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风从北面吹来，带着一股铁与火的气息。陈远山站在哨塔上，望远镜抵在眼眶前，目光扫过远处那片被炮火犁过三次的山坡。草木焦黑，土层翻起，几截断裂的步枪半埋在泥里，像枯枝般戳向灰蒙蒙的天空。他放下望远镜，镜片边缘还沾着一层细尘。这已经是本月第七次击退日军进攻，对方换了打法，不再强攻正面，而是夜间渗透、小股袭扰，试图切断补给线。
他转身走下哨塔，皮靴踩在木梯上发出沉实的响声。刚落地，通信兵快步跑来，递上一份电报。他接过，展开看了两眼，眉头微皱。电文是上级转发的情报：日军在后方集结兵力，前线指挥官已更换，原指挥官因连续作战失利被调离。
陈远山把电报折好，塞进胸前口袋。他没说话，只是抬头看了看天色。云层压得很低，太阳藏在后面，光线昏黄。他知道，这种天气最适合隐蔽调动，也最容易出事。
当天夜里，指挥部灯火未熄。地图铺在桌上，几根铅笔标记着最近七天的交战点。陈远山坐在桌边，手指轻轻敲着桌面，节奏不快，但一下接一下，像是在数时间。副官站在一旁，低声汇报各连防务情况，说到三营弹药存量时，他抬手打断。
“让他们把备用箱打开，检查引信。”他说，“上次缴获的那批迫击炮弹，底火有点松，得一个个过手。”
副官应了声是，记下命令。
陈远山站起身，走到地图前，盯着北面那条通往山区的小路。这条路原本不起眼，宽不过三米，两侧尽是陡坡和密林，但最近五次战斗，日军都选这里作为主攻方向。第一次是试探，第二次用了伪军打头阵，第三次开始配属重机枪压制，第四次出动了装甲车，第五次甚至动用了毒气弹。
他伸手摸了摸地图上的那个位置，指尖停留片刻。这不是普通的换防节奏，也不是简单的战术调整。对方在学习，在适应，在一点点逼近他们的弱点。
“他们想逼我们分兵。”他低声说，“把主力拖在正面，然后从侧翼突入。”
副官点头：“我们也这么判断。所以六连已经往东沟加派了一个排，今晚就位。”
“不够。”陈远山摇头，“东沟太长，一个排守不住全线。让工兵在路口埋两组雷，再拉一道铁丝网，白天留人巡查，晚上通电。”
“是。”
他又坐回椅子上，端起桌上的粗瓷碗喝了口水。水温凉，喝下去后喉咙有点涩。他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合眼，眼睛干涩，但脑子清醒。这种时候不能睡，一闭眼，可能就是一条命，甚至整个防线的崩塌。
凌晨三点，前线传来消息：侦察兵在二道岭发现异常足迹，方向指向西面废弃矿洞。陈远山立刻下令四连进入一级战备，同时派出两个班迂回包抄。等天亮时，他们在矿洞外伏击了一支日军小队，缴获一部电台和两挺轻机枪，俘虏一人。
俘虏被带到指挥部时，浑身是血，左臂包扎着绷带，眼神却没躲闪。陈远山亲自审问，用的是日语。那人起初不说，后来见问得细，干脆冷笑一声：“你们撑不了多久。新指挥官今天到任，他会拿下你们的阵地。”
“谁？”陈远山问。
“你很快就会知道。”俘虏嘴角抽动，“他说，要用你们的骨头，重建皇军的威严。”
陈远山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转头对副官说：“关起来，别让他死。”说完，他重新走到地图前，拿起红笔，在原有防线外画了一圈虚线。
“他们要变招了。”他对副官说，“不是换个名字那么简单。这个人，是冲着名声来的，所以他不会躲，也不会耗。他会打狠仗，打硬仗，哪怕拼光部队也要赢一次。”
副官脸色变了：“那我们……”
“我们不跟他拼消耗。”陈远山打断，“把预备队缩回来，集中在主峰两侧高地。告诉各连，没有命令不准开火，尤其不准追击。敌人要是退，可能是诱饵；要是猛冲，就放他们进射程再打。”
