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赛港的夜晚，海水拍打码头石岸的声音单调而持久。
三艘万吨级货轮——“曙光号”、“黎明号”、“希望号”静静地停泊在三号泊位，巴拿马国旗在夜风中轻轻飘动。甲板上，影子小队的队员们在黑暗中快速移动，将最后一批木箱通过起重机吊装进船舱。
杜英鸿站在“曙光号”的舰桥上，手里的夜光怀表显示：凌晨三点二十分。比计划晚了四十分钟。
“还有多少？”他对着通话筒低声问。
码头上的队员回复：“最后三台机床，正在固定。化工反应釜已经装完，光学玻璃熔炉的部件分装在七个木箱，已经进舱。”
杜英鸿望向港口入口处。那里有灯光在移动——马赛港维希政府警察的巡逻车，每半小时经过一次。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来打扰。
但这平静很快被打破了。
凌晨三点四十分，两辆黑色雪铁龙轿车驶入码头，直接开到“曙光号”旁边。车上下来五个人，为首的穿着警察局长的制服，肚子把制服撑得紧绷。他手里拿着手电筒，光束在货轮和码头之间扫来扫去。
杜英鸿深吸一口气，走下舷梯。该来的总会来。
“谁负责？”警察局长操着带有浓重马赛口音的法语，语气不善。
“我。”法语回答，同时递上证件，“汉斯·费舍尔，国际红十字会特别物资协调员。”
局长接过证件，用手电筒照着看，又抬头打量杜英鸿。“红十字会？这些是什么东西？”他指着正在吊装的木箱。
“医疗设备。”杜英鸿面不改色，“x光机、手术器械、药品生产设备。目的地是中国战区，那里的医院急需这些物资。”
“医疗设备需要这么大箱子？”局长走到一个木箱前，用手拍了拍。木箱发出沉闷的金属声。“听起来像是机器。”
“大型x光机。”杜英鸿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这是美国战争生产局出具的出口许可，这是自由法国临时政府签署的技术合作授权书。所有手续齐全。”
局长接过文件，装模作样地翻看。他的手电筒光束在纸面上停留很久，久到杜英鸿知道他在等什么。
终于，局长合上文件，压低声音：“文件是文件，但马赛有马赛的规矩。你知道，现在局势很复杂。德国人明天上午要来港口巡查，如果看到这么多物资运走……”
他没说完，但意思很清楚。
杜英鸿从西装内袋取出一个信封，没有递过去，只是让局长看到厚度。“这些设备早一天运到中国，就能早一天救活前线受伤的士兵。局长先生，您也是法国人，应该理解这件事的重要性。”
局长盯着信封看了两秒，然后迅速接过，塞进大衣口袋。他掂了掂分量——五千美元现金，全是小面额旧钞，无法追踪。
“天亮前必须离港。”局长说，“德国人的巡查队七点就到。如果被他们看到，我也保不住你。”
“明白。”杜英鸿点头。
局长挥挥手，带着手下离开。雪铁龙车尾灯在码头拐角消失。
“继续装货。”杜英鸿下令，“加快速度。”
起重机重新运转，最后三台机床被吊进货舱。这些是德国克虏伯工厂1942年生产的高精度铣床，原本用于加工坦克炮管，现在被拆解成部件，标记为“医疗设备零件”。每一台重达八吨，需要专用固定架。
凌晨四点十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
那是个六十多岁的法国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裤，头发花白，背有点驼。他悄悄绕过码头堆放的货物，走到杜英鸿身边，用流利的德语说：“先生，能借一步说话吗？”
杜英鸿警惕地看着他。老人举起双手，示意自己没有武器。勒费弗尔，前施耐德公司技术总监，退休三年了。我有东西要给您。”
杜英鸿示意他跟上，两人走到一堆空木箱后面。
老人从怀里掏出一卷用油布包裹的图纸，小心翼翼展开。手电筒光下，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线条、数字、法文标注。
