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5年，窦氏崩后刘彻已经完全掌控了帝国朝廷，刘彻刚收拾完闽越和南越的纠纷，匈奴的使臣就抵达长安。
匈奴使臣前来长安的意图是请求和亲。
自公元前200年，高祖刘邦与匈奴和亲以来，汉匈和亲历史已长达65年之久。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之下，匈奴一方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能从每一任帝王那里讨回来一名公主，还有整车的粮草辎重，金光闪闪的金银，以及丝绸布匹等等。
汉帝国对匈奴的和亲之策，实为另类“岁贡”，用帝国的公主、佳丽、粮草、金银等战略物资换取短暂的和平与安宁。
这是帝国的耻辱！
这是帝国忍辱负重，负重前行，修生养息的晋绥权宜之策。
当匈奴再度提及和亲时，武帝刘彻犹豫了：他想起了曾祖父高祖时期的白登之围；想起了曾祖母吕后时期单于的“羞辱来信”，想起了祖父文帝时期，匈奴南北夹击，重兵北袭扰上郡（内蒙托克托）与南扰云中（延安），而京师长安却处于南北夹击的中心点；想起了父皇景帝时期匈奴更为频繁的袭扰……武帝刘彻还想起了自己即位以来，闽越围困东瓯，闽越偷袭南越，如今越人基本臣服，匈奴却依然还是悬在京师长安上空的一把利剑……
刘彻组织了一场主题为”是战是和”的廷议。
封建王朝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只要涉及这个话题，永远都是主战与主和两派少不了一场唇舌刀剑的较量。
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是大行王恢，这哥们我们熟悉，就是统帅汉军翻山越岭救援南越的那位。
主战派的意见简明扼要，直达问题本质：汉与匈奴和亲，能换回来三两年的和平，两三年后，他们将把盟约当手纸，不如现在就拒绝他们，让汉帝国的战士们用刀剑说话，新账旧账一笔算。
主和的代表人物我们也非常熟悉——御史大夫韩安国。窦氏崩后，刘彻将九卿之一的大农令韩安国擢升为御史大夫，其实是看中韩安国身上的两大闪光灯：具备较强的军事素养，曾经在七国之乱的平叛战事中立过功；这个人看问题相对透彻。
现在自己所看好的人竟然成为主和派的头子，这多少令刘彻有些不悦。
韩安国主和的核心说辞：“匈奴经常迁徙；跟鸟飞没有区别，难以制服，自上古以来，都不把他们当人看，现在如果汉军远征千里之外与匈奴战斗，汉军易陷入兵疲马乏的困境；匈奴人则以逸待劳，这不利于汉帝国，不如和亲。”
满朝文武大臣，大部分倾向于和亲，这多少令血气方刚的刘彻有一丝失望，但是他将这一切都深深地埋藏于心底。这一群文武大臣，能扛起帅旗征服匈奴的人，貌似只有御史大夫，但是他选择了保守，选择了退却……朕还是没准备好！这是一项大工程，一旦开启就没有回头路，不能着急，再等等，等一个更合适的契机，等一位比韩安国更合适的、扛大旗的将才……刘彻在心底默默告诫着自己。
刘彻没有立即表态，起身离开了高高在上的龙位，踱着稳健的步伐朝未央宫门走去，在就要跨出未央宫的那一刻，他止步，转身，留下两个字：“和亲。”
韩安国莫名地有些焦躁不安，但是他说不上来这种感觉源自哪里？
韩安国清楚地记得多年之前，他在梁王宫劝说梁王交出行刺袁盎的凶手的那一幕。那时候，他只是轻轻地把刀递给梁王刘武，让他刀了自己。刘武却瞪大眼睛问他为什么？
那时候，自己只是静静地流着泪，道出真相：景帝连皇子刘荣都能除掉，更何况你这个弟弟， 为什么要为那两个凶手而丢了自己的性命呢！
那时候梁王刘武瞬间醒了，顿悟之际，立即陪着自己流泪，立即采取了行动。可是今天的老板——武帝却不是这样，他甚至都没有看自己一眼，就匆匆结束了廷议，难道是自己错了吗？
韩安国焦虑地问着自己，但没有找到答案。
两年之后。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主战派的王恢带着一名马邑（山西朔州）的土豪去见武帝刘彻，点燃了刘彻对匈奴用兵的熊熊烈焰。
土豪自称有妙策献给朝廷，能让大汉帝国十拿九稳地拿捏小小的匈奴。
土豪的妙策是：匈奴刚与汉帝国和亲，朝廷可以利用匈奴目前对汉帝国的信任和麻痹，在马邑设置诱饵，将匈奴引诱至我们预设的伏击圈中，组织一场关门打狗的战役，狠狠地教训一下匈奴。
兴兵打击匈奴一直都是武帝刘彻内心的一项工作计划，他一直都在等候一个完美的契机。
土豪的献策让刘彻敏感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即便如此，刘彻面对献计依然不动声色，而是再一次将这个议题交给朝臣。时隔两年，刘彻需要明确一下主战派和主和派双边的势力分布情况；刘彻需要将朝臣都圈进来，不许有人坐地看热闹。无论终极决策是战是和，刘彻都需要完成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统一思想。
主战派代表人物依然还是王恢；主和派的代表人物还是韩安国。