“可这样会不会显得我们怯战？”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陈远山声音低了些，“我在乎的是，明天早上还能有多少人站着。”
天亮后，部队按命令调整部署。炊事班加大了饭量，每名士兵多领半个馍和一块咸菜。卫生员挨个检查急救包，绷带、碘酒、止痛片一样不少。几个老兵自发组织起来，在掩体前加筑沙袋墙，把炸坏的汽车残骸拖过来挡住缺口。
中午时分，空中传来飞机轰鸣。三架日军侦察机低空掠过阵地，盘旋两圈后离去。陈远山站在掩体口，眯眼望着天空，直到引擎声彻底消失。
“他们在拍照。”他说，“接下来几天，会有炮击。”
果然，下午三点，第一波炮弹落在东侧山梁。爆炸声接连响起，泥土和碎石飞溅，几处观察哨被迫转移位置。炮击持续了四十分钟，不算密集，但落点精准，明显是校准过的。
当晚，陈远山召集连级以上军官开会。油灯下，众人围坐一圈，脸上都带着疲惫，但没人抱怨。他把俘虏的话复述了一遍，又讲了自己对新指挥官的判断。
“这个人要的不是地盘，是脸面。”他说，“所以他一定会选择最直接的方式——强攻。而且会选择我们最不容易防守的时间和地点。”
“什么时候？”有人问。
“雪还没下，路还能走。”陈远山答，“最可能就在未来三天内。他们会集中火力打一点，逼我们增援，然后在运动中设伏歼灭。”
屋里安静下来。
“所以，”他继续说，“我不打算救。他们打哪，我们就守哪，绝不主动出击。伤亡不可避免，但必须控制在能承受的范围。谁顶不住，提前报告，我换人上去。”
“那要是他们真突破了呢？”
“那就逐屋打，逐坑打。”陈远山看着众人，“我没指望靠这一仗打赢战争，但我不能让兄弟们白白送死。守住一天，就是胜利。守住三天，就算他们赢不了，也会停下。”
会议结束，军官们陆续离开。陈远山留在屋里，重新摊开地图，用铅笔标出几个可能的突破口。他的手指划过纸面，动作缓慢而坚定。
第二天清晨，前线再次传来动静。日军在北坡集结了一个中队，配有两门九二式步兵炮和六挺重机枪。他们没有立刻进攻，而是在三百米外列队，整装待命。
陈远山接到报告时正在吃早饭——一碗稀粥，两个窝头。他放下筷子，披上大衣就往前沿跑。到了阵地，趴在掩体边缘用望远镜观察。对面日军队伍整齐，军官站在前方训话，士兵肃立不动。那种姿态不像要打仗，倒像是某种仪式。
“他们在等什么？”副官低声问。
“等命令。”陈远山说，“或者，等一个人。”
果然，半小时后，一辆黑色轿车从后方驶来，在警卫队护送下停在日军阵列侧翼。车门打开，一名身穿将官制服的中年男子走下车。他身形瘦高，步伐稳健，肩章上的星徽在阳光下一闪。他没有立刻上前，而是先环视战场地形，然后才走向前线指挥官，两人交谈几句，随即举起手，指向陈远山所在的主阵地。
望远镜里，陈远山看清了他的脸。轮廓分明，眼神锐利，下颌绷紧，像一把出鞘的刀。
“就是他。”陈远山低声说。
副官紧张地问：“要不要打一枪试试？”
“不用。”陈远山缓缓放下望远镜，“他不是来送死的。他是来赢的。”
那人站定后，从随从手中接过一张纸，当众宣读命令。内容听不清，但语气坚决。念完后，他将纸折好收回衣袋，抬起右手，向前一挥。
刹那间，日军炮兵阵地火光闪现。
炮弹呼啸而来，砸在阵地上炸开。烟尘腾起，掩体震动，通讯线路瞬间中断两处。陈远山趴在地上，耳朵嗡嗡作响，但他仍抬起头，看向敌方方向。
那名新指挥官依旧站在原地，未退半步，风吹动他的大衣下摆，猎猎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