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秋意已浓，国家会议中心的一间小型会议室里，气氛肃穆。
余年坐在后排，手中那份刚打印出来的《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专家咨询会会议手册》还散发着油墨味。他翻到与会人员名单，目光依次扫过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两院院士、顶尖高校的法学院院长、头部生物科技公司的首席法务官、跨国药企的中国区副总裁……他自己的名字排在最后几位，后缀标注着“明暗战略研究院院长、实务专家”。
“实务专家。”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称呼，抬头望向椭圆形会议桌。桌面上姓名牌已摆放整齐，他的位置在靠门一侧，不算中心，但足以听清每个人的发言。
沈慎之教授坐在对面，朝他微微点头，眼神里既有鼓励也有提醒。
会议主持人是一位来自立法工作机构的中年女官员，气质干练。她敲了敲话筒，声音清晰：“各位专家，下午好。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参会。本次修订《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的背景和紧迫性我就不多赘述了。国际竞争激烈，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而我们的相关管理框架确实需要与时俱进，在促进创新与保障安全、保护权益之间找到更精准的平衡点。”
她顿了顿，继续道：“今天的会议，希望大家畅所欲言，聚焦几个核心争议点：数据跨境流动的具体规制、知情同意的标准与范围，以及惠益分享机制的落地可行性。”
开场白简洁有力。话音刚落，第一位发言者——某跨国制药巨头的中国区法务总裁张总——便清了清嗓子，语气从容不迫：“主持人，各位专家，我首先完全赞同修订的必要性。生物医药研发是全球性事业，数据、样本的跨境流动是研发合作的血液。我们建议，管理思路应当以‘负面清单’为主，明确列出禁止或限制出境的敏感遗传资源类型，清单之外，应允许科研机构和企业在履行基本备案程序后自由流动。”
他环视会场，语气加重：“过严的限制，会严重拖慢我们本土创新药企参与国际竞争的脚步，也会影响跨国企业将高端研发中心设在中国的意愿。”
这番发言立刻引来几声附和的低语。另一位来自大型基因测序公司的代表紧接着补充：“确实如此。特别是在临床研究领域，多中心试验的数据实时共享是常态。如果每次传输都要经过漫长且不确定的安全评估，项目成本和时间将不可控。我们建议参考国际通行做法，对已获得伦理批准且数据经过匿名化处理的研究数据，开通‘绿色通道’。”
会议室里的空气开始变得凝重。余年看见沈教授微微皱起眉头，但没有立刻发言。
这时，一位头发花白、声音洪亮的老院士——钱院士——用力拍了拍面前的资料：“我不同意！‘负面清单’？清单列得过来吗？今天不敏感的，明天技术一突破，就可能变得极其敏感！”
他声音洪亮，目光锐利地扫过全场：“还有匿名化，现在的技术，所谓的‘匿名化’数据结合其他信息，重新识别个人身份根本不是难事！”他特意看了一眼余年的方向，虽然没有点名，但意思明确，“西伯利亚那个案子，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那些数据怎么出去的？不就是钻了所谓的‘科研合作’、‘数据匿名’的空子！”
钱院士的话像一块石头投入水面，激起层层涟漪。支持严格管理的一方开始发言，强调国家生物安全主权、个人隐私保护的极端重要性，措辞愈发激烈。
会议陷入典型的“开放派”与“安全派”的拉锯。主持人熟练地控场，引导双方就具体条款发表意见。
余年一直在听，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着关键词和各方逻辑的漏洞。他能感觉到，有几道目光偶尔落在他身上，带着审视，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视——一个如此年轻、来自“民间智库”的“实务专家”，在这种涉及国家规则制定的高层面会议上，能说出什么？
沈教授终于开口了。他没有直接反驳某一方，而是从法理和科技伦理演进的角度，阐述了“风险预防原则”在遗传资源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并提出：“我们的管理不能只盯着‘流出’这一环，而应该建立覆盖‘采集、保藏、使用、出境、后续利用’的全生命周期动态风险评估和监管体系。知情同意也必须是动态的、可撤销的，并贯穿始终。”
沈教授的发言赢得了不少点头。但他提出的体系过于宏大，涉及多个部门职权重构，立刻有代表提出操作层面的巨大困难。
主持人将目光投向尚未发言的几位专家：“余院长，你们研究院处理过大量涉及科技伦理和数据的实际案例，从一线实务角度看，对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有什么具体建议？”
