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穹之上，那面泛着冷冽金属光泽的巨幕再度无声铺展，笼罩了万朝时空。耕战的、经商的、吟诗的、治学的，无论身处何地，做着何事，此刻都动作一滞，目光被这横亘天际的异象牢牢吸引。
【本期所示：荆楚雄声——一个“蛮夷”的崛起、对抗与文化独舞】
光影凝聚，先呈现出一幅古老的中原与南方地图。中原诸国林立，标有“齐”、“鲁”、“晋”、“宋”、“郑”、“卫”等，中心是“周王室”。南方，一片广袤而相对模糊的区域被着重勾勒，标注着巨大的“楚”字，其疆域不断向四周蔓延，吞并诸多小国。旁白文字点明：【楚，芈姓，立国于荆山丹阳，后不断扩张，雄踞江汉，席卷江淮，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幅员最辽阔、国力最雄厚的诸侯国之一。然其初封爵位仅为“子爵”，且因其地理、文化渊源，长期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
天幕画面随即聚焦于两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时刻。
时间：春秋初期。地点：汉水之畔。楚君（画面标注为楚武王或楚武王时期）率军兵临随国城下。随国使者战战兢兢出城质问：“我无罪。”意为随国没有过错，楚国为何征伐？
楚国的回应并非辩解，而是以一种近乎挑衅的桀骜姿态宣告：“我蛮夷也！”
字幕清晰解释此语背景与内涵：【楚国向周王室请求提升爵位（晋爵）未果，遂以武力逼迫随国代为请尊。随国以“无罪”推诿。楚人直言：我本就是你们眼中的蛮夷，不受你们那套“伐有罪”的周礼约束！况且你们中原诸侯彼此侵伐不休，有何资格指责我？】画面中，楚君昂首而立，身后楚军旗帜猎猎，充满野性的力量感。随国最终屈服，“请尊楚”。但周王室拒绝。画面一转，楚君在郢都自行僭越称“王”，祭祀天帝，使用天子礼仪，与周天子分庭抗礼。
时间：春秋中后期，楚庄王时期。地点：洛水之滨，周王室畿内。楚庄王陈兵耀武，声势煊赫。衰微的周王室派大夫王孙满劳军。
楚庄王漫不经心地问道：“鼎之大小轻重几何？”（那九鼎有多大，多重？）
九鼎特写出现，古朴厚重，象征天命与王权。王孙满闻言色变，强自镇定，义正辞严地回答：“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统治天下在于德行，不在于鼎。周室德行虽衰，但天命尚未更改。九鼎的轻重，不是您该问的。）
楚庄王听罢，轻蔑一笑，扬声道：“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您别拿九鼎当回事！我们楚国把战场上折断的戈矛尖头收集起来熔化，就足够铸造一套九鼎了！）
画面定格在楚庄王傲然的面容与王孙满又惊又怒的表情上。旁白总结：【“我蛮夷也”是政治身份的自外与挑战，“问鼎中原”是军事实力的炫耀与野心的直露。楚国以其强大的国力为底气，对中原尊奉的周礼体系与王室权威，发起持续而直接的冲击。】
万朝时空，看到这两段“直球对冲”的场景，反应各异。崇尚礼法正统者皱眉，务实强权者挑眉，身处边缘者或许心有戚戚。
残破的宫殿前，周天子与寥寥无几的卿士仰观天幕，面色惨白。“蛮夷…僭王…问鼎…”这些词像刀子一样戳在他们心上。楚国的强大与桀骜，通过天幕如此清晰地展示出来，让他们本就脆弱的自尊和权威感更是摇摇欲坠。一位老臣颤声道：“礼崩乐坏，至于此极！荆楚恃其蛮力，蔑弃王章，此真天下之巨患也！”然而，除了哀叹与愤怒，他们又能做什么呢？天幕仿佛在提前宣告他们不可逆转的衰颓。
嬴政目光炯炯，盯着天幕上楚国广袤的疆域和楚君称王、问鼎的画面。“蛮夷？”他嘴角扯出一丝冷硬的弧度，“成王败寇而已。周室无力，自取其辱。楚人能据南土，与中原争衡数百年，岂是区区‘蛮夷’二字可轻蔑？其力强，故其言悖；其势大，故其行狂。朕扫灭六国，其中便有楚。可见‘蛮夷’与否，最终凭的是铁与血，是疆土与律法，而非虚文缛节。”他对楚国那种基于实力的直接挑战方式，有种天然的认同感，虽然楚最终是秦的敌人。李斯等法家之臣亦暗暗点头，楚国的作为，某种程度上正是对旧有礼法秩序的强力解构，这与秦以法家理念打破世袭贵族传统、建立新秩序，虽有手段差异，但在挑战旧权威这一点上，似有精神暗合。
刘彻看得心潮起伏。他北击匈奴，开疆拓土，内心深处也有一种超越传统华夏边界、建立囊括四夷的大一统帝国的雄心。楚国以“蛮夷”自居却成就霸业的历史，在他眼中并非全然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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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个‘我蛮夷也’！好一个‘折钩之喙以为九鼎’！”刘彻击掌赞叹，“痛快！周室无能，抱残守缺，焉能约束英雄？楚庄王真豪杰也！不以蛮夷为耻，反以为突破礼法束缚之利器，凭实力说话，这才是大丈夫所为！”
