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年四月二十八日，归化城都督府内，一场关于政治姿态的辩论正在进行。
黄宗羲将一叠文书推至案前，神情肃然：“大人，这一次的大捷，消息定然会扩散，到时朝堂必然震动。若完全隐匿不报，则失臣子本分，予人口实；若详尽上报，又恐朝廷忌惮，招来猜忌。我觉得，当采取‘若即若离’之策。”
“何为若即若离策略？”李健问道。
方以智接话：“若即若离之策，即者，表面尊奉朝廷，按时上奏，依制纳贡，使朝廷无直接讨伐之名；离者，实际自主，军政自决，赋税自收，使朝廷不能干预内政。简言之——听封不听调，称臣不称奴。”
顾炎武补充道：“此策有三利：一可安抚境内怀明士民之心，二可避免与朝廷过早决裂，三可争取时间壮大自身。待我河套兵精粮足、民心稳固之时，纵使朝廷翻脸，亦无所惧。”
李健沉吟片刻，走到窗边。窗外，新栽的柳树已吐新绿，街道上商旅往来，兵士巡逻，一派新兴气象。这片土地，是十万将士用鲜血换来的，绝不能轻易交还那个已经腐朽的朝廷。
“就依三位先生之议。实行区域自治，同时要把我们的态度传达给五府百姓。思想建设这一块要求侯方域去把控，一定要跟上我们的发展。”
他转身，“但要把握分寸——奏疏要写，战功要报，但只报七分，留三分；忠诚要表，但只表形式，不交实权；贡赋要纳，但只纳象征，不伤元气。”
接下来的三日，一份精心措辞的奏疏在都督府几位文士笔下诞生。这份后来被史家称为《河套捷报疏》的文书，堪称政治智慧的结晶：
开篇以最恭谨的语气写道：“臣都督佥事李健谨奏：赖陛下天威，祖宗庇佑，将士用命，于崇祯十年四月初，大破建虏于归化城下……”将胜利首先归功于皇帝和祖宗，这是政治正确。
战报部分虚实结合：如实上报歼灭清军“万余”，但隐去具体数字和详细战术；提及收复河套，但强调是“恢复祖宗故土”；汇报阵斩豪格，但说成是“天佑王师，流矢毙敌酋”；对自身伤亡轻描淡写，只说“伤亡若干”。
最关键的是结尾的表态：“臣本边鄙武夫，唯知忠君报国。今河套初复，百废待兴，鞑虏仍窥伺于外，流民待安抚于内。臣当谨守边陲，练兵储粮，为陛下屏藩。待地方稍定，即当入朝觐见，面陈机宜……”
这段话暗藏玄机：“边鄙武夫”是自谦，也是暗示自己不懂朝堂政治；“忠君报国”是定调；“河套初复”说明局势未稳；“鞑虏窥伺”强调外部威胁；“待地方稍定”则是拖延入朝的伏笔——至于什么时候算“稍定”？最终的解释权在自己手里。
奏疏写就，李健又亲自添上一份“贡单”：战马百匹、良弓千张、貂皮五百领、白银五千两。这份贡礼，价值不菲，但相对于河套此次缴获，不过九牛一毛。更重要的是，它传递了一个信号：我仍然是大明的臣子，仍然在履行藩镇义务。
四月三十，奏疏与贡礼由三百精兵护送，启程前往北京。带队的是都督府农业司主事陈相龙——此人，精通农务，此次因其在北京有故旧关系，最适合完成这项外交任务。
临行前，李健秘密召见陈相龙：“相龙，此去京师，有三件事：第一，将奏疏、贡礼送达，礼仪务必周全；第二，打探朝堂反应，特别是温体仁、杨嗣昌等人的态度；第三，若有机会，接触一些郁郁不得志的官员、将领，暗示河套求贤若渴。”
“下官明白。”陈相龙深施一礼，“还有一事……若朝廷召大人入京，当如何应对？”
李健笑了：“你就说，李都督重伤未愈，正在调养。若朝廷非要见，你就说……河套不稳，鞑虏可能报复，主将不宜轻离。总之，拖。”
五月初三，使团离开河套。李健站在城楼上，目送队伍远去，心中清楚：这份奏疏送到北京之日，就是河套正式登上崇祯朝政治舞台之时。届时，猜忌、拉拢、打压、算计……所有的政治斗争都会接踵而至。
但他已做好准备。河套十万大军、数百万民众、新兴的军工体系、独特的政治架构，就是他最大的底气。
