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明暗战略研究院，晚上八点。
研究院的会议室里灯火通明。长桌旁坐满了人——余年、苏晴、程日星、林晓、老周、周晓芸，还有刚刚从北京回来的杨丽娅。这是楚啸天案结束后，团队第一次完整地重聚。
“欢迎回家，杨姐。”程日星站起来，眼圈有些发红。
杨丽娅笑了笑，挨个看过每个人的脸。大家都瘦了，也老了，但眼睛里都有一种经历风暴后的平静和坚定。
“都坐。”余年说，“今天不开会，就是一起吃顿饭，聊聊。”
桌上摆着外卖送来的菜肴，简单但丰盛。大家围坐在一起，像普通的朋友聚会，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复杂的情感——有胜利后的释然，有失去后的悲伤，也有对未来的茫然。
“陈检察官来不了。”林晓说，“他还在处理案件的后续，说改天再请我们吃饭。”
“郑组长呢？”杨丽娅问。
“调到省厅了，升职了。”老周笑着说，“他临走前说，以后有麻烦还可以找他，但希望我们少惹点麻烦。”
大家都笑了，但笑容里有些苦涩。
吃饭过程中，大家聊起了各自这几天的生活。程日星和林晓终于有了第一次正式约会，去看了场电影，结果两个人在电影院里都睡着了——太累了。老周的女儿周晓芸通过了司法考试，准备去检察院实习。苏晴在整理这段时间的所有资料，准备写一本书。
“你呢，杨姐？”程日星问，“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杨丽娅放下筷子：“我答应赵老，会监督伦理委员会的组建。但我不会全职做这个，我还是更喜欢在一线。”
“一线？”余年看着她，“你还要继续调查？”
“不是调查楚啸天这种案子了。”杨丽娅说，“我联系了几个国际上的朋友，准备成立一个非政府组织，专门关注科技伦理和跨国犯罪。楚啸天案暴露了太多漏洞，需要有人去填补。”
苏晴轻声说：“这很危险。”
“我知道。”杨丽娅点头，“但总得有人做。而且……”她看向余年，“你不是也说过吗？有些路，总得有人走。”
余年举起酒杯：“那就祝我们都走在正确的路上。”
大家举杯。清脆的碰撞声在会议室里回荡。
饭后，其他人陆续离开。程日星和林晓要去看夜场电影——他们说这次一定要保持清醒。老周和周晓芸父女回家。会议室里只剩下余年、苏晴和杨丽娅。
“我去泡茶。”苏晴起身。
“我帮你。”杨丽娅说。
两人一起走进茶水间。窗外的夜色正浓，东海市的灯火如星河般铺展开来。
“谢谢你在北京照顾余年。”苏晴一边洗茶具一边说。
杨丽娅愣了一下：“我其实没做什么。”
“你做了。”苏晴转身看着她，“你给了他支持，也给了他……一个放手的理由。”
茶水间里安静了几秒。水烧开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苏晴，”杨丽娅轻声说，“我和余年……”
“我知道。”苏晴微笑，那笑容很坦然，“我也知道，你们之间从来不是那种关系。你们是战友，是同行者，是彼此尊重的对手和朋友。这就够了。”
她倒了三杯茶：“而且说实话，我很佩服你。敢一个人站在联合国，敢一个人对抗那么大的黑暗。如果是我，可能做不到。”
“你做的比我多。”杨丽娅接过茶杯，“你在他身边，给了他最坚实的支持。这才是最难的——在光明处坚守，有时候比在暗处战斗更需要勇气。”
两人相视而笑。那一刻，所有微妙的情绪都消散了，只剩下两个同样优秀的女性对彼此的欣赏和理解。
“走吧。”苏晴说，“茶要凉了。”
回到会议室，余年正在看一份文件。见两人进来，他抬起头：“沈教授下午给我打了个电话。”
“沈老师说什么？”苏晴问。
“他问我，愿不愿意去北京工作。”余年的表情复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正在组建一个专家组，负责修订《科技进步法》和起草《生物安全法》的配套法规。沈教授推荐了我。”
杨丽娅眼睛一亮：“这是好事。你一直说，法律不仅是用来惩罚犯罪的，更是用来预防犯罪的。如果能参与立法，你就能从源头上阻止下一个楚啸天出现。”
“但这就意味着我要离开东海，离开研究院。”余年看向苏晴，“也离开你。”
苏晴握住他的手：“距离不是问题。而且……”她笑了笑，“我也可以去北京。我的书在哪里都能写。”
“可是团队……”
“团队已经成熟了。”杨丽娅说，“程日星和林晓可以负责技术调查，老周经验丰富，周晓芸也成长起来了。你可以远程指导，重要的案子再回来。而且……”
她顿了顿：“立法工作确实需要你这样有实战经验的人。楚啸天案暴露了太多法律空白——非法人体试验的定罪标准、基因编辑的伦理边界、跨国科技犯罪的管辖权……这些都需要在立法层面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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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沉默了。他知道杨丽娅说得对。但这意味着他要离开奋战多年的战场，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给我几天时间考虑。”他最终说。
