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八年九月的时候，陕北的秋意已浓。杏子河谷的三千多亩新垦河滩地，谷穗沉甸甸地垂着头，在秋风中荡起一片金黄波浪。这片曾经的乱石滩，经过新家峁垦荒队近一年的整治，如今已是渠网纵横、田垄齐整的丰腴之地。
然而，收获的喜悦还未散尽，麻烦就来了。
九月十八清晨，一支两百多人的队伍突然闯入河谷。领头的是个四十来岁、穿着绸衫的瘦高个，身后跟着一群手持棍棒、腰挎短刀的打手，再后面是几十个扛着麻绳扁担的壮汉——这是要来收粮的架势。
垦荒队长赵大勇正在田边查看谷子成熟度，见状立刻带人拦了上去。
“诸位，这是新家峁的垦荒地，不知有何贵干？”赵大勇抱拳问道，语气不卑不亢。他身后，一百多个正在干活的垦荒队员也聚拢过来，手里握着镰刀锄头。
瘦高个扬了扬下巴，旁边一个账房模样的中年男人上前一步，抖开一张发黄的纸张：“看清楚了！这是弘治年间的地契！杏子河上下游三十里，都是我高家祖产！你们占了我们家的地，还不快滚！”
赵大勇接过地契细看。纸张确实老旧，字迹模糊，但印章依稀可辨。内容写着：“立契人高文远，有杏子河滩地一处，东至黑虎山，西至老榆树，南至河心，北至官道，计地三千五百亩……”
“高管事，”赵大勇将地契递还，“这地契说不清楚。黑虎山在哪？老榆树是哪棵？我们开荒时，这里是乱石滩，连棵草都不长。若是你家的地，为何几十年不耕种？”
瘦高个就是高家管事高福。他冷笑一声：“我家的事要你管？地契在此，官府备过案，这就是凭证！再不让开，休怪我不客气！”
双方对峙起来。垦荒队多是经历过饥荒的汉子，一个个面色黝黑，眼神坚毅，握着农具的手青筋暴起。高家带的护院打手则一脸凶相，手里的棍棒刀子在阳光下闪着寒光。
“去报信！”赵大勇低声对身边一个年轻队员说。那队员转身就跑，钻进了谷子地。
消息传到新家峁时，李健正在议事堂与钱小满核对今年的粮食总账。听到“高家”二字，他眉头一皱：“可是绥德那个高维岳家？”
报信的快马喘着粗气：“正是！领头的是高家管事高福，带了二百多人，要抢咱们的谷子！”
黄宗羲放下手中的笔，补充道：“高维岳是举人出身，他弟弟高维峰在西安布政使司当经历，正六品的官。高家在绥德有田万亩，佃户上千，是陕北数得着的大户。这高维岳还有个绰号叫‘高三尺’。”
“高三尺？”李健问。
“意思是凡他看上的地，总要刮去三尺土——形容其贪得无厌。”
黄宗羲摇头，“这些年他兼并土地，手段狠辣，逼死的人命不下十条。听说他最喜欢在荒年低价买地，等丰年再高价租出去。”
李健放下账册，走到墙边地图前，手指点在杏子河的位置：“那片河滩地，咱们投入了多少？”
钱小满翻出厚厚的记录本，快速计算：“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九月，投入人工八千三百五十个工日；开引水渠三里二，排水沟五里；垒石堰五百二十丈；施底肥三千二百担；还建了三个水车、两处谷仓。按市价折算，至少投入了三千五百两银子。”
“收成预计？”
“谷子长势极好，亩产应该能到一石三，三千亩就是三千九百石。按现在市价，每石一两二钱，总值四千六百八十两。”
李健冷笑：“也就是说，高家想空手套白狼，吞掉咱们八千多两的投入和收成。好大的胃口。”
“盟主，怎么办？”郑老汉急了，“硬顶的话，高家有官府背景；退让的话，以后谁都能来咬咱们一口。这开了头，后患无穷啊！”
李健沉思片刻：“先礼后兵。派个懂律法的去交涉，看看高家到底想干什么，底线在哪。”
被派去的是方以智的学生周文彦。这年轻人二十出头，却是秀才出身，熟读《大明律》和历代田制，说话条理清晰，待人接物也得体。他带着两个助手，当天下午就赶到了高家庄园。
