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协议发布第七天，github上“lifele-os”项目的star数突破一万。来自全球的开发者提交了三百多个改进建议，其中四十七个被合并到主分支。一个由巴西、印度和肯尼亚开发者组成的志愿者团队，甚至开始将文档翻译成六种语言。
但这只是表面上的成功。在技术社区的热闹背后，商业战场上硝烟更浓。
“三家欧洲电信运营商暂停了与我们的采购谈判，”顾知行在视频会议中汇报，背景是迪拜塔的璀璨夜景，“他们担心开源会削弱技术的商业价值。更麻烦的是，苏氏正在接触这些运营商，提供‘完全商业授权、无开源风险’的替代方案。”
林微光看着屏幕上的数据图表：“开源协议的采用率呢？”
“企业级用户很少，主要是学术机构和非营利组织。”伊莎贝尔调出详细数据，“但我们预计的影响正在发生——至少有三家初创公司在基于我们的开源协议开发衍生方案。其中一家在尼日利亚，专注于低功耗农村通信。”
“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老陈说，“当技术成为公共产品，商业垄断就变得困难。但短期内，我们的营收确实会受影响。”
会议室里，倒计时数字显示：36天05小时14分。距离安全审计截止日期还有五周多，距离“归零行动”启动只剩两周。
周景明从加密线路接入，声音压低：“关于‘执棋者’的调查有进展了。那家与苏氏频繁接触的上海咨询公司，创始人叫陆明远，五十五岁，确实有国安背景，但十年前就离职了。他现在的客户名单里，有三家国企，五家跨国公司，还有一个代号‘深度科技俱乐部’的私人智库。”
“这个智库什么背景？”
“注册在香港，成员匿名，每年在瑞士达沃斯、中国博鳌和新加坡举行闭门会议。我们通过一些渠道拿到了去年的参会名单，其中有两个人很有意思。”
周景明传输过来两份加密档案。第一份是一个德国工业集团的前董事长，第二份是一个美国对冲基金的创始人。两人都在苏氏的董事会担任顾问职务。
“但这和‘执棋者’有什么关系？”林微光问。
“叶晓雯提供的代号对照表里，‘建筑师’是某跨国科技公司前ceo。我们交叉比对发现，这个德国工业集团的前董事长，正是那位前ceo的导师。而那个美国对冲基金的创始人，是‘园丁’——那个欧洲贵族基金会主席的投资合伙人。”
线索网开始编织，但依然缺乏直接证据。
就在这时，指挥中心的主屏幕突然闪烁，跳出紧急警报。网络安全主管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来：“遭到ddos攻击！流量峰值达到每秒500gbps！我们的公网服务正在瘫痪！”
攻击来自全球超过十万个被劫持的物联网设备——智能摄像头、路由器、甚至智能冰箱。典型的僵尸网络攻击，但规模前所未有。
“开源代码仓库、公司官网、客户门户所有对外服务都受到影响，”伊莎贝尔快速操作控制台，“切换备用线路，启动流量清洗。”
“清洗中心报告，攻击流量有智能躲避特征，”老陈看着实时数据，“他们在根据我们的防御策略动态调整。这不是普通的黑客攻击，是专业团队。”
林微光立即想到“幻影协议”。这是对开源决定的报复，也是对他们与阿联酋谈判的警告。
攻击持续了整整四小时。虽然核心业务数据没有泄露，但公司对外形象严重受损。媒体开始报道“普罗米修斯遭遇史上最大网络攻击”，猜测“是否与开源决策有关”。
更糟糕的是，在攻击最激烈的时候，审计团队的德国组长施密特博士发来正式质询：“我们观察到贵公司网络安全事件响应流程中存在缺陷。根据审计标准，这必须记录为重大观察项。”
一个观察项可能毁掉整个审计。林微光亲自与施密特博士通话解释：“我们正在升级防御体系，这次攻击的规模远超常规”
“但作为全球应急通信系统的提供者，你们应该预料到最坏情况，”施密特博士的语气不容妥协，“审计报告将如实记录这一点。你们可以在六十天期限内提交整改证明，但如果不达标”
话没说完，但意思明确。倒计时的压力更大了。
攻击结束后的深夜，团队在疲惫中继续工作。林微光注意到伊莎贝尔的状态不对——她盯着屏幕，眼神却有些涣散。
“你多久没睡了？”林微光走到她身边。
伊莎贝尔愣了一下，揉了揉太阳穴：“三天？四天？记不清了。我在分析攻击流量中的隐藏信息”
她调出一段异常的数据包序列：“看这里，在ddos流量的掩护下，有人尝试向我们的代码仓库提交恶意代码。手法很隐蔽，看起来像是正常的贡献，但实际包含一个后门。”
“提交者是谁？”
“一个新注册的github账号，但ip地址经过tor网络匿名。不过”伊莎贝尔放大一个细节，“提交时间戳显示，这个人在我们切换防御策略后的三十秒内就调整了攻击模式。这意味着他们能实时监控我们的状态。”
“内部有实时数据泄露？”
“不一定。也可能是他们监控了我们的公开状态页面，或者”伊莎贝尔犹豫了一下，“或者我们的防御策略本身有可预测的模式。”
这句话点醒了林微光。如果攻击者能预判他们的每一步反应，说明对方非常了解他们的防御体系。而知道这套体系细节的人，除了核心团队，就只有
“审计团队，”她低声说，“他们拥有最高访问权限。”