这貌似与两年之前一致，实则不然！刘彻再一次将马邑土豪的献策抛出来廷议，这本身就是刘彻隐晦地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高高在上的刘彻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着王恢和韩安国直接的对决。
王恢：“臣支持马邑土豪的妙计，早在战国时期，匈奴是不敢南下犯我中原的。现在，凭陛下天威，天下一统，但匈奴依然死性不改，隔三岔五犯我大汉，个中原因无他，只是因为匈奴对我大汉帝国没有敬畏，没有被打怕！臣认为是时候对匈奴实施打击，这样有利于汉帝国边境长治久安。”
韩安国：“臣反对！当初高祖被困于平城白登山，即便如此受辱，解围返京后也没有为此动怒！高祖为什么没有因为受辱而生气，没有因为受辱而对匈奴用兵呢？因为高祖知晓一点：帝国兵力不及匈奴。臣反对用兵，支持继续和亲。”
王恢：“不对。高祖不对匈奴报白登之围之仇，并不是因为力所不及，而是出于让天下休养生息的仁心。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匈奴频繁袭扰大汉边境，边境汉军密集牺牲，运载死亡士兵棺木的车辆络绎不绝，理应打击匈奴。”
韩安国：“不对。即便对匈奴用兵，如果防守，那么我们应该以逸待劳，一战全歼匈奴；一旦进攻就势如破竹，攻城略地，让匈奴臣服！当前，如果我们对匈奴用兵，无论防守还是进攻，都难以实现这一战略预设。所以不应开启兵端。”
王恢：“不对。我现在所说的对匈奴用兵的打法不是深入敌境；而是设计一个巨大的口袋阵，诱使匈奴进入伏击圈，然后切断其退路，在伏击圈的两翼用重兵出其不意地围剿匈奴主力。打匈奴一个下马威。”
韩安国看了一眼王恢，然后转过头看了看高高在上面无表情的武帝刘彻，然后选择了闭嘴。
武帝起身走下朝堂，没有看王恢，也没有看韩安国，缓缓地对群臣发问：“还有其他意见吗？”
朝堂一片缄默。
“做好准备！依计行事，在马邑射出围剿匈奴的第一箭！”
汉武大帝大打匈奴的历史帷幕就此徐徐开启……
关于【马邑之战】的首秀，我们下一篇详解。
公元前133年的这次廷议，毫无疑问就是汉匈关系从“战略守势”转向“战略攻势”的历史拐点。
但是，我们依然还是要揭晓几则谜底：武帝刘彻为什么要犹豫两年之久？
汉武决定开启大打匈奴之历史帷幕的根本动机是什么？
王恢和韩安国都是两年之前（前135年），汉帝国出兵压制闽越的主力战将，都完全明白汉武帝刘彻想要干嘛。但是面对出击匈奴的决策，二者态度截然不同。
韩安国是怯战还是务实？
王恢主战是投其所好的政治投机，还是基于认知的本能？
公元前135年到133年这短短的两年，在史书上只是轻轻翻过的一页，但对于汉武帝刘彻和整个汉帝国而言，却是战略神经彻底绷紧、汉帝国意志完成转向的关键蓄力期。这段历史，远非简单的“战与和”之争，而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帝王，与他麾下理念冲突的能臣，共同在历史惯性中艰难破局的过程。
刘彻的“沉默”并不是在犹豫，而是在布局。
窦氏崩后，“无为而治”势必将会被刘彻扔进历史的垃圾箱，刘彻势必会给旧时代将画上句点。但是，刘彻掌控朝廷着绝不等于他已经掌控了战争的机器。刘彻需要时间将权力渗透至汉军、财政等各个模块，确保一旦开战，帝国的机器能高效运转，而非陷入文帝、景帝时期那种“郡国并行”导致的动员不畅。
虽然22岁的刘彻依然还比较嫩，但深知“师出有名”的重要性。简单的“复仇”或“拒绝和亲”不足以动员整个汉帝国。他需要一个能让主和派闭嘴、让天下人觉得“不得不打”的事件或计策。马邑土豪的“诱敌歼灭”之计，正提供了这样一个低成本、高收益（至少在理论上）的完美选项。
刘彻提拔韩安国，本是寄予厚望。韩的军事素养与务实眼光，本是北伐主帅的优秀人选。然而，韩安国在廷议中坚定地主和，这才是让刘彻犹豫的核心因素。刘彻在等，等找到一名能扛大旗的主帅，这一等就是两年，然而两年之后，韩安国依然还是两年之前的那个韩安国。
韩安国的“务实”与王恢的“担当”绝非忠奸对立。
老成谋国的韩安国更像是帝国的“系统风险管理员”，积极主张伐匈奴的王恢则像是洞察时局与君主心理的“破局者”。
王恢的主战，既有政治投机的成分，更有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他看到了两点本质变化：
汉帝国经过数十年休养，汉帝国的经济与军事储备已非高祖、吕后时期可比。持续的屈辱和亲已让帝国上下积蓄了巨大的愤怒能量，只待一个突破口。于是，马邑之谋就发挥了“心理突破口”和“战术试验场”双线功效。
武帝如此执着地要跟匈奴开片，其根本动机在于要建设大汉帝国的“帝国尊严”，这一点从此前背着窦太后调动会稽郡的兵力打击闽越，以及窦氏崩后，调动帝国汉军再一次打击闽越时就已露出端倪。
汉武帝刘彻的这一想法也很容易理解，他已经是汉帝国的第五代掌舵人，汉帝国早就完成了“生存”和“发展”两大战略任务。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定“马邑之谋”不但意义深长，而且还是汉帝国非常显着的历史拐点。
然而历史相当诡异，马邑之谋最终却成了一个七彩的肥皂泡，璀璨升空，却秒破裂，并阴差阳错地将汉帝国与匈奴的战事推向了另一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