庄园坐落在绥德城东，占地数十亩，亭台楼阁，气派非凡。周文彦递上拜帖，等了近一个时辰，才被引入偏厅。
高维岳五十出头，干瘦精明，穿着藏青色绸衫，正坐在太师椅上喝茶，眼皮都不抬：“新家峁的人？来替那些泥腿子说情？”
周文彦不卑不亢，拱手行礼：“高老爷，晚生周文彦，奉李同知之命，前来厘清杏子河滩地的归属事宜。”
“归属？”高维岳放下茶盏，嗤笑一声，“地契在我手里，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有什么好厘清的？”
“放屁！”高维岳一拍桌子，“那地是我高家祖产，地契在此！你们不经主人同意擅自开垦，按律该杖八十，田地没收！我没告你们侵占，已经是宽宏大量了！”
“高老爷的地契范围模糊。”周文彦寸步不让，“‘东至黑虎山，西至老榆树’——黑虎山在哪？老榆树是哪棵？且这份地契是弘治年间的，距今已一百五十余年，地界早已湮灭。按律，抛荒三十年以上的土地，视为无主，开垦者得之。”
“少跟我扯律法！”高维岳站起身，指着周文彦的鼻子，“在绥德，我高家就是律法！告诉你家主子，三天之内，把人撤走，粮食留下。否则，别怪我翻脸无情！”
周文彦还想争辩，高维岳已拂袖转入内室，管家高福上前做了个“请”的手势——逐客了。
第一次交涉，彻底失败。
李健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他立刻派出多路人马，从各个方向调查高家底细。
第一路去西安，由方以智通过旧日关系，查高维峰的底细。回报：高维峰虽只是布政使司经历（掌管文书的小官），但擅长钻营，与陕西按察使司的几个官员关系密切，还和司礼监某位太监的远亲结了姻亲。此人贪财好色，在西安官场名声不佳，但因会来事，暂时没人动他。
第二路在绥德本地打听，由侯方域派出的几个老成持重的情报员负责。他们扮作货郎、游医，在绥德城乡走访，收集到的信息触目惊心：
高家这些年兼并土地，手段狠辣至极。常用的一招是“围地”：先低价买下某块地周边的好地，然后或阻断水源，或破坏道路，或纵牲畜践踏庄稼，逼得中间的地主不得不贱卖土地。
对佃户更是苛刻。正常地租是五五分成，高家收到七成，遇灾年也不减免。有佃户交不起租，高家就抓人送官，勾结胥吏，轻则杖责，重则下狱。这些年被高家逼得卖儿卖女、家破人亡的，不下二十户。
“高三尺”的绰号，就是因为他兼并土地时寸土必争，连地边地角都要算计清楚，一丝一毫都不放过。
第三路在杏子河沿岸走访老户。终于，在距离河谷十五里的一个渔村，找到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船夫。老人耳朵背了，眼睛也花了，但记忆还清晰：
“杏子河滩？那可是个好地方……三十多年前，嘉靖爷那时候吧，发过大水，黄河倒灌，整个滩都淹了，淤泥三尺深。原来那里是有几户人家，地也不错，但大水之后，死的死，逃的逃，就荒了。”
“高家的地？有，高家当时在那边是有几十亩地，但冲毁了，地界石都没了。后来高家找过，没找着，也就不了了之。现在他们拿的地契……嘿嘿，鬼知道是真是假。”
老人最后说：“那地方荒了三十多年，草都不长，成了乱石滩。这两年有人去开荒，我还说呢，谁这么傻，那地方能种出粮食？没想到……还真种出来了。”
关键信息到手：高家的地契可能曾经有效，但地界已失，且三十多年未主张权利。按大明律，这种情况该由官府重新勘界——但前提是，官府公正。
李健将所有信息汇总，在议事堂分析：