卫青沉吟道：“陛下，楚国力强，固是根本。然其文化礼乐，似亦自成体系，并非真如北狄西戎未开化。其敢称王问鼎，除武力外，恐亦有其文化自信为支撑。”霍去病则更直接：“能打就行！管他蛮夷不蛮夷，最后还不是被我们（指秦、汉）所并？不过，这股不服就干的劲头，倒是对胃口。”
汲黯却大摇其头：“陛下！此乃悖逆乱常之言！楚国僭号称王，窥伺神器，乃是无君无父之逆行！纵使其一时强盛，终不免身死国灭之下场（指为秦所灭）。岂足为法？为政当以德服人，以礼化俗，岂能效此蛮横之举？”刘彻摆摆手，不以为意：“汲黯，你只知其一。楚国虽灭，然其地其人其俗，今已为朕之郡县，其悍勇之气，亦可为朕所用。至于文化且看天幕如何分解。”
天幕并未停留在政治军事的对抗上，光影流转，开始深入展示那令楚人敢于蔑视周礼的文化底气——独树一帜的楚文化。
画面首先呈现的是两部典籍的对比：《诗经》（古朴简册）与《楚辞》（绚烂帛书）。字幕点明：【《诗经》代表中原正统诗歌传统，由周王室采诗官收集、孔子编订，反映黄河流域诸国风貌。《楚辞》以楚国诗人屈原作品为核心，是南方长江流域文化的瑰丽结晶，与《诗经》并列为先秦文学双峰。
天幕并列展示诗句：
再对比：
天幕还快速闪现了《九歌》中其他篇章：《少司命》的人神悲欢，《山鬼》的山林精灵之诡媚，《天问》对宇宙洪荒的磅礴诘问光影交织，香草美人，神灵鬼魅，龙鸾云霓，构成一个光怪陆离、情感奔放、想象力无远弗届的瑰丽世界。
旁白总结：【《诗经》如厚土，质朴写实，含蓄节制，重群体伦理与日常情感。《楚辞》则如长天，瑰丽浪漫，激情澎湃，重个体抒发与超凡想象。二者共同构成华夏文明早期文学的壮阔图景。楚文化以其高度的主体性、独创性和艺术感染力，证明了其绝非“蛮夷”，而是与中原文化双峰并峙、各擅胜场的伟大文明形态。楚国在政治上的桀骜不驯，正源于此深厚而自信的文化根基。】
看到这里，万朝时空，尤其是那些文化昌明、注重文章辞采的时代，反应更为热烈和复杂。
刘彻眼中的兴趣更浓了。“《楚辞》…屈原…朕读其《离骚》，确感其文辞瑰丽，情感激荡，迥异于《诗三百》。‘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此等心胸气魄，非拘泥礼法之中原腐儒所能有。难怪楚人敢问鼎，其文心即具吞吐宇宙之志！”他本身爱好辞赋，身边聚集了司马相如等赋家，其赋作虽与楚辞风格不同，但那种铺张扬厉、想象宏富的特点，未尝没有受到楚文化余韵的影响。此刻天幕将楚文化提升到与中原正统并列的高度，让他对自己兼收并蓄的文化政策更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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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等文学侍从更是看得心驰神往。“《楚辞》之想象，真可谓‘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司马相如感慨，“其辞藻之富丽，意象之奇诡，为我等作赋开辟了无尽法门。原来这源头，在荆楚之间。”
汲黯等人虽仍对楚国的政治“悖逆”耿耿于怀，但面对天幕展示的如此灿烂的文化成就，一时也难以再用“蛮夷”二字简单贬斥，只能沉默。
这个文化极度自信开放的时代，对天幕展示的楚文化多样性抱以极大的欣赏和共鸣。
李白正在某处酒肆狂饮，抬头望天，看到“青云衣兮白霓裳”之句，拍案叫绝：“妙哉！此真吾之前辈也！楚人气象，果然非凡！某之‘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正是从此中化出！”他对楚文化中那种超越现实、遨游天地的自由精神深感契合。
杜甫则更关注其情感深度与社会关怀，捻须沉吟：“《楚辞》怨诽而不乱，盖因情真而词切。屈原忠而被谤，发而为《离骚》，其心可鉴，其文可传。楚虽被视为蛮，然能出此等忠臣文化，焉能轻之？‘国风’缺楚，实乃周采诗之憾。”
白居易与元稹等在中唐倡导新乐府运动的诗人，则从中看到了文学反映地域风情、表达个体情感的多样性可能。“《诗经》有十五国风而无楚风，然楚声自存于《楚辞》，别开生面。”白居易对友人说道，“可见文章之道，不在是否合乎‘正统’，而在是否发自真情，是否具有独特生命力。楚文化于此，足为后世师。”
普通文人百姓，则被《楚辞》中那些奇幻的画面和热烈的情感所吸引，觉得比起《诗经》的含蓄，别有一番动人的魅力。茶楼酒肆间，关于楚辞意象、楚地巫风的讨论一时成为热门。
文人士大夫阶层对天幕的反应更为理性与学理化。欧阳修、苏轼等人本身对《楚辞》有精深研究。
苏轼看到“射天狼”之句与自己词作的关联，不禁莞尔：“不错，不错，原来苏某之词，亦承楚人余烈。”他转而严肃对弟子们说：“观天幕可知，文化之盛，非必源于中原正统。楚地处南，兼收并蓄，巫风炽烈，山川奇秀，故能孕育出《楚辞》这般瑰丽深挚之文。其敢于标新立异，自成一家，此种文化自信与创造力，尤值得我辈思之。文章最忌雷同，当如楚人，各尽地域之胜，各抒性情之真。”