五月初五，端午佳节。但河套没有赛龙舟、吃粽子的闲情，一支特殊的使团正在集结。
使团团长是曹文诏——这位老将不仅善战，更通蒙古语，了解草原习俗。副使是格物院的年轻学者徐明远，他负责携带的新式“礼物”：五百担蜂窝煤、一千斤茶叶、五百匹棉布，以及各种药品。
“蜂窝煤？”曹文诏看着那些黑乎乎的、布满圆孔的煤饼，满脸疑惑，“这玩意儿能当礼物？”
徐明远笑着解释：“将军有所不知。蒙古草原缺柴少炭，牧民平日烧牛粪，烟气大，热量低。这蜂窝煤，是用煤粉混合黏土压制而成，耐烧，火旺，烟少。一个煤饼能烧两个时辰，抵得上十斤干牛粪。对蒙古人来说，这比金银更实用。”
李健亲自来送行：“文诏，此去鄂尔多斯部，不是打仗，是攻心。记住三句话：示之以威，怀之以德，诱之以利。”
“请大人明示。”
“示之以威，就是要让乌力罕知道，我们能打败豪格，也能打败他；怀之以德，就是送上这些生活物资，雪中送炭；诱之以利，就是开放互市，让他们用牛羊马匹，换我们的茶布粮盐。同时给蒙古各族立下标杆，让他们看到我们实力的同时，也给他们生活的希望。”
曹文诏了然：“打一巴掌给个甜枣。”
“正是。”李健点头，“但这一巴掌已经打过了——归化之战，蒙古兵死了那么多，相信他们已经有觉悟了。现在是给甜枣的时候。你要让乌力罕以及其他部族的首领明白：跟我们合作，有饭吃，有衣穿，能过好日子；跟我们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使团五百人，其中一百是精兵，四百是文吏、通译、工匠、医士。他们赶着五十辆大车，车上满载货物，缓缓北行。
五月初十，使团进入鄂尔多斯草原。眼前的景象令人心酸：正是春夏之交，本应水草丰美，但连年战乱加白灾，草原上随处可见倒毙的牲畜骨架，牧民帐篷破败，孩童衣不蔽体。
一个老牧民看到车队，颤巍巍地走过来，用生硬的汉语问：“是……是汉人商队吗？有……有粮食吗？我用羊皮换……”
徐明远让人取出一袋小米，约二十斤，递给老人：“送你的，不要换。”
老人愣住了，捧着米袋，泪水纵横：“长生天保佑你们……保佑你们……”
这一幕，被暗中的蒙古探马看在眼里。消息很快传回乌力罕的大帐。
此时的乌力罕，正焦头烂额。归化之战，他派出的三千骑兵只回来八百，部众怨声载道；大部落趁机吞并他的草场，小部落纷纷离散；更糟的是，春荒未过，存粮将尽，这个夏天如果牛羊不肥壮，冬天又要死人了。
“首领，汉人使团到了，距此五十里。”亲兵禀报。
“多少人？带武器了吗？”
“约五百人，只有百人持械，其余像是文吏工匠。他们……他们在沿途救济牧民，送粮送药。”
乌力罕眯起眼睛。这个李健，刚在归化杀了他很多的部众，现在又来送温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让他们来。”他决定见见，“但只准团长带五人进帐。”
五月十五，乌力罕的大帐前。
曹文诏只带徐明远和三个通译，坦然走进这座可容纳百人的巨大毡帐。帐中，乌力罕端坐虎皮垫上，左右各列八名持刀勇士，杀气腾腾。
“鄂尔多斯部右翼台吉乌力罕，见过大明河套都督府使者。”乌力罕用蒙古语说道，语气不冷不热。
通译转述后，曹文诏拱手：“河套都督府代表曹文诏，奉李都督之命，拜见台吉。特献薄礼，以表敬意。”
徐明远命人抬进礼物：茶叶十箱、棉布二十匹、药品五箱，还有——一筐蜂窝煤和一个特制的煤炉。
“这是何物？”乌力罕指着蜂窝煤。
徐明远亲自演示：点燃煤炉，放入蜂窝煤，不过片刻，蓝火苗蹿起，帐中温度明显升高。“此物名蜂窝煤，耐烧，火旺，烟少。一块可烧两个时辰，抵十斤干牛粪。冬日取暖，平日煮食，皆可用之。”
乌力罕来了兴趣，走下座位，凑近观看。蒙古草原最缺燃料，牛粪要留着肥草原，干草要喂牲畜，牧民常为一把火发愁。这黑乎乎的煤饼，若真如所说，确是宝物。
