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的时候，在新家峁的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田野里，谷垛堆得小山般高；打谷场上，连枷起落的声音昼夜不息；空气中，新麦的甜香混杂着玉米的醇厚，仿佛能酿出整个秋天的醉意。
然而，在议事堂的青砖灰瓦下，那盆旺烧的炭火却驱不散众人眉宇间的凝重。
“周瑞豹临走前的那番话，大家都听明白了。”
李健环视围坐的众人，声音低沉，“朝廷现在把我们当成一只养肥了的羊——既舍不得宰，又时刻盯着我们身上能薅多少羊毛。”
方以智展开一卷密报，羊皮纸在烛光下泛着幽光：“西安传来的最新消息，孙传庭在给兵部尚书杨嗣昌的私信里提到新家峁，用了五个字：‘可用而需防’。”
“可用而需防……”
吴先生咀嚼着这几个字，指节轻轻敲击桌面，“也就是说，他们既想利用我们稳定陕北、提供税赋，又担心我们坐大难制，成为新的祸患。”
顾炎武长叹一声：“自古权臣悍将，莫不始于此四字。朝廷先用其能，后忌其势，终以猜忌而酿祸。前有袁崇焕，今有我等。”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两件事。”
李健站起身，走到墙边悬挂的地图前，“一是适当展示成就，让朝廷觉得‘可用’；二是巧妙隐藏实力，让他们觉得‘可防’而非‘需剿’。”
他转过身，烛光在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影子：“这中间的尺度，就是我们生存的空间。”
会议很快确定了展示成就的三大方向。
王家堡的“样板村”模式将被系统总结，编纂成一部《村治辑要》。这部书将成为新家峁递给朝廷的“成绩单”。
“书中要突出四个方面。”
方以智执笔记录，“保甲联防如何有效防盗防寇；农会如何组织生产、推广技术；村学堂如何教化百姓、扫除文盲；村医馆如何防治疫病、保障健康。”
“但切记，”
李健特别叮嘱，“所有成就都要归功于‘皇恩浩荡’‘官长贤明’。我们要在字里行间反复强调：若无朝廷治世，若无赵知府等官员领导，新家峁断无今日。哪怕这话咱们自己都不信，也要写得情真意切。”
黄宗羲苦笑：“这倒不难。老夫编了半辈子书，最擅长的就是将他人之功归于圣主明君。”
钱小满负责制作一份精美的《崇祯八年延安府税赋贡献图》。这不仅是账目，更是艺术——要用最直观的方式，震撼观看者的眼睛。
“秋粮实缴十二万石，占全府六成；剿饷、练饷实缴银四万八千两，占全府七成；另‘捐输’军粮三万石、棉衣五千套‘支援边军’。”
钱小满报出数字，“这些都要用彩色图示，最好做成可以展开的卷轴，让朝廷大员们一目了然。”
李健补充：“数据要真实，但呈现方式要震撼。要让朝廷一看就知道：动了新家峁，陕西就少了一个重要的钱粮来源。特别是现在辽东吃紧、中原剿寇，每一石粮食、每一两银子都关乎国运。”
由赵彦出面，组织延安府乡绅联名上书，称赞新家峁“安民有功”。同时，要收集各村庄的“万民伞”“功德碑”故事——当然，部分需要加工润色。
“记住，所有这些展示，都要通过官方渠道层层上报。”
李健强调，“我们要做的是‘润物细无声’，让朝廷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新家峁有用’的共识。等他们反应过来时，已经离不开我们了。”
相比展示，隐藏实力更需要技巧。委员会划定了三大需严格保密的领域，每一条都关乎生死。
对外宣称民兵一千，实际常备军已有一千八，另有轮训民兵三千。火器方面，对外说“仅有缴获旧铳百杆”，实际已装备自产火铳四千支、各类火炮六十门——这还不包括正在生产的库存。
李定国跟高杰他们制定了堪称严苛的保密制度：
主力部队驻扎在黄河沿岸数个隐蔽营地，日常以“垦荒队”“施工队”名义活动。
士兵们穿着粗布衣服，扛着农具出入，只有周边安全的时候才在营地内进行正规训练。
火器训练一律在夜间或深山谷中进行，枪炮声被解释为“开山采石”或“演练乡勇”。训练场外围三里设暗哨，任何无关人员靠近都会立刻被“劝返”。
所有军工生产分散在不同地点：枪管锻造在李家沟，枪机组装在张家坳，火药配制在远离人烟的鹰嘴崖。成品一出坊立刻入库，运输只在夜间进行，车辆覆盖油布，伪装成普通货品。
