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冬天的夜晚来得特别早，下午四点刚过，天色就已经暗得像深夜。夏洛滕堡区一栋战前建筑的底层，霓虹灯牌上“蓝调”两个字忽明忽暗，几个字母已经不亮了。酒吧门口挂着“今日停业”的牌子，但门缝里透出微弱的光。
杜英鸿推开沉重的橡木门，一股混杂着烟草、劣质酒精和汗味的气息扑面而来。酒吧内部比外面看起来大，但此刻空荡荡的，只有吧台后一个秃顶的老酒保在擦杯子。
老酒保头也不抬，用拇指朝后门方向指了指。
杜英鸿穿过狭窄的走廊，推开挂着“储藏室”牌子的门。里面不是储藏室，而是一个隐蔽的里间，点着两盏煤油灯，墙壁上贴着隔音毯。三个男人已经等在那里。
“埃尔克女士要晚十分钟。”说话的是个戴圆框眼镜的瘦高男人，三十来岁，说话时习惯性推眼镜，“她今天被邮局主管留了，临时清点一批从东线寄回的‘阵亡士兵遗物’包裹。”
杜英鸿点点头，找了张椅子坐下。他没有脱大衣，手一直放在口袋里，握着勃朗宁手枪的枪柄。另外三人他都认识——影子小队的成员，伪装成瑞典记者的两个，扮成国际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一个。四个人在这个房间，还有五个分散在柏林各处，监控着九个科学家家庭的住处。
“最新情况。”杜英鸿压低声音。
杜英鸿皱眉：“孩子必须一起走。告诉施密特，我们保证全家安全，但如果分开走，风险更大。”
“是。”
“那就调整日期。”杜英鸿说，“但不能拖太久。柏林每天都有变化，明天也许就封城了。”
门外传来三长两短的敲门声。杜英鸿示意，一个队员开门。进来的女人四十多岁，穿着邮局制服，围巾包住大半张脸，只露出疲惫的眼睛。她提着一个帆布包，坐下时先看了看怀表。
“抱歉来晚了。”埃尔克摘下围巾，露出一张普通得走进人群就找不到的脸，“今天邮局死了两个人。”
房间里安静了一下。
“空袭？”杜英鸿问。
“不是。”埃尔克从帆布包里取出一个文件夹，手在微微发抖，“两个年轻邮差，因为私拆阵亡士兵包裹，偷了里面的手表和戒指，被盖世太保当众绞死在邮局后院。尸体现在还挂在那里，说是‘警示’。”
她深吸一口气，把文件夹推到杜英鸿面前：“十四人的名单，现在只能带走九个。维尔纳和弗里茨博士昨天被党卫军带走了，说是‘保护性监禁’。卡尔博士上周失踪，他的妻子收到一封打印的信，说丈夫‘自愿参加东线特殊项目’，但邻居看见他是被蒙着头押上车的。”
杜英鸿翻开文件夹。九个人的档案，每份都有照片、住址、工作单位、家庭成员、日常作息时间表。最后一页是转移路线图——从柏林到瑞士的三条备用路线，每条都标注了检查站、安全屋、接头暗号。
“价格？”杜英鸿合上文件夹。
埃尔克报了一个数字，比上次高了百分之三十。
杜英鸿没有还价，从手提箱里取出一个小布袋，倒在桌上。金条在煤油灯光下泛着暗沉的光，一共九根，每根一公斤。这是预付的一半。
“另一半成功越境后支付。”杜英鸿说，“还是老账户？”
埃尔克点头，快速把金条收进帆布包。她的手不再抖了。
“还有一件事。”她压低声音，几乎耳语，“党卫军新成立了一个部门，叫‘科技保卫处’，专门监控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斯科尔兹内上校——你听说过他吗？”
杜英鸿感到后背一阵寒意。斯科尔兹内，那个从意大利山顶监狱救出墨索里尼的人，那个被称为“欧洲最危险的男人”的党卫军特种部队指挥官。
“他盯上我们了？”
“不清楚。”埃尔克说，“但三天前，科技保卫处调阅了这九个人中七个的档案。他们也许只是例行检查，也许……”
她没说完，但意思很清楚。
杜英鸿看了一眼怀表：下午五点二十。“行动按原计划，今晚十点开始。如果有变，用二号紧急信号。”
埃尔克重新围上围巾，提起帆布包，像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房间里剩下四个人。杜英鸿走到墙边，那里挂着一幅柏林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画满了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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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顺序。”他手指点在地图上，“原来计划从城东开始，但今晚城东有三个检查站增派了党卫军。我们从城西开始，先接施密特一家。”
“斯科尔兹内如果真在监控……”戴眼镜的队员担忧道。
“那就让他看看。”杜英鸿眼神冷峻，“看看我们怎么在他眼皮底下把人带走。”
晚上七点，杜英鸿开着租来的黑色欧宝汽车，停在柏林工业大学家属区外两条街的地方。他换上了帝国航空部的制服——深灰色，袖口有鹰徽，是从黑市买的真品，连配套的证件都伪造得天衣无缝。沈知渊通过“龙影”渠道搞到了航空部内部文件格式和印章样本，瑞士的伪造专家花了三周才做出这批证件。
“确认状态。”杜英鸿对着藏在衣领下的微型话筒说。
耳塞里传来队员的声音：“施密特家灯光亮着，窗户有窗帘遮挡。邻居家正常，没有异常人员。街区入口有党卫军巡逻队，十分钟经过一次。”
“等我信号。”
杜英鸿下车，提着公文包，步履沉稳地走向家属区。门口的哨兵拦住了他。
“证件。”
杜英鸿递上伪造的帝国航空部证件，还有一份盖着红章的文件。哨兵用手电照着看，文件标题是“关于紧急征调专业人员参与‘火神’绝密项目的通知”。
“这么晚？”哨兵怀疑地看着他。
“战争不等人。”杜英鸿语气平淡，“‘火神’项目优先级是元首亲自定的。耽误了时间，你我都担不起责任。”
哨兵犹豫了一下，挥手放行。杜英鸿走过时，袖口轻轻一抖，一根小金条滑进哨兵大衣口袋——动作快得几乎看不见。
施密特家在三楼。杜英鸿敲门，三长两短。门开了一条缝，一双惊恐的眼睛看着他。
门开了。施密特博士五十多岁，头发稀疏，眼镜片很厚。他妻子玛格丽特紧紧搂着两个女儿——一个八岁，一个六岁，都穿着厚外套，背着小小的行李包。
“东西都带齐了？”杜英鸿问。
施密特点头：“只有随身物品，按你说的。”
“证件。”
施密特递上四本护照——瑞士护照，照片是他们的，名字是假的。这是盘古集团通过瑞士移民局内部关系搞到的，每本成本五千美元。
杜英鸿快速检查，确认无误。
“走。”
五个人下楼，两个女孩很乖，一声不吭。
走到一楼时，杜英鸿突然举手示意停下。
他听到外面有汽车刹车声，不是普通车辆，是军用卡车的低沉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