“李都督送此厚礼，有何要求？”乌力罕回到座位，直入主题。
曹文诏正色道：“无他，唯愿边境安宁，蒙汉和睦。去岁今春，兵戈相见，两败俱伤。李都督思之，蒙古兄弟亦我同胞，何苦自相残杀？故遣我等前来，提议三事。”
“哪三事？”
“其一，停战息兵。双方划定牧区，互不侵犯；其二，开放互市。我以茶、布、粮、盐、铁器，换贵部牛、羊、马、皮、毛；其三，互助互济。若贵部遇白灾缺粮，我可赈济；若我需战马劳力，贵部可提供。”
帐中一片寂静。左右勇士面面相觑，这条件……未免太好了？
乌力罕沉吟：“李都督刚在归化杀我四千勇士，现在说要和睦，让我如何相信？”
“台吉明鉴。”曹文诏不卑不亢，“归化之战，是清军豪格胁迫贵部参战，非贵部本意。阵亡将士，李都督亦感惋惜，故命我等携药品前来，救治伤员。至于信与不信——”
他顿了顿，“台吉可派人随我回河套一看。看看我河套百姓如何生活，看看互市是否公平，看看李都督是否言出必践。”
徐明远补充：“为表诚意，李都督愿先提供粮食五千石，助贵部渡过春荒。这些粮食，已在来的路上，三日后可到。”
先给粮食，再谈条件。这份气度，让乌力罕动容。
他站起身，在帐中踱步。良久，终于开口：“我要亲自去河套看看。若真如你们所言，我鄂尔多斯部，愿与河套永结盟好。”
五月二十，乌力罕带着百人卫队，随曹文诏南下河套。
沿途所见，让他震惊不已。
首先是道路——从边境到归化，一条宽阔的官道正在修建，路面用碎石铺就，两旁挖有排水沟。民工不是囚徒，而是普通百姓，他们拿着工钱，吃着官粮，干劲十足。
“这是‘以工代赈’。”徐明远解释，“春荒时节，百姓无事，官府雇佣修路，既改善交通，又让百姓有饭吃。”
其次是农田。河套平原上，新垦的田地一望无际。但与蒙古人想象的不同，这里不全是种麦子——大片土地上，种着乌力罕从未见过的作物。
“这是土豆，亩产可达二十石；这是玉米，亩产十五石；这是番薯，亩产三十石。”徐明远如数家珍，“都是李都督从泰西引入的新作物，耐旱高产。今年秋收后，河套粮食将自给有余。”
乌力罕蹲下身，仔细观看土豆苗。他在辽东见过汉人种地，一亩麦子收两三石就算丰年。二十石？三十石？这简直是神话。
进入归化城，震撼更大。城墙在修复，但城内已焕然一新：街道整洁，商铺林立，学堂里传来孩童读书声，工坊中响起机器轰鸣声。蒙古人、汉人、回回人，各自忙碌，相安无事。
最让乌力罕印象深刻的是格物院。宋应星亲自接待，带他参观了水力纺车、焦炭炼铁、新式农具。在一间实验室里。
乌力罕看到了正在试验的蒸汽机——虽然只是模型，但那活塞往复运动的力量，让他这个草原汉子都感到心悸。
“这是……什么？”他问。
“蒸汽之力。”宋应星眼中闪着光，“以水化汽，以汽生力。将来可用它拉车、行船、纺纱、锻铁……其力无穷，可抵百马。”
参观完毕，李健在都督府设宴款待。宴席不奢，但有酒有肉，有新鲜蔬菜——这在草原上是奢侈品。
席间，李健直言：“乌力罕台吉，你看我河套如何？”
“生机勃勃，前所未见。”乌力罕由衷道。
“那台吉可知，河套二年前是什么样子？”李健自问自答，“千里荒芜，十室九空，蒙古年年劫掠，百姓朝不保夕。是我带着流民，开荒种地，筑城建堡，练民兵，造火器，一点一点建起来的。”
他举起酒杯：“我能建起河套，也能帮台吉建起一个富足的鄂尔多斯。只要——我们不是敌人，而是兄弟。”
乌力罕举杯的手有些颤抖。兄弟？这个词，在蒙古各部之间都罕见，何况蒙汉之间？
“李都督，”他沉声道，“你要我怎么信你？”
“时间。”李健放下酒杯，“我不需要你现在就信。你可以先尝试——尝试互市，尝试接受我们的农具、种子，尝试让部众学习我们的耕作技术。一年，两年，三年后，你看你的部众是更穷了，还是更富了；是更恨我了，还是更敬我了。”
这份坦诚，打动了乌力罕。他仰头饮尽杯中酒：“好！就依都督！鄂尔多斯部愿与河套盟誓：永不侵犯，互通有无！”
