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文件以加密数据流的形式，从瑞士信贷银行的内部服务器传输到程日星在苏黎世租用的临时办公室服务器。传输速度很慢——文件太大了，超过500gb的原始音频数据，涵盖了超过三千个小时的录音。
程日星盯着屏幕上跳动的进度条：37…38…传输协议为了规避银行的风控系统，不得不将数据拆分成无数个小包，伪装成正常的业务通讯。
“按照这个速度，全部传输完成需要八小时。”他在加密频道里说，“但我们只需要关键部分。我已经写了一个筛选算法，可以根据关键词——比如‘疼痛’、‘停止’、‘编号’——自动抓取高可能性的核心片段。”
“先抓取第一批，立刻分析。”余年回复。他和杨丽娅已经离开了俱乐部，现在在苏黎世湖边的一处安全公寓里。从窗户能看到波光粼粼的湖面和远处的阿尔卑斯山，风景如画，但房间里的气氛凝重。
杨丽娅站在窗边，背对着余年，手里端着一杯水，但很久没喝。她的背影在晨光中显得异常安静。
“你在想什么？”余年问。
“在想施密特的女儿。”杨丽娅的声音很轻，“艾米丽现在应该正在医院做检查。她不会知道，她父亲为了她的药，刚刚背叛了他服务了十五年的信托。也不会知道，那些用来救她命的交易，可能让我们拿到能救更多人的证据。”
她转过身，看着余年：“你觉得这是对的吗？用一个女孩的生命，去换更多人的正义？”
这个问题很尖锐。余年沉默了几秒，才回答：“没有完美的选择。我们只是做了当下能做的，让伤害最小、意义最大的选择。”
“最小……”杨丽娅重复这个词，嘴角浮起一丝苦笑，“你知道吗，余年？在赵老身边这些年，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所谓的‘最小伤害’，往往只是对决策者自己而言。对被牺牲的人来说，伤害是百分之百的。”
“那你为什么还帮我？”余年看着她，“如果你不相信这些选择。”
杨丽娅与他对视，眼神复杂：“因为我想看看，有没有不同的路。你走的这条路，很笨，很难，可能最后也改变不了什么。但至少……你在试图不牺牲任何人。”
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远处湖面上天鹅的鸣叫声隐约传来。
这时，程日星的声音打破了沉默：“第一批筛选完成。我抓取了三百多个片段，总时长约四小时。正在随机播放样本……”
加密频道里传来轻微的电流声，然后是音频开始播放的声音。
第一个声音是个年轻男性，口音像是东南亚人，英语生涩：“编号k-7……第四天……发烧……呼吸困难……请求……请求医疗……”
声音虚弱，断断续续，背景里有仪器的嗡鸣。
第二个声音是女性，更年轻，声音颤抖：“不要……不要再注射了……我签了协议，但没说……没说会这么疼……”
第三个声音，是一个冷静的男声，显然是研究人员在做记录：“样本r-12对新型抗凝剂产生严重过敏反应。全身性荨麻疹，呼吸抑制。已注射肾上腺素，但效果有限。建议终止该样本的后续试验，数据存档。”
“样本”这个词，被说得像在描述培养皿里的细菌。
音频继续播放。一个个声音，年轻或年迈，男声或女声，用不同的语言，诉说着相似的痛苦。有些在哀求，有些在哭诉，有些已经虚弱到只能发出呻吟。
杨丽娅闭上了眼睛。她的手指紧紧握着水杯，指关节发白。
余年坐在沙发上，低着头，双手交握。每一次呼吸都显得沉重。
加密频道里，程日星的声音有些发颤：“这些……只是冰山一角。按照标记，这些录音涵盖了超过两百个‘样本’，时间跨度五年。最早的一个是八年前，最晚的是三个月前——诺亚倒台后，试验还在继续。”
“继续在哪里？”苏晴的声音从频道里传来，冷静，但能听出压抑的情绪。
“录音文件里有地理位置标记。大部分在菲律宾和柬埔寨，但最近的三个标记在……东欧。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交界处的一个偏远地区。”程日星调出地图，“坐标指向一个废弃的苏联时期生物实验室。卫星图像显示，那里近期有车辆活动的痕迹。”
“技术军工厂的另一个据点。”余年低声说。
音频还在播放。一个特别的声音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那是个小女孩的声音，最多十岁，用带着哭腔的英语说：“妈妈……我想回家……这里好冷……打针好疼……”
然后是一个成年女性的声音，应该是母亲，用西班牙语快速地说着什么，声音里充满了绝望和愤怒。
“双语家庭……”苏晴的声音沙哑了，“他们连孩子都不放过。”
音频突然中断。程日星解释：“这个片段的标记是‘样本j-3，特殊遗传标记携带者，年龄9岁，母女同组’。档案备注：母亲死亡于第三周，女儿‘数据采集完成’后‘处理’。”
“处理”两个字，像一把冰锥，刺进每个人的心脏。
房间里死一般寂静。窗外的阳光依然明媚，湖面依然波光粼粼，但一切都变了颜色。
杨丽娅忽然转身，快步走向洗手间。关门声很轻，但余年能听到里面传来压抑的呕吐声，还有水龙头打开的声音。
他坐在原地，没有动。他知道此刻她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独处。
频道里，苏晴轻声说：“余年，你还好吗？”
“不好。”余年诚实地说，“但我们必须继续。”
“杨丽娅呢？”
“她在消化。”余年顿了顿，“这些录音，她三年前听过一部分。但全部听完……是另一回事。”
洗手间里，水声停了。过了很久，门打开，杨丽娅走出来。她的脸色苍白，但眼神异常清明。她走到余年面前，声音很平静：“把最核心的五个片段发给我。我要去见一个人。”