“高维岳真正的目的，恐怕不是要地，而是要今年的收成。四千石谷子，值四千多两银子，对他也是笔大钱。地契纠纷只是个由头——成了，他白得一片好地；不成，至少也能讹一笔。”
“那咱们怎么办？”李定国问，“硬扛？”
“先看看他下一步。”李健道，“三天期限，看他怎么动。”
三天后，高家果然动手了。但不是硬抢，而是走了“合法”途径。
九月廿二，绥德知县派了二十多个衙役来到杏子河谷，贴出告示：
“查杏子河滩地归属存疑，经县衙初判，暂行封存。所有收成暂扣县衙，待查明归属后再行处置。垦荒人等即刻退出，不得阻挠公务。”
同时，高维岳暗中指使一批地痞，夜间破坏水渠，往田里撒盐。还四处散布谣言：“新家峁强占民田，官府要严办！”“那些流民都是贼寇，占了地就不走！”
垦荒队群情激愤。赵大勇带人护住谷子，与衙役对峙：“这是我们流血流汗种出来的！谁要抢，先从我们尸体上踏过去！”
衙役头目是个老油子，见状也不硬来，只围住田地，不让收粮。双方僵持。
消息传回新家峁，内部意见分歧。
郑老汉拍桌子：“打！高家欺人太甚！咱们出兵把谷子抢回来，看谁敢拦！绥德县衙算什么？咱们连延安府都不怕！”
钱小满则忧心忡忡：“高家有官府背景，真打起来，咱们就成‘抗官’了。朝廷正愁没借口对付咱们呢。孙传庭那边，可是一直盯着咱们。”
顾炎武沉吟道：“此事关键在于‘理’字。咱们占理，但高家占‘势’。如何以理破势，需仔细斟酌。”
李健听着各方意见，手指在地图上轻轻敲击。良久，他抬起头：“斗而不破，争而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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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正式申诉。
以“杏子河垦荒队全体农户”的名义，将开垦过程、投入清单、证人证言整理成厚厚一册，递交延安知府赵彦。册中详细列明：何时开工，投入多少人工，修建哪些设施，预计收成几何。并附上老船夫等人的证言，证明此地已荒废三十余年。
同时，李健让方以智以私人名义给赵彦写了封信，语气委婉但意思明确：此事若处理不公，垦荒队万人（夸大数字）将赴省城告状，甚至进京叩阍。届时舆论哗然，赵知府脸上也不好看。
第二，发动舆论。
侯方域亲自操刀，将高家如何欺压百姓、如何伪造地契（虽未证实，但可暗示）、如何与官府勾结的事迹，编成几个通俗易懂的故事。
这些故事通过说书人、货郎、游方僧，在绥德、延安乃至周边州县传播。重点突出两点：一是新家峁开荒是为了安置流民，是“为国分忧”；二是高家夺地是为了私吞粮食，是“与民争利”。
还编了顺口溜：“高三尺，心太黑，一张破纸要抢粮；垦荒人，汗流干，辛苦一年为谁忙？”
第三，武力准备。
李定国及高杰秘密调集二千五百民兵，全部换上普通农民衣服，携带短刀、棍棒、弓箭（伪装成猎户），分散进入杏子河周边十几个村庄。一旦高家动用武力抢粮，即刻反击，但严格控制规模——只驱逐，不追杀；只护粮，不占地。
李健特别叮嘱：“记住，咱们是‘自卫’，不是‘攻击’；是‘护粮’，不是‘抢地’。只要高家的人先动手，咱们反击就名正言顺。”
这场冲突在普通百姓中激起了强烈反响。
在新家峁控制区，人们义愤填膺。茶馆里、田间地头，到处都在议论：
“高家太欺负人了！咱们辛辛苦苦开的地，他们一张破纸就想抢走？”
“李大人这次可不能软！咱们都支持！”
“听说赵队长他们还在河谷守着，饭都送不进去。咱们要不要去帮忙？”
在绥德民间，舆论却分化了。
一些受过高压削的佃户暗中叫好，私下传话：“新家峁要是能治治高家，那才解气！高三尺逼死我表哥，这仇还没报呢！”