“这是小型水电站自动调速器的设计图。”老人声音很低，但很清晰，“我自己设计的，1938年获得专利。但公司说没市场，一直搁置。我听说……你们在中国建设水电站？”
杜英鸿接过图纸，快速浏览。他是个外行，但看得懂基本结构——涡轮、调速器、控制系统。图纸很详细，每个部件都有三视图和加工要求。
“这个装置能让小型水轮机的效率提高百分之三十。”老人指着图纸上的一个部件，“特别是对于山区的小型河流，传统调速器反应太慢，这个设计用了新的液压反馈系统。”
“你为什么给我这个？”
老人沉默了几秒。码头上的灯光照在他脸上，皱纹很深，眼睛里有种说不清的情绪。
“我儿子战死在敦刻尔克。”他终于说，“他是个工程师，才二十六岁。他死前最后一封信里写：爸爸，我们为什么要造这么多杀人的机器？为什么不能造些让人活得更好的东西？”
老人抬起头，看着杜英鸿：“这七年，我看着法国被占领，看着德国人造坦克、造飞机、造大炮。我也看着施耐德公司为德国人生产军火零件。每天晚上我都睡不着，我在想，我儿子的问题，我该怎么回答。”
他指了指图纸：“这是我唯一能给出的答案。这个调速器，能让山村有电，能让磨坊运转，能让孩子们在电灯下读书。它很小，改变不了世界。但也许……也许能改变一个村子。”
杜英鸿看着老人，又看看图纸。他想起沈知渊常说的一句话：技术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先进，而在于它用在什么地方。
“我们会让它在中国发挥作用。”杜英鸿郑重地说，“我向你保证。”
老人眼睛湿润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在图纸右下角签上名字和日期：皮埃尔·勒费弗尔，1944年6月4日。
“如果您需要，”老人说，“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去中国。我老了，但手还没抖，脑子还清楚。”
杜英鸿当场签署聘书——盘古集团“水力工程顾问”，月薪五百美元，提供住房和医疗。老人接过聘书，手在颤抖。
“我得先安顿好老伴。”他说，“她身体不好，不能长途旅行。等我安排好了，明年春天，我去上海找你们。”
“一言为定。”
两人握手。老人的手很粗糙，满是老茧，那是一双工程师的手。
凌晨五点，最后一批货物装船完毕。三艘货轮的烟囱开始冒出黑烟，引擎预热。八十九名欧洲技术人员及其家属已经全部登船，分配在三个船舱里。孩子们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大人们紧张地等待着。
杜英鸿站在“曙光号”舰桥上，看着码头上影子小队的队员们在做最后的检查。突然，港口入口处传来枪声。
很清脆的手枪声，在寂静的黎明前格外刺耳。
通话器里传来码头队员的声音：“一队德国巡逻兵，约十二人，正朝码头过来。维希警察在阻拦，发生争执。”
杜英鸿立刻下令：“切断缆绳，启航！”
水手们用斧头砍断缆绳，三艘货轮同时启动引擎，缓缓离开泊位。螺旋桨搅动海水，发出低沉的轰鸣。
德国巡逻兵冲到码头边，举起步枪。“停船！立刻停船！”
杜英鸿走到船舷边，用德语大喊：“我们是中立国货轮，已获自由法国和美国授权！这是医疗物资，目的地是中国战区！”
带队的德军少尉用手电筒照向船身，看到舷侧漆着的红十字标志，还有“国际红十字会”的法文标识。他犹豫了。
这时，之前收钱的警察局长气喘吁吁地跑过来，用德语解释：“少尉先生，这些确实是医疗物资，手续齐全。如果耽误了运输，可能会引起外交纠纷……”
少尉看看局长，又看看正在离港的货轮。他骂了几句脏话，挥手示意士兵放下枪。
货轮驶出防波堤，进入地中海开阔水域。杜英鸿看着码头上的灯光越来越小，终于松了口气。
但他知道，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