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万国宫附近的威尔逊总统酒店。全球科技伦理委员会的闭门研讨会安排在九楼全景会议室，窗外是莱芒湖和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美景与即将到来的交锋形成讽刺的对比。
林微光提前一小时到达，在会议室外的休息区最后一次审阅材料。伊莎贝尔调试着演示设备，张律师则反复检查法律文件。团队每个人都清楚，今天将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委员会由十一人组成，”张律师低声介绍，“除了沃恩，还有三位欧洲的科技伦理学者，两位非洲的通信政策专家，一位拉美的人权律师，两位亚洲的哲学家，以及两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
“议题呢？”林微光问。
“三个主题：一、应急通信技术中的数据隐私边界；二、技术开源与商业责任的平衡；三、跨国技术合作中的主权与伦理冲突。”张律师顿了顿，“每个主题都有预设的辩论环节。我们要小心，沃恩很可能在辩论中设置陷阱。”
九点整，与会者陆续入场。林微光注意到沃恩是最后一个到的，他与几位委员低声交谈，目光不时瞥向“普罗米修斯”团队的方向。
会议开始，委员会主席、瑞士伦理学家安娜·穆勒博士做了简短开场：“技术发展速度远超伦理框架的建立。今天我们聚焦于应急通信这一特殊领域，探讨如何在拯救生命的同时保护权利，在创新与监管之间寻找平衡。”
第一个议题开始。来自荷兰的学者首先提问：“林女士，你们的系统在灾区收集生命信号数据，这涉及最敏感的生物信息。你们如何确保这些数据不被滥用？”
林微光早有准备：“我们从设计之初就采用了‘隐私优先’原则。生命信号数据在本地节点即时处理，只提取是否存在生命的二进制判断，不存储原始生物特征。即使系统被破坏，也不会泄露个人隐私。”
“但你们的系统可以精确定位，”一位非洲专家质疑，“在冲突地区，这可能导致特定人群成为攻击目标。”
“所以我们设定了严格的访问权限分级。在冲突地区，定位功能需要当地政府和人道组织双重授权才能启用。”林微光展示了一份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协议草案，“我们正与专业机构合作，制定战区使用的伦理指南。”
辩论逐渐升温。沃恩在第三个提问环节终于开口，他的问题直接而尖锐：“林女士，你们与阿联酋的主权基金正在谈判。如果技术最终被用于监控本国公民，而非灾难救援，你们如何避免成为压迫工具？”
这个问题在之前的准备中没有预演。林微光迅速思考，决定坦诚回应：“任何技术都有被滥用的可能。我们的方法是：一、在技术层面限制功能，例如在中东版本中禁用面部识别和长期轨迹跟踪；二、在法律层面要求合作方签署不滥用承诺；三、在治理层面，我们保留在发现滥用时终止合作并公开谴责的权利。”
“但主权基金的投资通常附带着治外法权条款，”沃恩紧追不舍，“如果阿联酋政府坚持要求你们提供监控功能，而你们拒绝，他们可能通过法律手段强制获得技术。届时你们如何应对？”
会议室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明白这个问题的分量——它触及了跨国科技公司最难处理的矛盾：技术伦理与国家主权的冲突。
林微光沉默了几秒，然后给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回答：“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会选择公开源代码，让全球社区继续技术发展，同时我们退出该市场。”
这个回答在会议室引起一阵骚动。公开源代码意味着放弃商业利益，退出市场意味着承担巨大损失。但这正是伦理的代价。
沃恩显然没有预料到这个回答，他愣了一下，然后迅速调整：“很浪漫的承诺，但股东会同意吗？你们不是上市公司吗？”
