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辉当兵超过10年的时间，参加红军也超过7年了，他既当过大头兵，也带兵打过仗。
对于带兵是有自己心得的，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最难管的是人，但最容易管的也是人。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你想让别人放弃自己的想法，按照别人的意志来，难如登天。
但与此同时，每个人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将心比心，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那么，就没有练不好的兵，没有打不了的仗。
所以，他就职大队长之后，刘景辉并没有高高在上，更没有以高级干部自居。
相反，他穿着跟战士一样的军装，吃着一样的饭菜，就连住都住在连队里。
而且，在训练过程中，他总是能够拿出好的办法，一针见血的指出大家的问题，这让大家对于大队长既敬畏，又服气。
在刘景辉大练兵的同时，代政委武文斌也初步梳理好了部队的症结，对于部分始终不服管教的军官，经过支队部同意，干脆退回给了他爹的县大队。
扫除了害群之马，说服了大多数军官，又得到了最广泛基层战士的支持。
第四大队，经过了短短几周的时间，就迅速进入正轨，也开始更加热火朝天的操办起来。
对于这一切，程万都看在眼里，他对司令员的任命也更加佩服。
他发现，原本在他们心目中最难改造且各方势力最为根深蒂固的第四大队，反而还是有可能后来居上，超越第二和第三大队，成为南下支队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甚至，就连第一大队的“第1”的名号，也未必能保得住。
因为，由警备团改编而成的第四大队，本身并非白板新兵，也有着优良的传统。
比如，武廷兰一直因为武艺高强且白手起家，在作战时最喜欢带头冲锋。
这与其他只会指挥战士们往前冲送死，自己躲在后方的部队截然不同。
所以，警备团其实一直有军官带头冲锋，战士悍不畏死的作风，这也是警备团战斗力强大的根源之一。
现在，改编为第四大队之后，军官带头冲锋，战士们悍不畏死的作风被继承下来，而有了刘景辉更加正规化的训练，部队的纪律性和组织性也有了极大的提高。
在程万看来，第四大队正在迅速脱胎换骨，战斗力也在迅速提高，他越来越期待第四大队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创造奇迹了。
在南下支队的根据地和部队都在热火朝天发展的时候，王大志也开始筹谋下一步的行动。
在敌强我弱，又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区，究竟如何开战，该如何战胜穷凶极恶的敌人？
在最艰苦卓绝的抗战年代，八路军和人民军队想出了无数办法，但是最有效的，仍是地道战，甚至没有之一。
所以，开辟平原根据地之后，王大志就向部队和根据地下达了挖掘地道的任务。
如今，晋南四县具备条件的村落和地区几乎都挖掘了地道。
而在以平原为主的豫北地区，挖地道这一任务更是被上升到了最优先级。
所有根据地在开辟的同时，必须将挖地道提上日程。
因为，地道不仅是八路军战胜日寇、以弱胜强的法宝，同时也是最大程度减低平民伤亡的武器。
日寇是毫无人性的，侵华的日军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是披着人皮的牲口、畜生。
他们会抓中国人做实验，可以因为一个怀疑、甚至一点不爽、一点粮食就肆意屠杀。
面对这样毫无人性的兽军，在奋起抵抗的同时，也要最大程度地减少百姓的伤亡。
而日军在人烟稠密的平原地区，从来没有什么顾忌可言。
在这种情况下，地道就成为了百姓迅速撤退、掩护自身和逃离日寇扫荡的绝佳工具。
因此，对于挖地道，王大志甚至把它提到了比开荒、积攒粮食更为重要的地位。
在之前的反扫荡中，地雷已经初步展示出它的威力，许多武器装备极差，甚至只有三分之一人员持枪的地方部队，之所以能够屡屡取得战果，地道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进一步激励了大家挖地道的决心。
毕竟，挖地道在毫无机械设备的民国时期，绝对是个苦力活。
别说年轻的青壮劳力，即便是老人和小孩也要在农闲之际帮忙。
纯靠一双手，在饭也吃不饱的民国时期，这项堪称地下长城的工作，极其考验根据地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
不过，无论有多艰难，这项工作还是坚定地推行了下去，而且已经初步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在卫化根据地、双木县根据地及武县根据地，最早建立抗日政权的村落，挖地道工作已经成为各根据地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当然，此时日军兵力正在收缩，若不抓住机会消灭敌人，简直对不起如此天赐良机。
正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王大志当然不会浪费如此珍贵的机会。
当然，此时豫北日军部队虽然不多，却团聚在一起，固守交通要道和大城市，想要攻克这样的城市，即便已经有了几十门火炮，难度也是指数级的。
所以，王大志决定使用人民军队屡试不爽的绝招——围点打援。
王大志将目标看向齐县。
因为，齐县境内有一条日寇最为重视的铁路，即大名鼎鼎的平汉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