“一只军队，如果连自己人都不知道它在哪里、有多少人、有什么武器，那么敌人就更不可能知道。”李定国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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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家峁的真正优势不在于规模，而在于技术。那些来自未来的知识，才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也必须是最深的秘密。
方以智列出了必须保护的“核心技术清单”：
高炉炼铁技术——比传统工艺效率高三倍，能产出优质钢材。
水力机械传动系统——通过齿轮组将水能转化为稳定动力，这是所有机械工坊的基础。
火药提纯工艺——颗粒化、均匀化，使黑火药威力提高三成。
玻璃透明化技术——能生产平整透明的窗玻璃和镜子，这在当前是无价之宝。
简易抗生素提取方法——从霉菌中提取的“蒜素”，虽然粗糙，但能大幅降低伤口感染死亡率。
“这些技术的原理要写成‘秘本’，用只有核心技术人员能懂的暗语和符号。”
方以智建议，“对外输出技术时，只给成品或初级技术。比如教别人做水车，但不教齿轮传动设计；卖玻璃镜子，但不透露如何让玻璃透明。”
杨文远补充：“工坊要实行‘工序分离’。一个工匠只知道自己那道工序，不知道完整流程。组装由最可靠的人完成，成品立刻封存。”
这是最敏感的领域。新家峁实际年收入已超过八十万两（主要来自铁器、布匹、肥皂、玻璃以及蜂窝煤等工坊贸易），但对外账面只显示二十万两。
钱小满建立了三套账目系统：
“明账”——供官府查验，显示收支平衡略有盈余，完全符合一个“略有规模的民团”该有的财务状况。
“暗账”——委员会五人可看，记录真实收支，用于内部决策。
“秘账”——仅李健一人掌握，记载那些见不得光的交易：与流寇的马匹交换，与蒙古部落的走私换取马匹等物资贸易，对官员的秘密贿赂，以及隐藏在各地钱庄、商号的投资。
巨额资金通过复杂的渠道流转，最终转化为粮食、铜铁、硫磺、硝石等战略物资储备。这些物资存放在十几个秘密仓库中，每个仓库只有两三个人知道具体位置。
“朝廷若知道咱们的真实财力，第一反应不是欣喜，而是恐惧。”
钱小满说，“一个民团能有如此财力，要么是贪墨，要么是割据。无论哪种，都够砍头的。”
新家峁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秋收庆典。名义上是“与民同乐”，实则是展示与隐藏的实战演练。
庆典地点选在王家庄——这个距离延安府城三十里、既不过分偏远又不算核心的村庄，是最佳的展示窗口。
提前三天，王家庄开始了精心布置：
打谷场上搭起彩棚，挂上“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红色横幅。
晒场边，妇女们用新收的玉米、红豆、黑豆拼出巨大的“皇恩浩荡”四字，在秋阳下色彩斑斓。
学堂孩童排练《丰收舞》，歌词由顾炎武亲自撰写，满是对朝廷的歌颂：“圣天子在上，风调雨顺；贤官员在治，五谷丰登……”
临时搭建的“成果展室”里，陈列着改良农具样品、高产作物标本、村务管理图表。每件展品旁都有详细的文字说明，强调这些都是在“官府指导下”取得的成就。
最巧妙的是“群众代表”的安排。吴先生从各村挑选了三十名口齿伶俐、对答得体的农会干部、老农、工匠，进行了三天的集中培训。
“记住，你们不是演戏，而是讲述真实的故事。”
吴先生反复强调，“但讲述时要有重点：突出官府的领导，淡化新家峁的作用；突出朝廷的恩德，淡化技术的突破；突出百姓的感恩，淡化生活的艰难。”
一个老农问：“吴先生，咱说的不全是假话吧？”
“九分真，一分调整。”
吴先生微笑，“你们说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只是调整了讲述的角度和重点。这叫‘真实的艺术’。”
庆典日到来的同时。延安知府赵彦率府衙官员、周边州县官员及本地士绅百余人到场。李健以延安卫指挥佥事身份，全程陪同。
参观从田间开始。金黄的麦田里，壮汉们比赛收割，镰刀飞舞，麦浪翻卷。赵彦看得连连点头：“民力可用，民力可用啊！”
