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舍中的醒木与喝彩声尚未停歇，另一场没有硝烟、却同样关乎国运的“战争”，在临安城乃至各路州府的富商巨贾、乡绅地主之间，悄然拉开了帷幕。
这场“战争”的筹码，是黄白之物、是粮秣布帛、是车船骡马；而可能的奖赏，则是前所未有的荣耀与地位——朝廷新近颁行的《捐输授爵赏格令》。
以往，商人地位虽因南宋商业繁荣有所提高，但“士农工商”的排序仍深入人心。
富可敌国的大商人，在官绅面前仍需矮上一头，想要获得功名或官身，要么让子弟寒窗苦读走科举正途，要么花费巨资“捐纳”，买个虚衔，但往往被视为“浊流”，为清流所不齿。
而拥有大量土地的乡绅地主，虽在地方颇有势力，但若无科举功名或官身，也难入主流。
如今，这道由官家亲自下诏、经三省枢密院详议后颁布的《捐输授爵赏格令》，彻底打破了常规。
诏令明确，为筹措抗蒙军资，鼓励官民人等踊跃捐输钱粮物资。根据捐输数额，给予从“恩骑尉”、“云骑尉”等低级勋爵，到“骑都尉”、“轻车都尉”乃至“上骑都尉”、“上轻车都尉”等高级爵位的封赏。
这些爵位虽多为虚衔，不掌实权，但可享受相应品级的礼仪待遇（如服饰、车驾、参见礼节），甚至可能荫及子孙。
更重要的是，朝廷承诺，将为获得爵位者在其家乡或主要居住地树立“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等牌坊匾额，事迹卓着者，更可由地方官申报，载入地方志书。
爵位！匾额！载入方志！光宗耀祖，泽被后世！
这对于许多拥有巨大财富却始终徘徊在权力与荣耀边缘的富商大户而言，不啻于一剂强效的催化剂。
往日里积累的财富，如今似乎找到了一条“变现”为地位与声誉的“终南捷径”。
临安城，御街附近，沈氏绸缎庄的后宅花厅。
家主沈文儒（与集贤堂书坊东家同名，但非同一人，此处为临安绸缎巨商）正与几位同行巨贾密议。
厅内檀香袅袅，但气氛却有些凝重。
“王员外，李掌柜，赵东家，朝廷的《赏格令》，想必诸位都细细看过了。”
沈文儒年约五旬，面容清癯，手指轻轻敲着紫檀木的茶几，“机会，千载难逢啊。”
坐在下首的王员外，是临安数一数二的粮商，体态富态，闻言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眼中闪着精光：“沈公说的是。
以往咱们这些人，钱赚得再多，在那些官老爷眼里，终究是‘贾竖’之辈。
如今国难当头，朝廷既然开了这个口子，咱们若能趁此机会，博个爵位，立个牌坊，那可是惠及子孙、名留青石的大事！
我王家在临安经营三代，也该换个门庭了！”
“话虽如此，”做海外香料生意的李掌柜捋着山羊胡，谨慎道，“这捐输的数目可不小。
最低的‘恩骑尉’，也需捐钱五千贯，或等价粮米绢帛。
往上更是翻着跟头涨。
‘上轻车都尉’听说要十万贯以上！
而且诏令说了，捐输需为实打实的钱粮物资，田产店铺债券不算。
这可是一大笔现钱现物！”
一直沉默的赵东家，主要经营车马行和客栈，缓缓开口：“现钱现物，咬咬牙也能凑。
关键是，这钱粮捐出去，是实打实地给了朝廷打仗。
万一我是说万一，这仗打输了，或者朝廷事后”
他话没说完，但意思很明显，担心投资打了水漂，或者朝廷秋后算账。
沈文儒微微一笑，端起茶盏抿了一口：“赵东家的顾虑，沈某明白。
然则，诸位想过没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若蒙古铁骑真的踏破临安，你我身家性命尚且不保，何况这些浮财？
如今朝廷正是用钱用粮之际，我等此时慷慨解囊，既是救国，亦是保家。此其一。”
“其二，”他放下茶盏，目光扫过众人，“正因是危难之际的捐输，才愈发显得珍贵，朝廷也愈会铭记。
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
此时捐输，是‘急公好义’，是‘忠君爱国’。
若等大局已定，太平年月，再想用钱买这个爵位，怕是有钱也无门了。
至于朝廷信誉，官家亲自下诏，三省枢密院联署，明发天下，岂有反悔之理？
更何况，树立牌坊，载入方志，这是要公告乡里，流传后世的。朝廷断不会自毁长城。”
王员外连连点头：“沈公高见！是这个理！我盘算过了，我仓库里现有新米三万石，本是预备着青黄不接时牟利的。
如今，我愿捐出一万石！
不，一万五千石！再凑上两万贯现钱，怎么也够换个‘骑都尉’了吧？
到时候，在我王氏宗祠门口立上牌坊，嘿嘿，看谁还敢说我王家只是满身铜臭的土财主！”
李掌柜也被说动，沉吟道：“我库中有一批刚从南洋运到的胡椒、丁香，本是奇货可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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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也愿捐出三成，折价约莫八千贯，再添些现钱，凑个一万贯。
