良久，对幕僚叹道：“张伯英（张俊字）以白头立誓，其志可嘉，其境亦危。
陛下以此警示我等，陆上之责，岂轻于海上？传令下去，自即日起，荆湖、四川各军州，严查北来行商、流民、僧道，凡无保甲文书、行迹可疑者，一律羁押详审。
各关隘守将，需立下守土之责状，有失者，军法从事！”
他虽未像张俊那样发出“提头来见”的誓言，但整肃内部的力度，悄然加大。
兴元府中，余玠将诏书仔细收起，对左右道：“陛下圣虑深远。张制置在海上刮骨疗毒，我等在秦巴、河套，亦需刮骨疗毒！
传令吴挺，朔方军中新附蕃部，需再加甄别，混编务必彻底。
秦岭各隘口戍卒、官吏，有懈怠、贪墨、与外界交通可疑者，立劾严办，绝不姑息！
川陕防务，不能有半点纰漏！”
扬州府中，老将刘锜虽身体已不如前，但精神矍铄。
他看完诏书，冷笑一声：“虏欲效仿当年金人，以舟师侧击？可惜，我非李宝乎？传令水陆军，淮东海防，与水师紧密联络，沿岸烽燧，增派斥候。
陆上城池，加固再加固。
老夫倒要看看，蒙古鞑子的骑兵，如何飞渡我淮河天险，他们的破船，又怎能敌我大宋水师！”
明州府中，张俊接到这第四道诏书，尤其是读到“四方一体，方为完璧”之句时，一直紧绷冷峻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复杂的、如释重负的神情。
他起身，朝临安方向深深一揖：“陛下知臣，臣必不负陛下！”
他明白，皇帝此举，既是为他正名，分担压力，也是将他真正纳入了帝国最高统帅的行列，而非一个孤立的海防负责人。
他立即修书数封，分别致送吴玠、余玠、刘锜，除礼节问候外，着重提出建立定期信使往来、共享边境敌军动向、协调战备物资调运等具体建议，姿态放得较低，言辞恳切。
四大统帅，通过皇帝的诏书与彼此间开始建立的沟通，初步形成了某种默契与共识。
他们或许各有脾性，各有防区，但在“抗蒙保国”这面大旗下，在皇帝明确的权责划分与协同要求下，开始真正朝着“同心”的方向努力。
帝国的四方边境，如同一个巨大的鼎，被这四只强有力的臂膀，稳稳地支撑起来。
虽然北方的风暴正在积聚，但至少在这一刻，支撑鼎足的根基，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固、更加协调。
分镇四边，各专阃外，看似分散了权力，实则在最高统帅的驾驭与共同目标的凝聚下，构成了一个更具弹性、也更难被击破的防御整体。
接下来的日子里，四大将的书信往来将逐渐频繁，边境的情报开始共享，一场围绕帝国命运的巨大博弈，其棋手与棋盘，已悄然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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