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8年，闽越王欺负东瓯，汉武帝果断出手，不仅阻止了闽越对东瓯的攻击，而且还引发东欧彻底倒向汉帝国，使东瓯被整体迁移至江淮地区。
三年之后的公元前135年，闽越调转矛头，攻击南越。
此时的南越王是赵佗的孙子：赵胡。
《史记》《资治通鉴》均称其为赵胡，但1983年南越王墓挖掘后，出土了“赵眜”的玉印和“文帝行玺”的金印，经考古学家证实，“赵眜”应为其真名，我们在此尊重史家典籍，继续称其为“赵胡”。
第一代南越王赵佗于两年之前（前137年）病逝。
赵佗真能活，秦始皇时期就从河北正定迁居南越，汉高祖刘邦时代就称王，直到汉武帝时期才病逝，据考证，赵佗活了104岁。
赵胡比较聪明，面对闽越来袭，在被动防御的同时，上书汉武帝，请求支援。
其实，请求支援是假，上书汉帝国告状才是真。
汉帝国你看，是他闽越先动手的，你们要不就救我，否则我大面积发兵灭了他闽越，汉帝国可别来找我麻烦，别指责我不守规矩。
此时此刻，窦太后已经驾崩（关于窦太后驾崩之后的朝局，我们下一篇讲述），武帝刘彻已完全掌握朝政决策权。
刘彻岂能不懂南越王上书意图，他毫不犹豫地决定发兵救援南越，教训闽越。
刘彻命大行王恢率军从豫章郡（江西南昌）出发，命大农令韩安国率军从会稽郡（江苏苏州）出发，合力进攻闽越，救援南越。
介绍一下“大行”和“大农令”这两个职务。
“大行”主要掌管诸侯朝见、边疆各族使节接待，还负责相关礼仪、封赐等外交与礼仪事务。
“大农令”是汉帝国财政经济的高级官吏，位列九卿。从职位来看，韩安国已经晋升，我们在以后的文章中还将频繁提及他。
对于汉武帝刘彻的这一决策，有人表示反对，这人不是别人，是淮南王刘安（刘长的儿子，被文帝刘恒用密封囚车处决的那位淮南王）。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十七》中花了大量篇幅，几乎是原文照搬的方式引用了刘安的《谏伐闽越书》。
文章太长了，不解析，不引用，我试着提炼一下刘安的核心观点。
刘安认为，越人是蛮夷，自相攻伐是常态。为此，不值得帝国翻山越岭，耗费资源前往干预。
刘安认为，应该充分吸取历史教训，不要走秦的老路。
当年秦始皇南征严重消耗秦帝国的实力，最终诱发天下叛乱。
刘安认为，无需出兵，派重臣施仁德、封立越人王侯，即可招抚越人归顺，实现威德并行，既无需伤亡损耗，又能长治久安。兴师动众会损天子仁德、违背治世根本。
刘安《谏伐闽越书》所讲的都对，且逻辑极其缜密。
但是，这依然掩饰不了他夹带私货的意图。
朝廷并没有征询诸侯的意见，也没有让诸侯出钱、出粮、出兵。刘安如此大费口舌，长篇大论阻谏武帝出兵，其真实动机到底是什么？
淮南王刘安排斥朝廷穷兵黩武。
如果汉武帝穷兵黩武，那岂不是更有利于诸侯悄然发展壮大吗，刘安为什么会排斥呢？
因为历经七国之乱的刘安担心两件事：朝廷会惯于用“刀剑说话”，这将不利于诸侯发展；刘安更担心朝廷为了蛮夷而拖累诸侯，拖累天下。
刘安于《谏伐闽越书》中的“夹带私货”在于，他真正恐惧的是朝廷军事权力的无限扩张和常态化。一旦朝廷习惯了“有事就出兵”，并且能从中巩固权威、锻炼军队，那么这把剑未来会指向谁？七国之乱后，诸侯最怕的就是朝廷找到理由强化军事机器。刘安的反对，是地方割据势力对朝廷集权力量本能的反制。
从刘安所主持编撰的《淮南子》来看，刘安是坚定的“黄老道派”主义者。
刘安虽然说得都对，但是遇上了刘彻这种硬茬，没有一丁点劝谏作用。
汉军尚未越过仙霞岭（福建、浙江、江西三省交界处），前线就传回信息：闽越王的弟弟馀善、国相等人以“反战”的名义结党，直接做掉了闽越王。