但也有百姓担心：“强龙斗地头蛇，最后遭殃的还是咱们小民。高家在绥德百年根基，新家峁能斗得过？”
更有些与高家有利益往来的商户、地主，则站队高家：“新家峁想吞并绥德的土地，这次是杏子河，下次就是你们的祖田！”
一时间，绥德、延安交界地带人心惶惶，各种流言四起。
就在这节骨眼上，一个意外的人物来到新家峁——绥德卫指挥使冯振邦。
“李同知，高维岳那老小子，是不是找你麻烦了？”冯老爷子进门就嚷嚷，声音洪亮。
李健有些意外，连忙迎上：“冯老将军怎么来了？快请坐。”
“哼，绥德地界上的事，能瞒过我？”冯振邦啐了一口，也不客气，一屁股坐下，“高家这些年，没少打我军屯田的主意。仗着他弟弟在省里，连卫所的地都想吞。三年前，他想占我卫所的一处草场，被我顶回去了，两家早有过节。”
原来如此。李健心中一动：“那老将军此次来……”
“我支持你。”冯振邦拍着胸脯，“高家要是敢动武，我卫所的三百兵，随时可以‘拉练’到杏子河。就说剿匪、护粮，名正言顺！”
李健心中感激，但摇头婉拒：“老将军好意心领。但这是民事纠纷，不宜动用卫所兵，免得授人以柄——说咱们勾结军方，那罪名就大了。”
冯振邦皱眉：“那你想怎么办？高家可不是善茬。”
“我想请老将军做个中人。”李健微笑道，“出面邀请高维岳，咱们三方坐下来谈谈。您是绥德卫指挥使，德高望重，这个面子他应该给。”
冯振邦眼睛一亮：“你是想……先礼后兵？能谈则谈，不能谈再想别的办法？”
“正是。”李健点头，“至少，先摸摸他的底线，看看他到底想要什么。是想要地，还是要粮，或者……只是要个面子？”
“成！”冯振邦爽快答应，“这事包在我身上。高维岳再横，也得给我几分面子。时间地点，你来定。”
“三日后，杏子河谷，就在那片谷子地边。”李健道，“咱们当着谷子的面谈，看得见摸得着，谁也别想耍花招。”
就在李健准备谈判时，高维岳也在书房里算着另一笔账。
管家高福躬身汇报：“老爷，新家峁那边向延安府递了状子，赵知府已经受理了，说要派人来勘界。”
“赵彦那个滑头，肯定两边不得罪。”高维岳不以为然，手指拨着算盘，“关键是粮食。四千石谷子，值四千两。就算分一半给上下打点，咱们还能落两千两。这笔买卖，划算。”
“可新家峁的人看得紧，衙役也不敢硬抢。那个赵大勇带着一百多人日夜守着，还搭了窝棚，吃住都在地里。”
“那就耗着。”高维岳冷笑，“霜降快到了，谷子再不收就掉粒。他们拖不起。等他们急了，自然会来找我谈。到时候，就不是对半分的事了。”
他真正在乎的不是地——那片河滩虽然肥沃，但毕竟只有三千亩。他在乎的是今年的收成，是那四千石粮食。这些年，他用类似手段吞了不少开荒地：先拿张旧地契出来主张权利，等对方开垦好了，成熟了，就来摘桃子。十次有九次能成——普通百姓哪敢跟举人老爷斗？给点钱就打发了。
但他没想到，新家峁不是普通的佃户。
“老爷，还有个事。”高福压低声音，“冯指挥使派人送来帖子，说三日后要在杏子河谷做中，请您和新家峁的李健当面谈。”
“冯振邦？”高维岳皱眉，“这老匹夫插什么手？”
“听说……冯家和新家峁有往来。前几个月，新家峁给卫所送过一批粮饷。”
高维岳沉吟片刻，忽然笑了：“也好。有冯老匹夫在中间，谈成了，是他面子；谈不成，是他没本事。咱们就去会会这个李健，看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九月廿六，杏子河谷。
秋风已带凉意，谷穗在风中沙沙作响。一片空地上，摆了三张桌子、几把椅子，简单却郑重。
李健只带了周文彦和两个文书，轻车简从。冯振邦也到了，只带两个亲兵。高维岳来得最晚，带着高福和四个护院，架势十足。