这个猜想让两人都感到寒意。如果“幻影协议”渗透了审计团队，那么整个安全审计就成了一场精心设计的表演——他们永远无法通过。
凌晨三点，林微光召集绝对核心的四人会议：她自己、伊莎贝尔、老陈、周景明。沈啸通过量子加密远程参与。
“我们面临三种可能，”林微光分析，“第一，审计团队确实独立公正，只是严格按标准执行。第二，他们中有个别人被收买。第三，整个审计都是‘幻影协议’操控的陷阱。”
“我们需要验证，”沈啸说，“但不能直接调查审计团队，那会破坏信任，导致审计立即失败。”
“我有一个办法，”周景明说，“审计团队要求我们提供所有系统日志。我们可以在日志中植入一些只有我们知道的水印——比如在特定时间生成特定模式的事件。如果这些水印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
“那就是泄密的证据，”伊莎贝尔接话，“但必须极其小心，水印不能影响系统运行，也不能被轻易发现。”
计划在黎明前制定完成。伊莎贝尔负责设计技术水印，周景明负责监控泄密渠道，老陈负责确保系统正常运行不受影响，林微光负责协调和决策。
倒计时第35天，水印计划开始实施。他们在三个不同的子系统中植入了七种不同类型的水印：数据库查询模式、网络流量特征、错误日志格式每一个都像是系统自然产生的痕迹，只有设计者知道其中的规律。
与此同时，与阿联酋的谈判进入关键阶段。顾知行从迪拜发来最新草案，投资条款有所调整：阿联酋要求获得董事会一个席位，并要求在阿布扎比设立的区域研发中心拥有“独立的技术评估权”。
“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审查我们未来所有的技术决策，”张律师分析，“虽然不违反法律，但可能成为未来的治理隐患。”
“他们为什么突然增加这个要求？”林微光问。
顾知行在视频中显得困惑：“谈判对手昨天换了人。原本是一位投资经理，今天来了一位王室办公厅的顾问。他说这是‘王室方面的补充要求’。”
王室直接介入。这意味着阿联酋方面对这次合作的重视程度提高了，但也意味着政治风险的增加。
林微光与沈啸单独商议。
“阿联酋的王室有内部派系，”沈啸提醒，“有些人主张积极投资前沿科技，有些人则更保守。这次谈判对象的更换，可能是派系斗争的结果。”
“我们该继续吗？”
“如果放弃，我们将失去重要的资金和政治支持。如果继续，可能卷入我们不了解的复杂博弈。”沈啸停顿，“但话说回来，我们已经在复杂的博弈中了。我的建议是：接受独立技术评估权的要求，但要求对等权利——我们也可以评估他们在当地的合作方。”
这是一个平衡的提议。谈判继续。
倒计时第34天，水印计划捕捉到了第一个异常信号。周景明在深夜发来紧急消息：“水印b-3出现在了暗网的一个技术论坛上。有人在那里出售‘普罗米修斯内部系统日志’，样本中包含了我们昨天才生成的水印。”
“能追踪卖家吗？”
“卖家匿名，使用加密货币交易。但我们分析了样本文件的元数据，发现它是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十点三十二分创建的。那个时间点，能访问原始日志的人”
周景明发来一份名单。上面只有七个人：三位审计团队成员，两位公司内部系统管理员，还有伊莎贝尔和老陈。
内部泄密的可能性无法排除。团队的气氛再次紧张。
“我们需要内部审查，”老陈沉重地说，“即使这意味着信任的再次撕裂。”
“但必须谨慎，”伊莎贝尔说，“上次审查叶晓雯时，我们几乎毁了团队。这次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林微光思考良久，做出了一个非常规的决定：“不进行正式审查。我们改变工作方式。”
“什么意思？”
“从明天开始，所有核心工作切换到完全隔离的环境——物理隔离，没有网络连接，进出严格检查。同时，我们在非隔离环境设置诱饵，放入精心设计的假信息。”她看着团队成员，“真正可信的人会理解并配合，有问题的会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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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计划。物理隔离意味着效率降低，而设置诱饵需要极高的技巧才能不被识破。
但团队没有反对。经历了这么多，他们已经明白，在生存威胁面前，常规方法有时不够用。
倒计时第33天，新的工作模式启动。核心研发团队搬到了大楼地下三层的一个加固实验室，那里没有外网，所有数据传输通过人工携带的加密硬盘。进出需要双重生物识别和随机密码。
同时，在原来的办公区，周景明布置了一个“影子系统”——看起来完全正常，但所有数据都是经过修改的版本。重要会议在这里召开，但讨论的议题有一半是虚构的。
效果立竿见影。第二天，一份关于“公司计划在东南亚设立第二个数据中心”的假消息，出现在了一家行业媒体的报道中。而这篇报道的“消息人士”，正是七人嫌疑名单中的一位系统管理员。