“我们是技术公司，更是由人组成的团队。”林微光直视沃恩，“如果我们开发的技术最终伤害了人，那我们就背叛了初衷。在利益与伦理之间，我们选择伦理。”
第一个议题在微妙的气氛中结束。休息期间，伊莎贝尔悄悄对林微光说：“沃恩在记录你的每一句话。他在寻找矛盾点。”
“我知道。但诚实没有矛盾。”
第二个议题关于开源。一位德国哲学家提出了关键问题：“开源让技术民主化，但也让恶意行为者更容易获得工具。如果‘数字生命线’的开源版本被恐怖组织用于通信，责任在谁？”
这次由伊莎贝尔回答：“开源协议只是工具，就像互联网协议一样。被用于非法活动时，责任在使用者，而非协议的创造者。但我们并非完全被动——我们在开源许可证中明确禁止军事和非法用途，并建立了社区监督机制。”
“监督机制有效吗？”另一位委员问。
“我们正在建立，”伊莎贝尔展示了一个实时监控面板，“所有基于开源协议的产品，如果用于商业或政府部署，需要注册并接受定期审查。我们已经发现了三起违规使用，并通过法律途径制止。”
沃恩再次发言：“但开源意味着你们失去了对技术的控制。如果苏氏集团基于你们的开源代码开发了监控系统，你们能阻止吗？”
“不能，”伊莎贝尔坦承，“但我们可以公开谴责，并动员社区抵制。更重要的是，开源让技术成本降低，让更多发展中国家能够建立自己的应急通信网络，打破技术垄断。我们相信开放带来的好处远大于风险。”
辩论持续到中午。林微光注意到，委员会中有几位成员的态度在逐渐转变。特别是来自肯尼亚的通信政策专家，他在听到开源协议已在非洲多个社区项目中使用时，明显表现出兴趣。
午餐休息时，这位专家主动找到林微光：“我在内罗毕大学的学生告诉我，他们用你们的开源版本搭建了一个贫民窟应急网络。成本只有商业系统的十分之一。”
“我们很高兴听到这个，”林微光真诚地说，“这正是我们开源的初衷。”
“但沃恩博士的观点也有道理，”专家压低声音，“开源确实可能被滥用。你们需要更强的社区治理。”
“我们正在努力。也许您可以推荐一些非洲的专家加入我们的伦理委员会？”
这个提议显然打动了对方。午餐结束时，林微光已经获得了三位潜在的支持者。
下午的第三个议题最为敏感：跨国技术合作中的主权问题。沃恩显然为此做了充分准备，他调出了一系列文件。
“根据公开记录，‘普罗米修斯’在中国、菲律宾、肯尼亚的测试都涉及与当地军方的合作。在肯尼亚，你们甚至使用了军方的频率资源。”沃恩的目光锐利，“这是否意味着你们的系统本质上是军民两用技术，而你们在刻意淡化这一点？”
张律师准备回答，但林微光示意自己来：“在灾难响应中，军方通常是第一响应者。与他们合作是为了拯救生命，而非军事目的。我们所有的军民合作都有严格界限：军方提供后勤支持，我们保持对技术的完全控制，并且所有数据由民事机构管理。”
“但界限可能模糊，”沃恩展示了一张照片——肯尼亚军方人员正在操作“数字生命线”设备，“训练军方使用你们的技术，难道不是在培养潜在的军事应用能力？”
“我们在培训中明确强调民用目的，并且设备本身没有军事功能。”林微光顿了顿，“沃恩博士，您似乎对我们的军民合作特别关注。但据我所知，您曾任职的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darpa），每年资助大量军民两用技术研究。您是否也用同样的标准质疑那些项目？”
这个问题让沃恩脸色微变。会议室的气氛骤然紧张。林微光知道自己冒险了——直接挑战委员可能招致反感，但她必须反击。
“这是两回事，”沃恩冷冷地说，“darpa的研究是公开透明的，接受国会监督。”
“我们的研究也公开透明，接受联合国审计。”林微光毫不退让，“而且，我们开源了核心技术，而darpa的许多项目至今保密。哪个更透明？”
辩论几乎变成对峙。穆勒博士敲了敲桌子：“请双方保持专业。我们是在探讨伦理问题，而非互相指责。”
会议在尴尬中继续。但林微光明显感觉到，沃恩的攻击性减弱了。她的反击似乎起了作用。
最后一个环节是自由辩论。沃恩提出了一个看似无害的问题：“林女士，假设现在有一个场景：某国政府要求你们提供系统的后门，以便在‘国家安全需要’时监控所有通信。你们会怎么做？”