三方落座。冯振邦作为中人，先开口：“高老爷，李同知，今天把二位请来，是为杏子河滩地的事。咱们敞开天窗说亮话，能谈则谈，谈不拢再说。如何？”
高维岳斜睨李健一眼：“冯老将军面子，我自然要给。只是不知李同知，有没有诚意？”
李健平静道：“诚意自然有。只是不知高老爷的‘诚意’，是指什么？”
“简单。”高维岳伸出三根手指，“三个条件：第一，地是我高家的，你们必须认；第二，今年的收成，分我七成；第三，往后这片地租给我高家，你们的人可以继续种，但租子按六四开——我六你们四。”
冯振邦听了都皱眉：“高老爷，这条件……未免太苛。”
李健却笑了：“高老爷，您这就不讲理了。地是我们开的，渠是我们修的，肥是我们施的，谷子是我们种的。您拿张说不清地界的老地契，就要分七成收成，还要永久收租。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的地契就是道理！”高维岳声音提高，“你们不经主人同意擅自开垦，本就是侵占！我没告官治你们的罪，已经是仁至义尽！”
“那咱们就去官府说理。”李健寸步不让，“延安府说不清，就去西安；西安说不清，就去北京。正好，我新家峁得了皇上‘安民模范’的匾额，正想进京谢恩，顺便问问朝廷：开荒安置流民，是不是有功？豪强拿张旧纸就来抢粮，是不是有罪？”
提到“皇上”，高维岳脸色微变。他弟弟虽然在省里，但毕竟只是小官，真闹到京城，未必能占到便宜。
“李同知这是威胁我？”
“不敢。”李健淡淡道，“只是讲道理。高老爷若真要讲道理，咱们就按《大明律》来：地界不清，官府勘界；投入多少，各自举证。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高维岳盯着李健，眼中闪过厉色。他原以为这个“泥腿子起家”的武官好拿捏，没想到如此难缠。
冯振邦适时打圆场：“二位，听老夫一句。这杏子河滩地，荒了三十多年是事实；新家峁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开垦，也是事实。高老爷有地契，但地界不清，也是事实。依老夫看，不如各退一步。”
“怎么退？”高维岳问。
“今年的收成，高家分三成，算是地契的补偿。往后这片地，归新家峁所有，但每年给高家一百石粮食，算是‘地权钱’，连给十年。十年后，两清。如何？”
这方案其实偏向新家峁——三千九百石谷子，分三成是一千一百七十石；往后十年每年一百石，总共一千石。加起来两千一百七十石，约值两千六百两。而新家峁的投入就值三千五百两，还不算今年的收成。
但李健知道，这是冯振邦在帮忙找台阶。若高维岳接受，虽不公平，但能避免冲突，也算可以接受。
然而高维岳冷笑一声：“冯老将军，您这偏架拉得也太明显了。三成收成？一百石年租？打发叫花子呢？最少五成收成，往后永久分成，否则免谈！”
谈判破裂。
冯振邦脸色难看：“高老爷，你这是不给老夫面子了？”
“面子是互相给的。”高维岳站起身，“李同知不给我面子，我何必给他面子？咱们……走着瞧！”
说完，带着人扬长而去。
冯振邦气得胡子直抖：“这老匹夫！李同知，你放心，这事我管定了！他要是敢乱来，我绥德卫第一个不答应！”
李健拱手：“多谢老将军。不过这事，我自有计较。”
他望向那片金黄的谷子地，目光深沉。
高维岳要的不是公平，是全部。这样的人，退一步，他就会进十步。
这一次，一步都不能退。
夜深了，李健独自在议事堂看着杏子河的地图。烛光摇曳，将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很长。
黄宗羲提着灯笼进来：“盟主，还没休息？”