五月二十五，盟誓仪式在归化城南举行。乌力罕代表鄂尔多斯部，李健代表河套都督府，杀白马黑牛，祭告天地，缔结《归化和约》。
和约主要内容：
一、双方以现有控制线为界，互不侵犯；
二、开放归化、东胜、宁夏三处互市，蒙古以牲畜、皮毛、药材，换河套的粮食、布匹、茶叶、铁器（非兵器）；
三、河套派遣农师，指导鄂尔多斯部定居耕作；鄂尔多斯部派遣青年，入河套学堂学习；
四、遇白灾等灾害，河套提供粮食援助；遇战事，鄂尔多斯部提供骑兵助战；
五、合约有效期十年，可续签。
这是明朝自隆庆和议（1571年俺答封贡）以来，汉蒙之间签订的最平等、最务实的条约。更重要的是，它不是中央朝廷与蒙古签订的，而是一个地方自治政权与蒙古部落签订的——这标志着河套都督府，已具备独立处理边疆事务的能力。
五月底，互市正式开放。
第一天，归化互市场就挤满了人。蒙古牧民赶着成群的牛羊马匹，汉人商贾拉着满载货物的车队，双方在官府划定的区域内交易。有专门的通译协助沟通，有官方的度量衡统一标准，更有巡兵维持秩序——严禁强买强卖，严禁以次充好。
交易品种丰富得超乎想象：
蒙古方面：战马、耕牛、绵羊、山羊；牛皮、羊皮、貂皮、狐皮；羊毛、驼毛；甘草、黄芪、枸杞等药材。
河套方面：小麦、小米、玉米、土豆（鲜薯和种薯）；棉布、麻布、毛呢；茶叶（砖茶、散茶）；食盐、红糖；铁锅、铁锹、镰刀、剪刀等铁器（但严禁兵器）；还有新鲜事物——蜂窝煤和煤炉。
价格公道得让蒙古人不敢相信：一匹中等战马，换粮食十五石（约1800斤）或棉布三十匹；一头耕牛，换粮食八石；一只羊，换粮食一石或棉布两匹。而在以往与明朝官市的交易中，一匹马最多换十石粮，还要被官吏层层克扣。
更让蒙古人感动的是，河套方面接受“赊账”——春荒时节，牧民缺粮，可以先借粮，秋后用牲畜偿还。利息？没有利息，只收少量“手续费”。
“李都督真是活菩萨！”一个老牧民用刚换来的粮食煮了锅粥，边吃边流泪，“这够我全家吃一个月了……我的羊秋天就能还债……”
互市不仅惠及蒙古人，更刺激了河套经济的全面爆发：
农业：大量耕牛的输入，使得开荒速度倍增。五月底，河套新垦田地已达三百万亩，全部种上了高产作物。宋应星亲自指导的“堆肥法”“轮作法”，让土地肥力持续提升。预计秋收时，粮食总产将超过八百万石，足以再多养活二百万人。
手工业：羊毛、驼毛的大量输入，催生了毛纺业的兴起。归化城新建了三座毛纺工坊，采用水力纺车，效率是手工的十倍。织出的毛呢厚实保暖，不仅供应军队，还远销山西、陕西。
矿业：煤炭需求激增。河套北部的煤窑从五座扩展到二十座，矿工从千人增至五千。蜂窝煤工坊昼夜不停，月产百万块，仍供不应求。
商业：归化城迅速成为塞上商贸中心。山西、陕西、河南、甚至京师的商贾闻风而来，开设票号、货栈、酒楼、客栈。城市人口从战后的十万猛增至三十万，还在持续增长。
最引人注目的是金融创新：河套都督府发行“粮票”——一种可以兑换粮食的票据，面值从一升到百石不等。商人可以用粮票交易，避免了搬运粮食的麻烦；牧民可以存储粮票，随时兑现。这实际上是纸币的雏形。
到六月初，互市交易额已达白银五十万两（折算），相当于明朝北方数省一年的商税。河套都督府从中抽取百分之五的“市税”，月入二万五千两，加上其他赋税，月总收入超过五万两——而开支（军饷、俸禄、建设等）约四万两，归化已然实现财政盈余。
李健在军政会议上宣布：“从六月起，全军饷银增加三成；学堂学生伙食标准提高；六十岁以上老人，每月发养老粮一斗；孕妇、产妇，额外补贴。”
消息传出，万民欢腾。河套的凝聚力，在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日益坚固。
六月初一，河套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天工开物》正式刊行。