这是一个经典的两难问题。如果说同意，会被批评为屈服于威权；如果说拒绝，会被指责为不顾国家安全。
林微光思考片刻，给出了一个巧妙的回答：“首先，我们的系统设计上就没有后门，技术上无法提供。其次，如果某国政府有合理的国家安全需求，应该通过法律程序，在司法监督下，通过合法途径获取信息，而不是要求技术后门。我们愿意配合任何合法的司法程序，但我们不会在技术中植入非法监控的能力。”
这个回答既坚持了原则，又没有直接对抗政府权威。几位委员微微点头。
下午五点，研讨会结束。委员会没有当场做出结论，但主席表示将在两周内发布评估报告。
离开会议室时，沃恩特意走到林微光面前，语气出奇地平和：“很有力的辩护，林女士。但技术伦理不是辩论赛，而是现实世界的选择。我希望你们真的能做到所说的那样。”
“我们会的。”
沃恩离开后，伊莎贝尔小声说：“他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是警告还是认可？”
“也许两者都有。”林微光看着沃恩远去的背影，“他可能是‘织网者’，但他首先是个学者。也许在他的价值观里，坚持原则的人值得一丝尊重。”
当晚，团队在酒店房间总结今天的表现。从技术层面看，他们应对得不错。但从战略层面，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周景明从国内发来加密消息：「两个进展。第一，安全审计的现场部分基本结束，施密特博士的团队将在三天后提交初步报告。第二，李伟传递的假情报起了作用：苏氏推迟了在东南亚的产品发布，可能是为了重新评估市场。」
“好，但还不够，”林微光回复，“我们需要更主动的行动。叶晓雯提供的七人理事会名单，有没有可能接触其中一位？”
周景明沉默了几秒：「风险极大。但有一个可能的机会：下个月在维也纳有一个国际科技治理峰会，‘分析师’——智库创始人——会作为演讲者出席。他是七人中唯一公开身份的。」
“安排我参加那个峰会，”林微光做出决定，“我要面对面会会他。”
“这太危险了！如果他真的是‘幻影协议’的核心成员”
“所以才要接触。在公开场合，他不敢做什么。而且，我需要了解他们的思维模式。”林微光解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现在对‘幻影协议’的了解还停留在外部观察，我需要知道他们真正的动机是什么。”
计划在争议中确定。顾知行从迪拜发来消息支持：“维也纳峰会我也可以参加。我有几个朋友在那个圈子，可以帮你安排合适的接触机会。”
倒计时第25天，团队分头行动：伊莎贝尔和老陈返回北京，准备应对安全审计报告；林微光则前往维也纳，准备参加三天后的科技治理峰会。
在飞往维也纳的航班上，林微光反复研究马库斯·延森的资料。这位五十八岁的丹麦学者有着辉煌的履历：剑桥大学博士，曾任欧盟科技顾问，出版过七本关于技术伦理的着作。他的公开言论总是强调“技术的负责任发展”和“全球科技治理”。
但正是这种公开形象与秘密身份的强烈反差，让林微光感到不安。一个鼓吹科技伦理的学者，为何同时领导一个旨在垄断技术的秘密组织？
维也纳，霍夫堡皇宫改造的会议中心。科技治理峰会比日内瓦的研讨会规模更大，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政要、学者和企业代表。林微光在注册处领取胸牌时，注意到了不远处正在与人交谈的延森——与照片上一样，灰发梳理整齐，金丝眼镜，姿态儒雅。
第一天的议程主要是宏观议题。林微光选择了一个不起眼的位置，观察延森的举止。他发言时逻辑严谨，引用数据准确，对每个问题都给出平衡的回答。这确实是一个完美的公众形象。
下午茶歇时，机会来了。顾知行带着一位瑞典外交官走向延森，几分钟后向林微光示意。她深吸一口气，走了过去。
“延森博士，这位是林微光女士，‘普罗米修斯’的ceo。”顾知行介绍。
延森转过身，脸上露出标准的学者微笑：“啊，林女士。我关注你们的工作很久了。特别是开源的决定，很有勇气。”