馀善“反战”是假，借机窃权才是真。
不久后，闽越使臣提着闽越王人头前来军营，将其交给王恢，并代表闽越致歉，向汉帝国请罪。
大行王恢一看事情竟然就此完美被解决，于是立即知会韩安国，同时命人带着闽越王的头颅迅速入京报告武帝刘彻。
武帝刘彻下诏撤回两位将军统率的军队，下诏给闽越，封闽越王的孙子繇君为闽越王。
尽管汉帝国册封的闽越王是繇王，但是这个繇王还是太嫩，大权迅速旁落到叔父馀善手中。
繇王斗不过叔父，只好再度上书汉武帝刘彻，希望朝廷出手主持公道。
这一次刘彻没与任何人商量，直接否决，越人内部矛盾，你们内部自行消化。
刘彻发兵伐闽越，是为立威于四海，这“威”已经立到位，何苦继续用兵给你们料理“家务”！
馀善“算术”水平简直逆天。
他打着“反战”旗号弑君，是精心设计的一场政治赌博。既消除了坚决对抗汉朝的国王，向汉朝示好；又清除了自己掌权的最大障碍。他将王兄头颅献给汉军，是把汉帝国拉为自身政变合法性的“背书人”。
武帝接下来的一番操作很有意思。
武帝刘彻派庄助出使南越，向南越王说明朝廷出兵用意。
南越王赵胡继承了其祖父赵佗的基因，超级灵活，一边对汉帝国千恩万谢，一边在心中诅咒：该死的闽越为何不继续打，好端端的一场胜利果实被汉帝国摘走……
庄助是汉帝国继陆贾之后，第二位出使南越的使臣。从表面来看，汉帝国此次外事活动取得了成功。
新一任的南越王赵胡不仅对汉帝国千恩万谢，而且还安排太子婴齐入京充当皇帝的警卫。其实就是质子，“给皇帝当警卫”只是一句美丽的说辞罢了。
不仅如此，南越王赵胡还表示自己也要立即前往长安去朝见并面谢天子，然后让庄助先行，自己随后就到。但是，南越王赵胡最终却并未成行。
这一透着诡异的细节再一次证明了一点：南越王当初上书汉武帝，只是一份南越将要动手修理甚至吞并闽越的免责申明。
好在武帝没有受刘安的影响，果断发兵，威慑了闽越和南越双方，杜绝了南越待机坐大。
刘彻交给庄助的第二项任务是返京时路过淮南国，口头传达武帝刘彻的旨意：向淮南王刘安说明讨伐闽越的意图，赞许刘安上书朝廷的好意。
刘安也是欲哭无泪，这哪里是解释说明，哪里是肯定自己的《谏伐闽越书》，这明摆着就是来打脸的！
刘安立即致歉，表示自己目光短浅，看问题不及朝廷有远见。
三年前汉廷处理东瓯事件（内迁）是武帝刘彻的第一次尝试，此次对闽越用兵则是刘彻第二次强力示范。
刘彻向所有藩属国和潜在对手传递了一个清晰信号：在汉帝国周边，长安的天子才是“话事人”，拥有绝对话语权，诸侯和藩属国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获得长安的批准。
南越王赵胡自作聪明“告状”的小心思，恰好给了刘彻一个介入的完美理由。
刘彻的决策高明之处在于，他敏锐地抓住了闽越内部权力斗争（馀善弑君）的契机。汉军几乎未动刀兵，就以“王师”姿态平定事态，实现了军事威慑、政治介入、道德高地的三重收获。随后他拒绝介入闽越内斗（不帮繇王制衡馀善），更是体现了其作为“仲裁者”而非“管理者”的精明——只确保大局服从朝廷，不陷入地方泥潭。
武帝刘彻于公元前135年的这一场军事兼外事秀中，展现了与其年龄不符的政治成熟与老辣。
非常微妙的事情在于，与刘彻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淮南王刘安的书生意气形象。
淮南王刘安夹带私货，长篇大论，喋喋不休地谏言对外用兵，最后却被刘彻左右开弓地打了几记耳光。
这也为他年他月刘安的终极悲惨结局悄悄地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