这部巨着在宋应星原稿基础上，增加了“河套补遗”三卷，共计二十一卷。从稻麦耕种到珠宝加工，从舟车制造到火药配制，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的生产领域。
刊印仪式在格物院举行。李健亲自为书题写扉页：“知识就是力量——致改变世界的劳动者”。
这句话，后来成为河套的格言。
首印一千部，很快被抢购一空。购买者不仅是学者、工匠，还有许多商人、军官、乃至识字的农民。他们发现，这本书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实实在在的技术指南。
一个铁匠买了《冶铸卷》，按照书中记载的“灌钢法”改良工艺，炼出的钢质量提升三成；一个农夫买了《乃粒卷》，学习“区田法”，在旱地上种出了好庄稼；一个矿工买了《燔石卷》，掌握了更安全的采煤方法……
更深远的影响在学堂。李健下令，将《天工开物》列为中学（十二至十六岁）必修教材。孩子们不仅要读四书五经，还要学稼穑工巧。这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是颠覆性的。
反对声当然有。一些老学究痛心疾首：“工匠之术，怎能与圣贤书并列？长此以往，礼崩乐坏矣！”
李健的回应是，在《河套新报》上发表文章《致质疑者》：“昔禹治水，非知水性不可；周公制礼，非通人情不能。今日河套，垦荒需知农时，筑城需懂力学，制器需明物理。若只知诗书，不识实务，与赵括谈兵何异？我们要培养的，是既能读圣贤书，又能做实在事的人才。”
这篇文章被广泛传抄，许多开明士绅深以为然。连远在江南的黄道周（明末大儒）读到后，都感慨：“李健虽武人，见识超卓。若天下士人皆务实学，何至于今日之乱？”
《天工开物》的影响很快超越河套。通过商路，书籍流传到山西、陕西、河南，甚至江南。虽然明朝官方禁止刊印——认为其中“多涉机密”，但私下传抄者络绎不绝。
六月中旬，一个从西安来的书商找到格物院，提出要印一万部，销往全国。宋应星请示李健，李健大笑：“印！不仅要印，还要多译几种文字。将来，我们要让这本书流传天下，让所有人都知道——生产技术，不是奇技淫巧，是富民强国的根本！”
知识传播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天工开物》成为明末实学运动的标志，而河套格物院，则成为这个运动的中心。
六月下旬，河套平原上一片生机盎然。
土豆开花了，紫色的、白色的花朵连成海洋；玉米抽穗了，一人多高的杆子密密层层；番薯蔓匍匐在地，叶子肥厚油绿。老农们蹲在地头，摸着庄稼，笑得合不拢嘴。
“活了六十年，没见过这么好的庄稼！”归化城外的老农王老汉对巡视的李健说，“都督，您说的那个‘化肥’，真神了！我家十亩地，往年收麦子不过三十石，今年这土豆，怕能收二百石！”
李健蹲下身，扒开一株土豆根部的土，露出鹌鹑蛋大小的块茎。“还早呢，到秋天，这些能长到拳头大。”
他站起身，望向无边的田野，“老王，等秋收了，你家的粮仓装不下怎么办？”
“卖！”王老汉毫不犹豫，“卖给官府，卖给商贾，换钱买布，买肉，给儿子娶媳妇！”
周围农民都笑了。那笑容里，是对丰收的期盼，是对好日子的向往。
农业丰收在即，工业也在突飞猛进。在毕懋康的主持下，燧发枪的生产实现了标准化：十个工匠分工协作，一人专做枪管，一人专做枪机，一人专做枪托……效率提升五倍，月产量从三百支增加到八百支。更关键的是零件通用，坏了可以更换。
方以智跟宋应星的蒸汽机项目也取得突破。六月二十五，第一台实用型蒸汽机在归化城外安装成功。它带动八台纺纱机，一天能纺纱五百斤，相当于一百个熟练女工的工作量。