理学家如二程、朱熹的弟子们，则心情复杂。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承认《楚辞》的文学成就极高；另一方面，楚文化中浓郁的巫鬼气息、个人情感的极度张扬，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颇有抵牾。有弟子问：“先生，楚辞虽文采斐然，然其多言鬼神，情感激越，近乎‘淫哇’，是否不合诗教？”
朱熹（假设在场或其后听闻）可能会这样回答：“《楚辞》出于忠臣屈原，其情虽激，其志则洁，故圣人亦有所取。然其中巫觋之言、怨怼之语，学者当明辨之，取其忠贞之志，去其荒诞之情。至于楚人文化，自成体系，固有其长，然终究未若中原礼乐文明之纯正中和。天幕并称《诗》《骚》，乃就文学言，非谓其文化地位等同。”
朱元璋出身底层，对文化雅事不甚热衷，但他对“实力”和“正统”非常敏感。看完天幕，他对朱标说：“这楚国，地盘大，兵强，文化也自成一套，难怪不把周天子放眼里。什么‘我蛮夷也’，不过是找借口不守规矩。不过，最后不还是被灭了？可见光有文化、能打仗还不够，还得有天时、地利、人和，更要有正确的治国之道。咱大明，既要武功赫赫，也要文治昌明，但最重要的是规矩！不能学楚国那样没大没小，虽然…嗯，那份不服输的劲头，倒也不是全无用处。”
刘基、宋濂等文臣则从文化角度思考。宋濂道：“楚文化确为中华文明重要一脉，其辞赋之美，鬼神之奇，山川之丽，丰富了华夏文学宝库。然其政治上的僭越，不可效法。我朝当承中原正统礼乐文章，同时博采各地文化精华，譬如楚辞之瑰丽，亦可为诗赋创作之资。” 明朝官方推崇程朱理学，文化政策相对保守，但对前代文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并不排斥，《楚辞》始终是文人必读。
满洲贵族初看天幕，对“蛮夷”一词格外敏感。康熙皇帝玄烨（假设成年后观看）沉吟道：“‘我蛮夷也’…楚国以此自外于周礼，反成霸业。可见‘夷夏’之辨，有时不过是势强弱势的说辞。我朝起自满洲，入主中原，若论本源，亦非中原正统。然朕奉行中华道统，学习儒家经典，治理天下，四海宾服，谁又敢以‘蛮夷’视之？楚国旧事，足证文化可习，德政可服，实力可畏。三者兼备，则‘蛮夷’可进于‘华夏’。”
纪昀、戴震等汉臣学者，则更专注于楚文化的学术价值。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楚辞》类着作收录颇丰。天幕的展示，印证了他们整理研究楚文化典籍的重要性。“楚辞之学，关乎上古南方史地、民俗、神话、语言，其价值绝不亚于中原经史。” 有学者如是说。而清朝对多民族文化的实际统治经验，也让他们对楚文化这种“非正统”但强大的地方性文化，有着比前代更深入的理解和某种程度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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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幕最后，将楚国的政治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统合呈现：一边是楚军旌旗、问鼎场景，一边是《楚辞》文字流淌、巫舞祭祀画面、奇诡的自然风光。最终定格在“楚”字之上，这个字仿佛兼具青铜的冷硬与漆器的绚烂，篆文的古朴与鸟虫书的飞扬。
文字浮现：
【地僻称雄，非徒武力。】
【辞瑰耀宇，自铸精神。】
【蛮夷乎？华夏乎？江河所汇，皆我中华。】
天幕隐去。
万朝时空的议论却达到高潮。楚国，这个在正统史书中常常以“僭越”、“蛮荆”形象出现的诸侯国，通过天幕的立体展示，呈现出其复杂多元的面貌：它是军事上的巨人，政治上的挑战者，更是文化上的独创者。它迫使各个时代的人们重新思考“华夏”与“蛮夷”的边界、文化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实力与礼法的轻重。无论是欣赏其文化瑰丽，还是批判其政治悖逆，抑或是深思其存在背后的历史逻辑，楚国的故事，如同其流传下来的《楚辞》一样，在万朝的历史长河中，激荡起深远而复杂的回响。许多身处边地或文化上自觉“非正统”的族群政权，或许更能从中看到某种跨越时空的共鸣与激励。而中原核心区的统治者与文人，则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华文明的博大与灿烂，从来就包含了如同楚文化这样，源自“边缘”却光芒四射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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