“当然。”杨丽娅点头，“不过沈教授说，专家组下个月就要开始工作。你最好尽快决定。”
喝完茶，杨丽娅起身告辞：“我今晚住酒店，明天去看几个老朋友。你们也早点休息。”
余年送她到门口。在走廊里，杨丽娅停下脚步：“余年，有句话我一直想说。”
“你说。”
“谢谢你当年没有放弃。”杨丽娅看着他，“也谢谢你一直相信我。”
余年笑了：“我也要谢谢你。没有你在联合国的那场豪赌，楚啸天可能现在还逍遥法外。”
“那是很多人一起努力的结果。”杨丽娅说，“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她伸出手：“那么，北京见？”
余年握住她的手：“北京见。”
杨丽娅转身离开，高跟鞋的声音在走廊里渐行渐远。
余年回到会议室，苏晴正在收拾茶具。
“你觉得我该去吗？”他问。
苏晴没有直接回答：“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吗？你接的第一个公益案子，那个被拖欠工资的保洁阿姨。你为她跑了三个月，最后拿回了六千块钱。结案那天，你兴奋地跟我说：‘苏晴，我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
“我记得。”余年说。
“后来你接的案子越来越大，帮的人越来越多。”苏晴继续道，“但楚啸天案让你看到了法律的局限——有些黑暗，靠个案的胜利无法根除。你需要更大的平台，更根本的方法。”
她把最后一个茶杯放回柜子：“所以我的建议是，去。去做你能做的最大贡献。”
余年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的城市。东海，他在这里读书、工作、战斗，经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切。要离开，确实不舍。
但苏晴说得对。如果他想真正改变什么，就需要更大的舞台。
手机震动，是沈教授发来的信息：「考虑得如何？专家组需要你这样既懂法律、又懂技术、还有实战经验的人。这是你二十年来所有经历的最终归宿。」
余年看着这条信息，心中突然豁然开朗。
是啊，他二十年的路——从公益律师到商业律师，从世诚律所到基层法律中心，从对抗徐文渊到追击楚啸天——所有的经历，都在为这一刻做准备。
他回复沈教授：「我去。什么时候报到？」
几乎是秒回：「下周一，北京。地址稍后发你。欢迎加入，余年同志。」
同志。这个久违的称呼，让余年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他转身看向苏晴：“我决定了。”
苏晴笑了：“那我明天开始收拾行李。”
“你确定要跟我一起去？你在东海有工作，有朋友……”
“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苏晴走到他身边，握住他的手，“而且，北京更需要我——你需要一个能提醒你按时吃饭、少熬夜的人。”
余年紧紧抱住她。窗外的夜色温柔，明天的太阳会照常升起。
而他们，将一起走向新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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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东海机场。
程日星和林晓来送行。余年只带了一个行李箱，苏晴的行李稍多些，但也不夸张。
“真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要走。”程日星有些舍不得，“研究院刚走上正轨……”
“有你在，我放心。”余年拍拍他的肩膀，“技术调查这块，你现在是专家了。老周经验丰富，晓芸也成长得很快。遇到难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林晓把一个小盒子递给苏晴：“苏晴姐，这个给你。”
苏晴打开，里面是一个手工制作的香囊，散发着淡淡的草药香。
“我自己做的，安神助眠。”林晓有些不好意思，“我知道你们到北京肯定会很忙，希望这个能帮你们睡得好一点。”
“谢谢。”苏晴拥抱她，“你们也要好好的。程日星，好好照顾林晓。”
“我会的。”程日星认真地说。
广播响起登机提醒。余年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城市。在这里，他经历过最深的黑暗，也见过最亮的光明。现在，他要带着所有这些经历，去往下一个地方。
“走了。”他说。
“一路平安。”程日星和林晓挥手。
过安检，走向登机口。在拐角处，余年回头看了一眼。程日星和林晓还站在那里，像两棵年轻的树，在晨光中挺立。
他知道，东海的故事还会继续。只是主角换成了更年轻的一代。
而他，要去书写新的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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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城区某胡同小院，晚上七点。