虽然这机器还粗糙，噪音大，漏气以及各种问题，但它的意义非同寻常——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蒸汽动力用于实际生产。参观那天，工匠们围着机器，看着那不知疲倦的活塞，激动得热泪盈眶。
军事上，河套军队完成了整编。十万战兵，加上五万屯垦兵，总兵力十五万。更重要的是质量：火器装备率超过二成，骑兵全部实现一人双马，军官六成经过军校培训，士兵基本全部识字——这在这个时代，是不可思议的，河套地区的统一，更多的资源也源源不断，加速了发展。
政治架构也趋于完善。河套议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五十名议员士绅、将领、工匠、农民代表各占一定比例审议了《河套赋税条例》《义务教育法》《工匠奖励办法》等法案。虽然最后决定权仍在李健手中，但这种形式，让各阶层都有了发声渠道。
六月底，李健召开了军政扩大会议。与会者除了将领、文官，还有蒙古台吉乌力罕、格物院学者、大商贾代表、农民代表。
会议的主题是：总结上半年，规划下半年。
李健做了一份详尽的报告：“截至六月底，河套都督府控制面积四十万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五十万（含蒙古各部）；常备军十五万，战马八万匹；耕地五百万亩，预计秋收粮食一千万石；月财政收入六十万两，支出四十五万两，盈余十五万两；学堂三百所，学生五万人；工坊二百座，工匠三万……”
这一串数字，让所有人振奋。
“但我们不能自满。”李健话锋一转，“外部威胁依然存在：清军必会报复，朝廷态度不明，蒙古各部尚未完全归心，贸易也得继续扩大。内部挑战也不少：粮食虽多，但仓储、运输能力不足；军队虽强，但后勤体系脆弱；民心虽附，但制度尚未稳固。”
他提出下半年五大任务：
一、秋收保卫战，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二、继续深化与蒙古各部的联系，争取更多部落归附；
三、加强边境防御，修筑永久性堡垒；
四、发展军工，年内生产燧发枪两万支，火炮三百门；
五、推进教育改革，年底前实现“一镇一学堂”。
会议最后，乌力罕站起来，用生硬的汉语说：“我，鄂尔多斯部乌力罕，代表数十万部众宣誓：永远追随李都督！草原上的雄鹰都知道，跟着最强的头鹰，才能飞得最高！”
掌声雷动。这不是谄媚，而是草原法则的体现——弱者依附强者，天经地义。
夜幕降临时，会议结束。李健独自登上归化城南门，望着万家灯火。
苏婉儿悄然来到身边，为他披上披风：“累了吧？”
“累，但值得。”李健握住妻子的手，“婉儿，你看到了吗？我们正在创造历史。不是改朝换代的那种历史，而是……让这片土地，这里的人民，能过上好日子的历史。”
“我看到了。”苏婉儿依偎着他
李健笑了：“等天下太平了，我就把这一摊子交给他们，咱们带着孩子，游山玩水去。”
“这话你说过很多次了。”
“这次是真的。”李健望着星空，“等秋收之后，等我们彻底站稳脚跟，等……等一个时机。”
什么时机？他没有说。但苏婉儿知道，丈夫心中有一盘大棋，这盘棋的格局，可能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远处传来学堂晚课的钟声，悠扬而沉静。这钟声，回荡在河套的夜空，也回荡在一个新时代的门槛上。
崇祯十年的夏天，河套的故事还在继续。而更大的风暴，正在远方酝酿——北京城里的君臣，盛京城中的皇太极，还在各处溜达的李自成、张献忠，都在密切关注着这片土地。
但这一次，河套已经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