“谁？”
“能把这些声音，送到真正能听到的人耳朵里的人。”杨丽娅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下个月在日内瓦开会，有特别会议讨论‘科技伦理与人权’。会议主席是我的旧识。这些录音，应该在那里播放。”
“风险呢？”
“我的风险，我来承担。”杨丽娅看着余年，“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如果事情暴露，赵老要清理门户，不要保我。”她说得很冷静，“保住研究院，保住你们已经拿到的一切。我……只是一个已经开始转向的观潮者，不重要。”
余年站起来，与她面对面：“你很重要。”
这句话说得很轻，但很坚定。杨丽娅微微一愣，然后笑了，笑容里有疲惫，也有某种释然：“谢谢。但重要不重要，有时候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她从余年手中接过存有音频片段的加密u盘，放入自己的包中：“我现在去日内瓦。最晚明天下午回来。在此期间，你们继续分析剩下的音频，找出所有能定位具体受害者的信息——姓名、国籍、家庭背景。如果可能……联系他们的家人。”
“那些家人可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就告诉他们。”杨丽娅的声音很轻，但像淬过火的钢，“有权利知道真相，哪怕真相会杀死他们第二次。”
她走向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时，停顿了一下，没有回头：“余年，苏晴是个好女人。珍惜她。”
说完，她拉开门，离开了。
公寓里只剩下余年一个人，和加密频道里持续的、令人心碎的音频背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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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东海研究院办公室。
苏晴关掉了自己这边的音频播放。她需要保持冷静，但刚才那些声音——尤其是那个小女孩的声音——让她几乎失控。
程日星红着眼眶，还在继续工作：“我在尝试从音频文件的元数据里提取更多信息。每个文件都有编号，对应着诺亚资本的内部数据库。如果我们能拿到那个数据库……”
“数据库在技术军工厂手里。”苏晴揉了揉太阳穴，“但我们有音频，有人证，有资金流向记录。足够发起一场国际诉讼了。”
“诉讼需要时间，而那些人还在继续。”程日星低声说，“那个立陶宛的据点……如果我们现在通知当地警方……”
“证据不足，而且可能打草惊蛇。”苏晴摇头，“我们需要一个更周全的计划。既要救出可能还在那里的人，又要确保证据链不被破坏。”
她走到白板前，看着上面错综复杂的关系图：楚啸天信托、技术军工厂、生命方舟项目、背后的资本网络、以及那些看不见的受害者。
手机震动，是余年的信息：“杨丽娅去日内瓦了。她要把录音送到联合国。”
苏晴回复：“你让她一个人去？”
“她有她的资源和方式。我们拦不住，也不能拦。”
苏晴看着这句话，能想象出余年写下它时的表情——那种复杂的、混合着信任、担忧和某种她说不清的情绪的表情。
她打字：“音频分析这边，我和程日星会继续。你需要休息。”
“休息不了。那些声音……在脑子里重复。”
苏晴知道那种感觉。那些声音会像幽灵一样，缠着你，在夜深人静时，在每一个沉默的间隙。
“等这件事结束，”她写，“我们回东海，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就我们两个人。”
“好。”
对话结束。苏晴放下手机，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她在想杨丽娅。那个总是优雅从容、深不可测的女人，现在正带着那些沉重的录音，独自开车前往日内瓦。她在想杨丽娅听到那些声音时的反应——呕吐，然后冷静，然后决定行动。
那不是旁观者的反应。那是……参与者的觉醒。
苏晴忽然想起杨丽娅对余年说的最后一句话：“苏晴是个好女人。珍惜她。”
那句话听起来像是告别，又像是提醒。
门被敲响，林晓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苏晴姐，研究院的正式注册批文下来了。我们在法律上，现在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研究了。”
苏晴接过文件，看着上面鲜红的印章。这是一个里程碑，但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
“另外，”林晓犹豫了一下，“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刚才我在整理通讯记录时，发现杨丽娅在过去三个月里，至少拦截了三次针对我们研究院的网络攻击。攻击来源很隐蔽，但手法和技术军工厂的风格很像。”
苏晴抬头：“她没告诉我们。”
“是的。她只是默默地处理了，没有留下痕迹。”林晓轻声说，“她一直在暗中保护我们，比我们知道的更早，也更深入。”
这个发现让苏晴心情复杂。杨丽娅的“观潮”，远比她表现出来的更主动。