沈教授的家在一个安静的四合院里。余年按响门铃时，心里有些忐忑——虽然和沈教授很熟，但这次是以新的身份来拜访。
门开了，开门的不是沈教授，而是杨丽娅。
“杨姐？”余年愣了，“你怎么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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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是伦理委员会的联络员，有些工作需要和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接。”杨丽娅笑着侧身，“进来吧，沈老师在等你。”
院子里种着葡萄藤，绿叶在晚风中摇曳。正房客厅里，沈教授正在泡茶，见余年进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苏晴呢？”
“她先去安排的住处收拾了。”余年坐下，“让我代她向您问好。”
沈教授点点头，递给他一杯茶：“决定来北京，不后悔？”
“不后悔。”余年说，“只是有点……不习惯。在东海做了那么多年实务，突然要转向立法工作，怕自己做不好。”
“实务经验恰恰是你最大的优势。”沈教授说，“法律不是空中楼阁，它必须扎根于现实。你见过最黑暗的犯罪，知道法律在哪里有漏洞，哪里需要加强。这就是立法者最需要的视角。”
他顿了顿：“你知道为什么我推荐你吗？”
余年摇头。
“因为你是少数既相信法律、又理解人性复杂的人。”沈教授缓缓说，“楚啸天案里，你没有因为愤怒而放弃程序正义，也没有因为困难而放弃实质正义。你在明暗之间找到了平衡。立法工作需要的正是这种平衡——既要堵住漏洞，又不能扼杀创新；既要保护安全，又要促进发展。”
杨丽娅补充道：“楚啸天的科研成果，现在就在伦理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研究。我们既要确保这些成果用于正途，又要防止它们被滥用。这需要非常精细的法律设计。”
“所以我具体要做什么？”余年问。
沈教授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生物安全法》配套法规起草，你负责‘人类遗传资源与生物技术研发’这一章。具体来说，就是划定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前沿技术的伦理红线和法律边界。”
余年翻开文件，里面列出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定义非法人体试验？如何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监管基因数据？跨国科技犯罪如何追责？
每一个问题都复杂而敏感，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未来几十年科技发展的方向。
“压力很大。”他实话实说。
“所以需要你这样的人。”沈教授看着他，“记住，法律不是要束缚科学，而是要为科学导航，让它驶向造福人类的方向，而不是驶向深渊。”
门外传来敲门声。杨丽娅去开门，进来的是陈默。
“陈检察官？”余年站起来。
“现在要叫陈处长了。”沈教授笑道，“陈默刚刚调任最高检第四检察厅，专门负责重大科技犯罪案件。”
陈默和余年握手：“以后我们又要合作了。你立法，我执法。”
“还有我监督。”杨丽娅说。
三人对视，都笑了。这是一种全新的组合——立法、执法、监督，形成完整的治理链条。
“好了，公事谈完，该吃饭了。”沈教授起身，“我让保姆做了几个菜，算是给余年接风，也庆祝我们新的开始。”
饭桌上，大家聊起了楚啸天案的后续。陈默说，赵老已经正式辞职，内部审查正在进行。程日星和林晓在东海接手了一个新案子，是一个互联网平台的算法歧视问题。老周准备带女儿去旅游，弥补这些年缺失的陪伴。
“对了，”杨丽娅突然说，“我收到伊戈尔的消息了。”
所有人都看向她。
“他在冰岛。”杨丽娅说，“开了一家小旅馆，每天就是看看极光，钓钓鱼。他说等心态完全平静了，也许会回来看看。”
“卡捷琳娜的档案呢？”余年问。
“他拿到了，烧了。”杨丽娅轻声说，“他说，让妹妹安息的最好方式，就是不再让任何人看到那些记录。”
饭桌上安静下来。窗外，北京的夜空看不到星星，但城市的灯火依然璀璨。
沈教授举起酒杯：“为了所有逝去的人，也为了所有还在前行的人。”
大家举杯。
这一夜，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平凡的饭菜和真挚的祝福。但余年知道，从这一刻起，他的人生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以前，他是一个人在黑暗中举着火把。
现在，他要参与建造整个城市的照明系统。
