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风穿过营区西侧的土墙缺口，吹得屋檐下那盏煤油灯晃了两下。灯芯爆了个小火花，火光在林婉儿面前的稿纸上跳了一下。她抬手拨了拨灯芯，继续低头写字，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声。
桌上摊着三张纸，最上面那张写满了字，底下两张是草稿，边角已经揉皱。她的右手食指蹭上了墨水，留下一道淡黑的印子。左手边放着半碗凉透的米粥，是炊事班一个勤务兵送来的，说师部刚运回些粮食，今晚加餐。她没动那碗粥，只喝了口热水，把杯子搁在炉台边上。
她写得很慢，但每一句都改过几遍。开头第一行写着：“《前线将士流血，后方大员截粮——某中将克扣军饷实录》”。标题下面是一段引言，她删掉了两次重写，最后留下一句：“当战士们在阵地上啃树皮时，有人正用他们的命换自己的权。”
写到这里，她停了会儿，抬头看了眼窗外。远处操练场的篝火已经熄了，只有几个哨兵来回走动。她记得昨天傍晚路过仓库时，听见里面传出低低的说话声。她本不该去那里，可风把声音带了出来——“八百斤米、六百斤面，还有罐头……总算能熬几天稠的。”那是李二狗的声音，她认得。当时她躲在柴堆后面，没露面。后来她在营地转了一圈，从几个战士嘴里拼出事情原委：这批粮原本是他们应得的补给，却被上头卡住不发，陈远山不得已才派人中途截下。
她把这事记在了小本子里，字迹潦草，只有自己看得懂。今早又听人说，赵世昌那边已向司令部递了状子，说是“独立旅公然劫运军需，形同叛乱”，要求严惩主官。她攥紧了本子，指甲在封皮上刮出一道白痕。
现在她坐在自己借住的这间农舍里，炕桌当书桌，棉被搭在肩上挡风。她要把这些写出来，一字不落地写出来。不是为了谁鸣冤，而是为了让外面的人知道，仗是怎么打的，粮是怎么来的，有些人的官又是怎么当的。
她接着往下写：
“据可靠消息，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七日，国军后勤处拨付前线部队冬粮两千担，其中配属独立旅四百担。然至今日，该旅未见一粒入仓。士兵每日仅靠野菜拌麸皮充饥，伤员无米煮粥，病患无力起身。而负责调度之赵姓中将，近日却于城西购置宅院一处，宴请宾客三日不歇，所耗银元数以千计。其亲信副官更在酒席间扬言：‘穷兵要那么多粮作甚？留着也是糟蹋。’”
她写完这段，停下笔，喘了口气。屋里太闷，她起身推开一条窗缝。冷风灌进来，吹得稿纸一角翻起。她伸手按住，看见对面墙上挂着自己的帆布包，包口露出半截相机。那是她托人从北平带来的，玻璃底片只剩五张了，她一直舍不得用。
她坐回去，继续写：
“更有甚者，该将领多次阻挠前线物资调配，凡战功卓着者，反遭克扣；凡依附其派系者，则补给充足。此非治军，实为结党营私。前线将士浴血奋战，换来的不是嘉奖，而是饥饿与猜忌。若此风不刹，何谈抗日救国？何以对得起死难英魂？”
写到“英魂”二字时，她笔尖顿了一下。想起上个月在阳坡岭，她跟着队伍收殓阵亡士兵。十三具遗体排在空地上，最小的那个脸上还带着孩子气，口袋里塞着半块烤糊的饼。当时陈远山站在旁边，一句话没说，只是摘下帽子，低头站了整整十分钟。她拍下了那一幕，照片洗出来后寄给了《申报》，但编辑回信说“内容敏感，暂不宜刊发”。
她咬了咬笔杆，又添上一段：
“我亲眼见过这样的兵——饿着肚子守在战壕里，枪管冻得拉不开栓，仍不肯后退一步；我也见过这样的官——坐在暖屋里喝酒划拳，一句‘供给不足’便打发了千百条性命。孰忠孰奸，百姓自知，历史自有公论。”
最后一段她写了很久，反复涂改。终于定下：
“此文所述，皆有实据。若有质疑，欢迎查证。我不怕惹祸，只怕沉默。若连真实都不敢说，我们拿什么打赢这场战争？”
她签上名字：林婉儿，战地记者，随军驻扎第三战区第七防区。
写完最后一个字，天已快亮。她合上本子，把三页稿纸仔细折好，塞进帆布包夹层。然后从箱底翻出几张旧报纸，包住几件换洗衣物，做出一副准备转移的模样。她知道，这篇文章一旦传出去，她就不能再留在这里了。
她拎起包，吹灭油灯。屋里顿时黑了下来。她站着没动，等眼睛适应黑暗后，才摸索着打开门。晨风扑面，带着田野里的湿气。她锁上门，沿着田埂往村外走。
路边已有早起拾粪的老农，远远看见她，点头打了招呼。她也点头回应，脚步没停。走到岔路口，一辆驴车停在那儿，赶车的是个穿灰布衫的男人，戴着毡帽，帽檐压得很低。
“去镇上？”那人问。
她走近了些：“去邮局。”
男人掀开帘子：“上来吧，顺路。”
她把包先递上去，正要迈步，忽然听见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她回头一看，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跑过来，手里拿着一封信。
“林记者！”那人喘着气，“师部刚收到电报，让您务必……”
她没等他说完，抬脚上了车。帘子落下，驴车缓缓启动。
车轮碾过土路，颠簸中，她靠在木板壁上，手一直按在包上。包里那三页纸，像一块烧红的铁，贴着她的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