“先生，我在想，咱们到底在争什么。”
李健指着地图上杏子河的位置，“是这四千石粮食？还是这三千亩地？”
“老朽以为，是争一个‘理’字。”
黄宗羲缓缓坐下，“豪强兼并，百姓无立锥之地，这是大明二百多年的积弊。新家峁要立的，就是‘耕者有其田’的理，是‘谁投入谁受益’的理。这个理立住了，百姓才有盼头，才敢放心开荒，放心投入。”
李健点头：“是啊，咱们争的不是一城一地，是一个道理，一个规矩。这个规矩就是：荒地谁开垦归谁；投入谁付出谁得利。而不是谁有旧纸，谁有权力，谁就能霸占。”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所以这次，一步都不能退。退一步，规矩就破了，人心就散了。今天高家能拿张旧地契来抢粮，明天王家、李家就能拿更旧的纸来抢地。到最后，谁还敢开荒？谁还敢投入？大家就等着饿死吧。”
“可高家有官府背景，硬顶的话……”黄宗羲担忧。
“那就让官府不敢偏袒。”
李健转身，眼中闪着决断的光，“先生，从明天开始，咱们要做两件事。”
“盟主请讲。”
“第一，把这件事闹大。不止延安府，西安、甚至北京，都要知道陕北有这么一桩豪强欺压垦荒百姓的事。咱们有《农工辑要》可以送，有商队可以传话，有说书人可以编故事。要把舆论造起来，造到天下人都知道：新家峁在做好事，高家在抢粮食。”
“第二呢？”
“第二，”李健一字一顿，“武装护粮。如果高家敢动手抢，咱们就敢动手保。但要记住：是‘自卫’，不是‘攻击’；是‘护粮’，不是‘抢地’。所有行动，必须等高家的人先动手。他们一动手，咱们立刻反击，但要控制规模——只驱逐，不追杀；只护粮，不占地。”
黄宗羲明白了：“盟主是要把高家逼到先动手的位置，占据道义制高点？”
“对。他们先动手，咱们反击就名正言顺。”
李健道，“到时候，就算闹到朝廷，咱们也有话说：垦荒自救，为国分忧；豪强抢夺，欺压百姓；被迫自卫，护粮护民。这个理，说到天边都站得住。”
这是一步险棋。但乱世之中，太老实活不下去；太软弱，守不住成果。
窗外传来打更声。三更了。
李健吹熄蜡烛，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来，在地图上投下清冷的光斑。杏子河的那片滩涂，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清晰。
那不仅是一片土地。
那是一个符号，一个标志，一个新时代与旧时代碰撞的前沿。
这一仗，必须打。
也必须赢。
因为输掉的，将不只是粮食和土地。
而是百万百姓对“公平”的最后一点期待。
对“勤劳能致富”的最后一点信心。
对“这世道还有讲理的地方”的最后一点希望。
李健走出议事堂，仰望星空。星河灿烂。星光虽然微弱，但千千万万颗汇聚在一起，就能照亮黑暗。
就像这世道，虽然黑暗，但总有一些人，在倔强地守护着微弱的光。
这些人，就是新家峁的百姓。
这些人，就是他要守护的人。
所以，这一仗，必须打。
也必须赢。
为了他们。
也为了，那个或许永远看不到，但必须相信的，更好的明天。
夜风拂过，带着远方的气息。
李健深吸一口气，转身回屋。
明天，还有硬仗要打。
而此刻，在杏子河谷，赵大勇和垦荒队员们正围着篝火，啃着干粮，守着他们用汗水浇灌出来的谷子。
火光映着一张张黝黑坚毅的脸。
没有人说话。
但每个人眼中，都闪着不容侵犯的光。
那是对劳动成果的守护。
那是对公平正义的渴望。
那是一个普通人，在这个不公平的世道里，最后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