李健适时介绍：“这都是托大人的福。若无府衙减免部分杂役，让百姓专心农事，断无这般丰收。”
赵彦面露得色：“本官也只是奉朝廷旨意行事。”
接着是打谷场。数十名汉子挥动连枷，有节奏地击打麦穗，麦粒如雨般溅落。旁边有妇女用簸箕扬场，麦壳随风飘去，留下金黄的麦粒。
“这连枷似乎比寻常的轻便？”一位来自绥德的知县好奇地问。
“是农会改良的。”一位“群众代表”——其实是农具工坊的技术员——上前解释，“加长了手柄，调整了重心，省力三成。这都是听了官府‘爱惜民力’的训导后想出来的。”
话说得巧妙：既展示了技术改良，又把功劳推给了官府。
晒场边的“皇恩浩荡”拼字引来一片赞叹。赵彦抚须微笑：“百姓有此心，足见教化有成。”
学堂的表演把气氛推向高潮。四十多个孩童身着统一蓝布衣服，在先生的竹笛伴奏下跳起《丰收舞》。童声清脆，舞姿质朴，歌词里满是对朝廷的感恩。
表演结束，一个七八岁的女童上前，捧上一束用麦穗和野花扎成的花束：“献给青天大老爷！”
赵彦接过花束，眼眶竟有些湿润。他转身对随行官员说：“若天下孩童皆如此，大明何愁不兴？”
成果展室里，官员们仔细观看每件展品。改良犁铧、新式水车、高产玉米标本、村务收支公示表……每一样都配有详细的文字说明。
李健注意到，有几位官员在玻璃展柜前停留良久。柜子里展示的是新家峁生产的各种玻璃制品：镜子、杯子、瓶子，还有一小块平板玻璃。
“这些……都是你们烧制的？”一位户部主事难以置信地问。
“是的。”
李健恭敬回答，“是工匠们偶然发现的配方。想着能为朝廷做些贡献，就献出来了。”
他说的“献出来”，是指准备进贡给朝廷的样品。至于完整的技术，当然不会透露。
庆典的高潮是“缴税仪式”。各村代表将一袋袋税粮装上马车，每辆车上都插着“皇粮”的小旗。车队浩浩荡荡，从王家庄出发，前往延安府城——当然，这只是做样子。车队会在城外绕一圈，大部分粮食会悄悄转入新家峁的秘密粮仓。
但场面足够震撼。近百辆马车，满载金黄的粮食，在百姓的欢呼声中缓缓前行。赵彦站在临时搭建的观礼台上，看着这一幕，心中感慨万千：这就是政绩，活生生的政绩。
“李佥事，”他低声对身旁的李健说，“今日所见，本官当如实上报。你和新家峁，功不可没。”
“全赖大人栽培。”李健躬身，姿态放得极低。
庆典期间，几个“特殊客人”引起了李健的注意。
他们自称是西安来的客商，想采购新家峁的特产。但问的问题却不像商人：不问价格，不问产量，而是问技术细节、问组织架构、问军事训练。
“这水车一天能浇多少亩？”
“织布工坊有多少织机？用的是哪里的棉花？”
“民兵训练几日一次？都练些什么？”
李健早得到吴先生的情报：这些人是陕西按察司的探子，专门来摸底细的。
他不动声色，安排人员“无意中”与他们接触，透露一些半真半假的信息：
“水车？就这一架，别的村用不起，太贵了。”
“织机？三十台吧，都是旧式木机，一天织不了几尺布。”
“民兵？农闲时练练，一年也就十来天，强身健体罢了。”
真实情况是：水车已推广到八十三个村，最新式的涡轮水车效率提高五成；织机有四百台，其中一半是新式飞梭机，产量是旧机的三倍；民兵每月训练四天，农忙时也不间断。
傍晚，李健在“偶然”场合遇到这些探子，热情邀请：“几位若是感兴趣，明日可去咱们的铸铁坊看看——给边军打点刀枪，小本经营。”
他带他们去看的，是故意保留的老式土炉。炉火熊熊，工匠们挥汗如雨，一天只能产铁百斤，打出来的刀剑也平平无奇。
探子们看得很仔细，甚至伸手试了试铁坯的硬度，又看了看账簿——当然是准备好的假账簿。
“产量如何？”为首的问道。
“唉，勉强糊口。”作坊主管苦着脸，“陕北缺煤，只能烧木炭，火候上不去。一年也就产个几万斤铁，打个农具、修个车轴还行，造兵器就吃力了。”
真实的高炉在二十里外的山谷里，日夜不息，日产万斤优质钢材。那里有专门的煤矿供应焦炭，有完整的水力鼓风系统，产出的钢质量堪比江南名匠的作品。
探子们离开时，脸上带着“不过如此”的表情。回去后，他们的报告这样写道：“新家峁虽有规模，但技术平平，产出有限，不足为虑。”
这正是李健想要的评价。
夜深了，庆典的篝火渐渐熄灭，欢声笑语散入秋夜的凉风中。李健独自登上王家堡的了望塔，望着远处星星点点的灯火。
“今天演得很成功。”
李定国已经大将的风度了，面色宠辱不惊，气势威武不凡。俗话说的好，胸有激雷，而面不改色者，可拜上将军！