“谢谢。我也拜读过您的着作，《技术的伦理边界》让我受益匪浅。”林微光说，“特别是关于跨国科技公司责任的那一章。”
“那是我十年前写的，现在看来有些观点已经过时了，”延森谦逊地说，“技术发展太快，伦理框架总是跟不上。”
他们讨论了几个学术问题，气氛融洽。但林微光注意到，延森的眼神始终保持着一种审视的距离感。这不是普通学者的眼神，而是战略家的眼神。
谈话进行到十五分钟时，林微光决定冒险试探：“延森博士，您在书中提到，技术的全球治理需要新的多边机制。但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更多分裂和竞争。您认为症结在哪里？”
延森推了推眼镜：“症结在于信任的缺失。各国都担心技术优势被对手利用，于是转向保护主义和秘密竞争。但秘密竞争又进一步破坏信任，形成恶性循环。”
“您认为有解决方案吗？”
“也许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基于透明和互惠。”延森顿了顿，“但坦白说，我越来越悲观。技术力量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人类建立治理框架的能力。我们可能正在走向一个分裂的技术世界。”
这番话听起来很深刻，但林微光听出了弦外之音：延森在暗示技术竞争的不可避免性，为“幻影协议”的行为提供合理性。
“所以您认为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她追问。
“竞争是人性的一部分，”延森微笑，“关键在于建立竞争的规则，确保竞争导向创新而非毁灭。可惜，我们现在连基本的规则都没有。”
谈话被另一位与会者打断。延森礼貌地告别，但在转身前，他看了林微光一眼，眼神中有某种难以解读的深意：“林女士，坚持原则是好的。但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有时候原则需要灵活运用。祝你好运。”
这句话像是忠告，又像是警告。
当晚，林微光在酒店房间复盘这次接触。延森的表现完美无瑕，但正是这种完美让她更加确信：这个人不简单。他的每句话都经过精心设计，既表达观点又不留下把柄。
加密通讯器响起，是周景明：“我们在调查延森的资金来源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的智库在过去五年接受了十七家基金会的捐款，其中九家也捐款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技伦理项目。”
“他在两头下注？”
“更可能是建立影响力网络。通过资助伦理研究，他可以塑造讨论框架；通过‘幻影协议’，他可以实践技术垄断。”周景明顿了顿，“我们还发现，延森下个月将访问北京，名义上是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但私下安排了三场会面——对象都是中国的科技政策制定者。”
这个消息让林微光警觉。延森要去北京，而且接触高层政策制定者。他想做什么？
“能知道具体的会面对象吗？”
“正在查，但有难度。不过有一个人肯定在名单上：陆明远。”
又是陆明远。这个前国安官员似乎成为了“幻影协议”在中国活动的关键枢纽。
林微光走到窗前，看着维也纳的夜景。这座城市见证了无数历史博弈，如今又成为新技术时代博弈的舞台。而她，正站在舞台中央，与看不见的对手对弈。
微光不仅要照亮前路，现在还要学会在镜厅中分辨真实与倒影。延森这样的人，就像一面精心打磨的镜子，映照出你想看到的样子，但镜面之后，是完全不同的真相。
倒计时第24天，距离安全审计报告发布还有两天，距离“归零行动”启动还有四天。时间在流逝，而棋局越来越复杂。
但林微光知道，她已经触碰到了对手的外壳。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找到裂缝，然后，让光照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