不求多高爵位，能有个‘云骑尉’，让我李家在族谱上添上这么一笔，也算对得起祖宗了。”
赵东家见众人都表了态，也一咬牙：“既如此，我赵某也非吝啬之人。
我车马行有骡马二百头，大车五十辆。
如今各地转运军资，车辆牲口紧缺。
我愿捐出骡马一百头，大车二十辆，供朝廷军前驱使！
这折算下来，也该值不少钱。
另外，我在城外还有几处客栈，可腾出两处，供过往官兵或军眷暂歇，分文不取！”
沈文儒抚掌笑道：“好！诸位深明大义，沈某佩服！既如此，沈某也当仁不让。
我沈氏各店，愿捐上等苏杭绸缎五百匹，松江棉布一千匹，另捐现钱五万贯！
沈某不才，愿向朝廷请一个‘上轻车都尉’的爵位，为我临安商界，也为我沈氏门楣，争一份光彩！”
“沈公大气！”众人纷纷赞叹。
他们知道，沈文儒这是在领头，也是在定调。
有他这个绸缎巨商带头捐出如此巨资，他们这些跟随者，无论是出于面子，还是实际利益考量，都不能落于人后了。
类似的场景，在临安各大商帮、会馆、富户豪宅中不断上演。
盐商、茶商、海商、当铺、钱庄老板各行各业的家主们，都在拨拉着算盘，权衡着利弊。
最终，在“国难财不可发，但救国财可搏”的共识下，在光宗耀祖的巨大诱惑下，一股捐输的热潮迅速掀起。
不仅临安，这道诏令以最快的速度发往各路州县。
苏杭的丝商、扬州的盐贾、泉州的船主、蜀中的粮绅、江西的瓷商南国富庶之地的财富，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着朝廷汇聚。
各地的转运司、常平仓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满载钱粮布帛的车队络绎不绝。
地方官员最初还有些手忙脚乱，随即狂喜，纷纷上表，盛赞“民心可用”、“商贾亦知忠义”，同时详细列明本地捐输者的姓名、籍贯、捐输数额，请求朝廷按《赏格令》予以封赏。
朝廷反应迅速。
第一批爵位封赏的名单很快公示，并由礼部、工部协同地方，开始为获得爵位者勘定地点，准备树立牌坊、制作匾额。
消息传开，更是极大地刺激了后来者。
“看到没？东街的吴大官人，捐了八千石米，官家亲赐‘轻车都尉’，吏部行文到县里，县令亲自带着人去他家门口量地，要立‘忠义坊’呢！风光啊！”
“岂止！听说南城的海商郑家，捐了五条大海船助朝廷转运粮草，官家赐了‘上骑都尉’，还准其在家庙前立双斗旗杆！那可是只有进士及第才能立的规制！”
“我家老爷说了，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凑够一万贯，换个爵位回来！这不仅是面子，这是保命的护身符，是子孙后代的指望啊！”
市井之间，富户争相捐输、换取爵位匾额，成为最热门的话题。
羡慕者有之，酸涩者有之，但更多的是一种新的认知在形成：财富，除了享受和传承，在国家危难之际，竟然还可以如此“光荣”地转化为地位和声誉。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热衷于此。一些诗礼传家的旧式士绅，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以铜臭污名器”、“朝廷鬻爵，有失体统”。
一些清流言官也上疏委婉劝谏，认为重赏之下，恐有好商借机牟利，或所捐钱粮以次充好。
然而，在巨大的战争压力和财政需求面前，这些声音显得微弱而“不合时宜”。
朝廷需要真金白银、需要粮草物资，而富户们需要地位和荣誉，在“抗蒙”这面大旗下，双方似乎找到了一种“各取所需”的脆弱平衡。
皇宫内，赵构看着户部呈上的、数额急剧增长的捐输账册，脸上却并无多少喜色。
他轻轻合上奏章，对侍立一旁的户部尚书道：“钱粮虽好，然则民心可用，更在于真心实意。
此等捐输，固可解一时之急，然终非长久之计。
吏部、礼部对请爵者，务必要严格勘核，防止虚报冒领。
所赐爵位，皆为虚衔，享礼仪而无实权，此条绝不可破。
至于牌坊匾额，可依制颁发，然须告诫地方，务必俭省，不得借此劳民伤财，更不许摊派于普通百姓。”
“臣遵旨。”
户部尚书躬身道，“陛下圣明，此举确为权宜。然如今四方捐输踊跃，军资筹措压力大减，枢密院、兵部皆言，新军械打造、边城修缮、粮饷筹集，进度快了许多。此乃实利。”
赵构微微颔首，目光投向殿外遥远的北方，缓缓道：“实利但愿这些钱粮，真能化为将士们的甲胄刀枪，化为边境的坚城利炮，化为保住这半壁江山的基石。
否则，再多爵位，再多牌坊，也不过是镜花水月，徒留后人笑柄罢了。”
捐输授爵，如同一剂猛药，暂时缓解了帝国的财政饥渴，也将更多的社会阶层捆绑到了抗蒙的战车之上。
财富与荣耀的交易背后，是这个王朝在生死存亡关头，不得不做出的现实而无奈的选择。
一块块即将树立起的“乐善好施”牌坊，不仅铭刻着捐输者的姓名与“功绩”，更无声地诉说着这个时代的焦虑、渴望，以及那用金钱和物资堆砌起来的、脆弱而昂贵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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