责任更重了，但能照亮的路，也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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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议室。
余年坐在椭圆形会议桌旁，面前摆着厚厚的资料。这是他参加的第一次专家组正式会议，议题是《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伦理条款。
与会的有法律专家、科学家、伦理学家、企业代表，还有几位人大代表。每个人的立场不同，争论激烈。
“基因编辑用于疾病治疗，和用于增强人类能力，必须严格区分！”一位科学家激动地说，“治疗可以放宽，增强必须禁止！”
“问题是怎么区分？”企业代表反驳，“提高免疫力算治疗还是增强？延缓衰老算治疗还是增强？界限太模糊了！”
“所以需要明确的定义和法律列举。”余年开口，声音平静但坚定，“我建议，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制定一个动态的清单制度。清单内的技术应用视为治疗，清单外的视为增强，原则上禁止。清单每两年修订一次，跟随科技发展调整。”
“谁来制定清单？”有人问。
“多学科专家委员会。”余年说，“法律、伦理、医学、生物技术等各领域专家共同参与，公开透明。”
会议持续了三小时。结束时，余年的建议被采纳为工作方案之一。
走出会议室，他长出一口气。北京的秋天已经很凉了，风吹在脸上有些刺痛。
手机震动，是苏晴的信息：「晚上回家吃饭吗？我炖了汤。」
「回。刚开完会，马上回来。」
「好。路上小心。」
余年收起手机，走向地铁站。路上经过一个报亭，头条新闻是：《我国将立法规范基因编辑技术，专家称“既要管住风险，又要放开手脚”》。
他笑了笑，继续往前走。
地铁里人很多，每个人都在忙碌着自己的生活。他们不知道，刚刚有一场会议可能影响他们未来的健康，甚至影响他们子孙后代的命运。
这就是立法工作的特点——默默无闻，却影响深远。
到站，出站，走回租住的小区。那是北京老城区的一个普通小区，楼房有些旧，但生活气息浓厚。楼下有下棋的老人，有玩耍的孩子，有刚下班匆匆回家的年轻人。
余年上楼，掏出钥匙。门打开，温暖的灯光和饭菜的香味涌出来。
“回来啦。”苏晴从厨房探出头，“洗手吃饭。”
简单的两菜一汤，但都是余年爱吃的。吃饭时，苏晴说起她今天的进展——书的初稿完成了，出版社很感兴趣。
“编辑说，这本书可能会引发很大讨论。”苏晴说，“关于科技、伦理、法律，关于我们这代人在时代变革中的选择和挣扎。”
“那就讨论吧。”余年给她夹菜，“真理越辩越明。”
饭后，两人一起洗碗。窗外，北京的夜空被灯光染成暗红色，看不到星星，但有一种厚重而坚实的美。
“今天开会，我想起楚啸天了。”余年突然说。
苏晴看向他。
“我在想，如果二十年前就有完善的法律和伦理规范，他会不会走上另一条路？”余年轻声说，“如果当时有人告诉他，有些线不能跨，有些事不能做，他也许就不会一步步滑向深渊。”
“但法律不是万能的。”苏晴说，“再完善的法律，也需要人去遵守，去执行。”
“所以我们需要教育，需要文化，需要整个社会形成共识。”余年擦干最后一个碗，“法律是底线，但不是全部。”
手机又响了。是程日星的视频通话。
余年接通，屏幕上出现程日星和林晓的脸。背景是东海研究院的会议室。
“余哥，没打扰你们吧？”程日星问。
“没有，刚吃完饭。什么事？”
“我们接的那个算法歧视案，有了新进展。”林晓说，“平台方愿意和解，同意修改算法，建立人工审核机制。这可能是国内首例算法歧视和解案。”
“干得好。”余年由衷地说。
“但还是有问题。”程日星皱眉，“法律对算法歧视没有明确定义，我们这次是靠舆论压力和商业谈判解决的。如果下次遇到更强势的平台，可能就没这么容易了。”
余年想了想：“我会在立法建议里加入算法伦理的条款。你们把这次案子的详细材料发给我，作为立法参考。”
“好！”程日星眼睛亮了，“那我们算是为立法做贡献了？”
“当然。”余年笑了，“法律从来不只是立法者的事，它需要每一个案例，每一次实践，每一个人的参与。”
挂了电话，余年走到窗边。夜色已深，但城市的灯光依然明亮。
苏晴走过来，站在他身边：“想什么呢？”
“我在想，”余年说，“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注定要在变革中摸索。科技跑得太快，法律和伦理在后面追赶。但只要我们不停下，只要还有人在思考，在争论，在努力寻找平衡点……未来就还有希望。”
苏晴握住他的手：“那就一起走吧。走到我们能走的最远的地方。”
窗外，万家灯火。
每一盏灯下，都有人在生活，在梦想，在奋斗。
而他们，将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这些灯火，让它们燃烧得更久，更亮。
直到所有的黑暗都被照亮。
直到所有的明天，都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