他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李健的身后，声音在夜风中显得有些飘忽。
“成功吗？”李健苦笑，没有回头，“不过是又一次欺骗，又一次伪装。”
“这不是欺骗，是生存。这些人只是想更好的活着。”
年轻的将领声音坚定，“朝廷若知道咱们真实实力，要么调大军来剿，要么勒令解散。无论哪种，这百万百姓又要回到饥寒交迫、朝不保夕、易子而食的日子。咱们这八年的心血，都将付之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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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默然。他何尝不懂这个道理？只是每每想起自己不得不一次次说谎、一次次伪装，心中总有些不是滋味。
穿越前，他是个扶贫攻坚战的一线工作者，深入基层。底层人民的情况还是比较掌握，还是有发言权的。最讨厌的就是虚与委蛇。
而穿越后，在这个时代的大环境下，为了活着，他却成了这个时代最精于算计的“演员”，每天都在不同的角色间切换：在百姓面前是仁慈的领袖，在官员面前是恭顺的下属，在部下面前是冷静的决策者。
“定国，你说咱们这样藏着掖着，什么时候是个头？”
“等咱们强大到不用藏的时候。”李定国望向北方，那里是黄河的方向，“或者，等天下大乱到没人顾得上咱们的时候。”
李健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秋夜的星空下，黄河如一条暗色的巨蟒，静静卧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间。河的那边是山西，再往东是直隶，再往东……就是北京。
他知道，那个“没人顾得上”的时刻，不会太远了。历史书上写得清楚：
崇祯九年（1636年）
清军行动?：皇太极派多尔衮等率军出征，接应阿济格等军出边，对明朝边境构成威胁。清军试图攻克锦州等关外要地，但未能成功。
农民军动态?：高迎祥在七月被陕西巡抚孙传庭伏击，于黑水峪被俘，不久被杀。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等大股农民军依旧活跃在陕西、甘肃、安徽、河南、湖广的广大地区。
明朝内部?：山西，河南大饥荒，人相食。崇祯帝继续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他勤于政事，试图挽救明朝的颓势，但效果有限。
崇祯十年（1637年）
清军行动?：清军继续对明朝边境进行侵扰，但并未形成大规模的入侵。
农民军动态?：杨嗣昌的“十面张网”将因财政崩溃而名存实亡；杨嗣昌调集重兵，增饷280万，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策略，限制农民军流动范围，采取各个击破、最后围歼的策略。张献忠一度接受明朝招抚，而李自成则在渭南潼关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伏击，被击溃后带着仅余的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
明朝内部?：全国旱灾，河北、江苏、山西大旱，河南、山东蝗灾。明朝内部矛盾日益激化，战和之争不断。在对待农民军和清军的问题上摇摆不定，未能形成有效的战略。
崇祯十一年（1638年）
清军入侵?：清军以多尔衮、岳托为主将，绕道蒙古，从密云东面的墙子岭、喜峰口东面的青山口突破长城要塞，沿着运河往南直到济南，俘获了人畜46万。明廷急调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入援，但未能阻止清军的肆虐。此次入侵，给了蛰伏的农民军机会，局面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农民军动态?：张献忠在谷城伪降后，于五月再次反明。李自成则从商洛山中率数千人马杀出，重新活跃在中原地区，迅速形成燎原之势。