“抓到了，”周景明在安全通道中低声汇报，“他今天下午借口家里有事提前离开，在咖啡馆用公共wi-fi发了邮件。我们追踪到收件人是上海的一个代理服务器，最终指向陆明远的那家咨询公司。”
陆明远。又是他。
“控制住他，但不要惊动，”林微光指示，“我们需要知道他传递了多少信息，以及他的动机是什么。”
调查发现，这位系统管理员加入公司两年，工作表现良好。但他有个患重病的女儿，医疗费用高昂。三个月前，他收到一封匿名邮件，承诺支付所有医疗费用，条件是为“商业情报公司”提供一些“不敏感的内部信息”。
开始时他拒绝了。但女儿病情恶化，急需一种进口药，每月费用超过五万元。他最终屈服，提供了几次无关紧要的信息。但对方的要求逐渐升级，直到这次让他窃取系统日志。
“典型的胁迫手段，”周景明总结，“利用人性的弱点。他不是专业间谍，只是一个绝望的父亲。”
林微光感到一种深重的悲哀。技术可以防御外部攻击，但如何防御这种对人心的侵蚀？
她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不公开处理，不解雇他。安排他女儿接受最好的治疗，费用公司承担。但他必须配合我们，反向传递信息给‘幻影协议’。”
“这太冒险了，”老陈反对，“他已经背叛过一次。”
“所以我们需要监控他的一举一动，”林微光说，“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个通往对手内部的通道。而一个被迫背叛的人，如果有机会赎罪，可能会成为最忠诚的双面间谍。”
计划开始实施。系统管理员——他叫李伟——在得知公司愿意帮助他女儿后，痛哭流涕。他同意配合，成为反向传递假情报的渠道。
倒计时第30天，李伟传递了第一份假情报：公司因安全审计压力，决定推迟秘鲁测试，专注于技术整改。同时，与阿联酋的谈判“陷入僵局”。
两天后，“幻影协议”的反应出现：苏氏突然宣布加速“守护者30”在拉美市场的推广，并大幅降价。同时，一家中东媒体发布报道，质疑阿联酋投资“普罗米修斯”的合理性，暗示存在“技术转移风险”。
假情报生效了。对手在根据错误信息调整策略。
这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但团队没有庆祝。因为同一天，审计团队提出了新的问题：他们对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潜在利益冲突”表示担忧，特别提到了沈啸的“多重身份”。
“沈总同时是公司董事长、最大个人股东，还是两家投资基金的合伙人，”施密特博士在会议中直言不讳，“这可能导致决策时优先考虑个人利益而非公司利益。”
这个问题比技术问题更难回答。因为它触及了公司最核心的权力结构。
沈啸通过视频回应：“我已经在逐步退出其他投资角色，将精力集中在‘普罗米修斯’。同时，我提议改组董事会，增加独立董事席位。”
这个承诺暂时平息了审计团队的质疑，但引发了新的问题：如果沈啸的权力被稀释，谁能保证公司的战略方向不变？
倒计时第28天，距离“归零行动”启动只剩三天。团队收到了一个意外的邀请。
邀请来自瑞士日内瓦，发信人是“全球科技伦理委员会”。这个半官方组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负责评估新兴技术的伦理影响。他们邀请“普罗米修斯”参加一个关于“应急通信技术的伦理边界”的闭门研讨会。
时间定在十天后，正好在安全审计截止日期前。
“这是机会也是陷阱，”张律师分析，“如果我们在会上表现出色，可能赢得国际伦理界的支持，这对审计结果有积极影响。但如果我们犯错，会被贴上‘技术傲慢’或‘伦理缺失’的标签。”
“谁组织的这个会议？”林微光问。
周景明调查后发现，会议的发起人之一是马库斯·沃恩——那个在听证会上咄咄逼人的美国代表。
“又是他，”伊莎贝尔皱眉，“他明显针对我们。”
“但如果我们拒绝，会被解读为不敢面对伦理讨论，”老陈说，“我们必须参加。”
林微光同意了。她将亲自带队前往日内瓦，伊莎贝尔负责技术展示，张律师负责伦理答辩。
出发前夜，叶晓雯从瑞士诊所发来一条加密信息，只有一行字：
「小心沃恩。他是织网者。」
织网者——七人理事会中负责法律和网络的那一位。如果沃恩真的是“织网者”，那么整个伦理研讨会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法律陷阱。
林微光看着这条信息，感到前方的道路更加险峻。倒计时第27天，她带着团队登上飞往日内瓦的航班。窗外，北京的天空灰蒙蒙的，正如他们面临的未来，充满未知与挑战。
飞机穿越云层，阳光突然刺眼。林微光闭上眼睛，思考着应对策略。当技术、商业、伦理、法律、政治交织在一起，单纯的正确已经不够。她必须学会在这个复杂系统中导航，找到那个既能坚持初心又能生存下去的平衡点。
微光不仅要照亮前路，现在还要在镜厅中分辨真实与倒影。而当每一步都可能触发连锁反应，唯一的指南针是她内心深处的那个信念：技术应该服务于人类，而不是相反。
日内瓦在等待。沃恩在等待。真相也在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