“还有一件事。”林晓的表情更严肃了，“赵老办公室昨天发来一份非正式的公函，询问研究院的‘国际合作’情况，特别提到了我们近期在欧洲的活动。语气很温和，但……像是在提醒什么。”
该来的总会来。杨丽娅的转向，已经开始引起赵老方面的注意。
“回复他们，”苏晴说，“研究院的一切活动都公开透明，欢迎上级指导和监督。至于欧洲的活动，是应国际合作伙伴邀请，参与跨国科技伦理研究。所有行程都会按规定报备。”
“明白。”林晓点头，准备离开时又停下，“苏晴姐……你和余年，还好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苏晴看着林晓关切的眼神，知道这个聪明的姑娘察觉到了什么。
“我们很好。”苏晴微笑，“只是最近压力有点大。”
“那就好。”林晓没有追问，轻轻带上门离开了。
办公室里又只剩下苏晴一个人。她重新看向手机，屏幕上还停留在和余年的对话界面。
那些没说出口的担忧，那些隐约感觉到的东西，像湖面下的暗流，平静表面下，暗涌从未停止。
但她选择相信。相信余年的判断，相信他们的感情，也相信……那个正在为自己选择道路的女人。
她重新打开音频分析界面。工作还要继续。
那些声音的重量，需要他们所有人一起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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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
杨丽娅坐在角落位置，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冷掉的咖啡。她对面是一位六十岁左右的法国女性，伊莎贝尔·莫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科技伦理特别报告员。
伊莎贝尔戴着老花镜，正在仔细阅读杨丽娅提供的文件摘要。她的眉头越皱越紧。
“这些录音……”伊莎贝尔摘下眼镜，声音沉重，“你确定来源可靠？”
“绝对可靠。”杨丽娅说，“来自诺亚资本在瑞士银行的保险箱，通过合法授权调阅。原始文件超过500gb，这是最核心的五个片段。”
她从包里取出一个加密播放器，递给伊莎贝尔：“如果您愿意，可以现在听一小段。但我要提醒您——内容非常令人不安。”
伊莎贝尔犹豫了一下，戴上耳机，按下了播放键。
三十秒后，她的脸色变得苍白。她快速摘下耳机，深深吸了一口气。
“上帝啊……”她低声说，“那个孩子……”
“九岁。”杨丽娅平静地说，“和她母亲一起被当作‘特殊遗传标记携带者’进行试验。母亲死了，孩子‘处理’了。”
伊莎贝尔闭上眼睛，许久才睁开：“你想要我做什么？”
“下个月的特别会议，给这些声音一个正式的、官方的舞台。”杨丽娅说，“不是作为某个非政府组织的爆料，而是作为联合国特别报告员的正式调查材料。这样，各国政府才无法回避。”
“这会引起外交风波。”伊莎贝尔说，“涉事国家、背后资本、还有那些提供‘伦理背书’的学术机构……都会施压。”
“那就让他们施压。”杨丽娅看着她的眼睛，“人权理事会的存在意义，不就是要在强权面前，为那些没有声音的人发声吗？”
这句话击中了伊莎贝尔。她沉默了很久，然后缓缓点头：“好。我会把这些材料作为紧急事项提交给主席团，要求在特别会议上设立专门议程。但我需要更完整的证据链——受害者身份、试验地点、责任方信息。”
“三天内，我会提供。”杨丽娅承诺。
“还有一件事。”伊莎贝尔看着她，“杨，你以什么身份提交这些材料？你是中国公民，这些材料涉及中国资本，你的政府会……”
“我以个人身份。”杨丽娅打断她，“一个无法再对眼前罪行保持沉默的普通人。我的政府……会理解我的选择。”
她说“会理解”时，语气有些不确定。但伊莎贝尔听出了其中的决绝。
“你很勇敢。”伊莎贝尔轻声说。
“不。”杨丽娅摇头，“勇敢的是那些在录音里呼喊的人。他们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我们不能让他们白白受苦。”
她站起身，准备离开。
“杨，”伊莎贝尔叫住她，“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知道怎么找我。”
杨丽娅点头微笑：“谢谢。但这次，我必须自己走完这段路。”
她走出咖啡馆，日内瓦的午后阳光很温暖，但她感到一阵寒意。那些声音还在她脑海里回响，那个小女孩的哭腔，那个母亲的绝望。
她拿出手机，给余年发了一条加密信息：
“日内瓦这边，安排好了。三天后，联合国特别会议。你们那边，尽快整理出完整的证据包。”
发送后，她看向远处的联合国大楼。那栋建筑在阳光下闪着冷冽的光，像一座现代巴别塔，汇集了全世界的语言、利益和谎言。
而现在，一些被遗忘的声音，即将在那里被听见。
她不知道这会引起多大的风暴，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这场风暴中幸存。
但至少，她选择了不再旁观。
潮水已经开始转向，而她，终于决定成为推动浪头的人之一。
手机震动，余年的回复：
“收到。注意安全。我们在苏黎世等你回来。”
简单的几个字，却让她感到一种久违的暖意。
她把手机放回口袋，深吸一口气，走向停车场。
路还很长，但至少，她不再是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