明朝内部?：卢象升拼死奋战，但因孤立无援，最终在巨鹿贾庄阵亡。明朝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战和之争更加激烈。
十一年的时候，天下将进入最混乱的时期，但在此之前，他们必须继续这场危险的表演。虽然明知道卢象升的结局，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或许应该做些什么……
也就是同时期的这几年时间，西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西方即将进入近代史。这些忠臣良将，是不是该拯救一下，为了更大的目标去奋斗，而不是白白冤死。
比如良将曹文诏，走马上任后的他，立马带着手下的三千精骑跟义军死磕。
那个时候的义军有多少兵力？答案是号称20万。
20万对3000，换个一般将领即便不溃退，估计也要谨慎行事，可曹文诏愣是用三千人马打出了奇迹。
首战霍州，曹文诏三千人马一举冲垮了上万义军，大获全胜。
次战孟县，面对近两万义军，曹文诏毫不畏惧，又一次用骑兵冲杀，让义军溃败，不仅如此还在追击中杀了义军头目一人。
连续两场大劫之后，曹文诏寻思如何一劳永逸解决义军问题。
随即他将进攻的目光盯上了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
盯准目标之后，曹文诏一路连战连捷，仅仅用时三个月，就将在山西活动的义军打的溃不成军。
那个时候的义军，在陕西和山西吃了大亏，无奈的他们只能又一次游走，分散逃亡到了河南地区。
在剿灭义军过程中，曹文诏曾经和御史刘令誉不和，两人在河南的时候，还发生了口角。
口角发生了之后，御史刘令誉愤怒的参了曹文诏一本，说曹文诏打了胜仗就飘了，骄横得很。
诸如此类的话说了不少后，崇祯信以为真，居然在合围义军的最关键时刻，将最能打的曹文诏给搞走了。
曹文诏一调走，前线总指挥成了没打过多少硬仗的京营总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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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京营总兵面对义军的求招安，居然答应了义军的诈降。
然后，义军就借助明军防备松懈的机会，突破了包围圈，一股脑跑去了河南。这事办的，煮熟的鸭子飞了。
飞了的鸭子，让崇祯极为恼火，下令处罚京营总兵的同时，还严令所有部队，快去追击，别给义军又一次死灰复燃的机会。然而，事与愿违，最后的结局依然是一根绳结束了自己。
所以现在只能演，演给朝廷看，演给流寇看，演给所有觊觎这片土地的人看。
演出一副“忠顺能干但不足为惧”的模样。
直到，演不下去的那天。
或者，不用再演的那天。
“加强黄河渡口的暗哨。”下塔时，李健对李定国说，“我有预感，咱们的‘模范’名声传出去后，来的不止是朝廷的探子。流寇、豪强、甚至……关外的人，都可能对咱们感兴趣。”
“明白。”李定国点头，“已经部署了。东西二十里内的渡口、浅滩，都有我们的人。任何可疑人员过河，三个时辰内必有消息。”
两人走下塔楼，身影融入夜色。身后，了望塔如沉默的巨人，注视着这片在乱世中倔强生长的土地。
而在更远的北方，秋风吹过蒙古草原，带来冬的气息。几个蒙古装扮的骑手，正站在黄河北岸的山岗上，用简陋的千里镜观察对岸的灯火。
“那就是新家峁？”为首的汉子用蒙语问。
“是的，台吉。”随从回答，“汉人说那里富得流油，粮食堆成山，铁器多得用不完。”
台吉放下千里镜，眼中闪过一丝贪婪：“明廷自顾不暇，正是我们南下的时候。传令各部，准备渡河。这一次，不抢够过冬的粮食，绝不回去。”
他不知道的是，对岸的黑暗中，几双眼睛正盯着他们。新家峁的暗哨，早已发现了这些不速之客。
消息通过烽火和快马，正迅速传向新家峁核心区。
新一轮的危机，正在夜色中悄然酝酿。
而新家峁的故事，也将翻开新的一页——不再是单纯的生存与发展，而是要在各方势力的夹缝中，杀出一条血路。
秋收的喜悦尚未散尽，战争的阴云已悄然逼近。
这一夜，许多人无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