全场的目光瞬间聚焦到余年身上。
余年合上笔记本，平静地站起来。他没有走向发言席，而是走到会议室一侧，连接上自己带来的笔记本电脑，将屏幕投影到大屏幕上。
“感谢主持人。各位专家，沈教授提出的全周期监管确实是理想方向。但在达到理想之前，我们需要一道能立即起作用、且能堵住最大漏洞的‘防火墙’。”他的声音不高，但清晰稳定。
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复杂但清晰的数据流动态图。“这是根据我们研究院经手以及公开报道的共十七起已查实的遗传资源非法出境案件，抽象还原出的数据流转路径模型。”他操作鼠标，高亮了几条路径，“请注意看，所谓‘匿名化数据’在这里通过关联境外持有的其他数据库被重新标识；所谓‘科研合作项目内部传输’在这里被第三方分包商截留并转售。”
图形直观，触目惊心。会议室里安静下来。
“单纯依靠‘负面清单’或‘绿色通道’，这些路径上的关键节点都无法被有效监控。”余年切换画面，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简单的三层架构图，“因此，我们建议建立‘分类分级出境安全评估’制度。”
他详细解释道：“第一，‘分类’：根据遗传资源的类型、数据内容、用途进行精细分类。类型包括人群特异性基因、病原体基因、重要动植物基因等；数据内容要区分是原始序列还是分析结果；用途则分为基础研究、临床应用还是商业开发。”
“第二，‘分级’：根据分类结果和数据量、接收方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环境与合作关系，确定不同的风险等级。”
“第三，‘安全评估’：不是一刀切的禁止或放行，而是由专业机构——不一定是行政机关，可以是具备资质的第三方——对出境申请进行基于风险的评估。”他语气坚定，“重点评估其出境必要性、接收方安全保障能力、数据后续使用管控措施以及潜在的再识别风险。评估通过方可出境；高风险项目必须附加严格的监管条件，甚至禁止。”
他顿了顿，看向之前发言的跨国药企代表：“这可能会增加一些合规成本和时间，但相比数据流失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个人权益侵害以及潜在的巨额商业损失，这种成本是必要且值得的。而且，明确的规则本身就能给合规企业带来稳定预期，避免他们因规则模糊而踩雷。”
“那么，这个评估由谁来做？标准谁定？会不会产生新的权力寻租空间？”立刻有专家质疑。
“可以由相关部门联合授权具备专业能力和公信力的机构承担，评估标准必须公开透明，并建立专家评审和监督机制。”余年回答得不卑不亢，“我们研究院愿意提供全套的评估流程设计、风险指标体系的初步方案，供各位专家批评。”
钱院士眼睛一亮，追问：“如果接收方在国外违约滥用数据，我们如何追责？”
“这需要在国内法中明确‘长臂管辖’原则，并推动纳入双边或多边协议。”余年对此早有思考，回答流畅，“同时，在评估阶段就将接收方的法律约束力和历史信用作为重要考量指标。”
接下来的半小时成了余年的“答辩时间”。问题一个接一个，尖锐而具体，涉及技术细节、法律衔接、国际冲突方方面面。余年凭借着过去几年在无数案件中摸爬滚打积累的实战经验，以及近期为这次会议所做的密集研究准备，一一回应。他引用的案例不再是冰冷的法条，而是许婕的绝望、西伯利亚雪原上的证据、程日星屏幕上那些代表危险的数据洪流。
他没有试图说服所有人，但他用扎实的、源于真实伤痛的逻辑，在“绝对开放”与“绝对封闭”的激烈对撞中，艰难地开辟出了一条看似更可行、也更负责任的中间路径。
会议结束时，主持人做了总结，特别提到：“今天余院长提出的‘分类分级安全评估’思路很有启发性，也体现了问题导向。请工作组后续与余院长保持沟通，进一步细化。”
散会后，几位之前持怀疑态度的专家主动走过来与余年交换了名片。沈教授拍了拍他的肩膀，只说了一句：“第一步，走得稳。”
走出会议中心，傍晚的风带着凉意。余年站在台阶上，看着长安街上川流不息的车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知道这只是开始，真正的博弈、妥协、打磨还在后面。那些盘根错节的利益，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不会因为一次发言而改变。
但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站上了一个新的战场。这里的武器不是证据包和法庭辩论，而是法律条文、技术标准和制度设计；这里的敌人不再是一个具体的“楚啸天”，而是某种系统性的惯性、短视的利益和庞大的认知落差。
手机震动，是苏晴发来的消息：“听说你今天舌战群儒？程日星已经把会议简要纪要做成加密简报发给我了。晚上想吃什么？给你接风，也压压惊。”
余年笑了笑，回复：“随便。想吃你做的红烧鱼了。”
他收起手机，走下台阶，汇入人流。背后，国家会议中心在暮色中灯火通明，像一座巨大的、沉默的规则熔炉。而他刚刚向里面投下了第一块来自“暗流”之下的试金石。
前方路长，此心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