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帝国的铁路延伸到西北，电报串联起雪域，铁甲舰巡航于南海，工厂的烟雾遮蔽了江南的天空，一个前所未有的、混合着古老传统与崭新力量的“启明”时代，已然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辉煌历程。
开国皇帝陈远年届耄耋，虽仍名义上在位，但已深居简出，皇太子陈弘绪 监国理政多年，帝国巨轮航向平稳。
然而，无论是为了总结这“亘古未有之盛世”，确立“大陈”王朝承天受命、革故鼎新的正统地位，还是为了系统记录数十年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边疆经营等各方面的丰功伟绩与经验教训，以“垂训后世，鉴往知来”，亦或是为了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对前明、残清乃至更早的历史进行符合“大陈”立场的重新诠释，一项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国家级文化工程，其筹备已臻成熟。
启明五十二年，在陈弘绪的主持下，朝廷正式下诏，设立“大陈全史馆”，启动《大陈全史》的编纂工作。
诏书宣称：“朕 绍 承 大 统，继 往 开 来，赖 天 地 祖 宗 之 灵，文 武 百 官 之 力，扫 清 六 合，混 一 寰 宇，创 制 立 法，中 兴 文 教，边 疆 绥 靖，海 内 乂 安。非 有 信 史，无 以 昭 示 来 兹。兹 特 开 史 馆，纂 修 《 大 陈 全 史》， 上 自 开 国，下 迄 今 日，务 求 信 而 有 征，详 而 不 芜，以 成 一 代 之 典，永 为 龟 鉴。”
史馆设于紫禁城 文渊阁 旁，由文渊阁大学士 领衔，翰林院全体翰林、国史馆 旧员为骨干，并特简六部、理藩院、格致院 中精通典章、地理、外交、科技的官员学者参与，总纂修官多达数百人。
皇帝拨内帑白银百万两 作为经费，并特许史馆调阅一切宫中所藏档案、前朝实录、地方志书、官员奏疏、军机处档册，乃至格致院 的考察报告、海关 的贸易统计、驻外使节 的日记书信。其规模与开放度，远超历代修史。
《大陈全史》的编纂，贯穿了明确的政治与史学指导思想：
1 确立“大陈”正统：开篇《太祖本纪》（陈远）及《太祖实录》，详尽记述陈远自淮右布衣起兵，提三尺剑驱逐“鞑虏”、平定群雄、定鼎天下的全过程，突出其“顺天应人，解民倒悬”的正义性与必然性。
对前明，肯定其驱逐蒙元、恢复中华之功，但着重批判其后期政治腐败、宦官专权、民不聊生，以致“天命改易”。
对残清，则定性为“窃据华夏，剃发易服，暴虐无道”的“夷狄之君”，其覆亡乃“天道好还”。
由此确立“大陈”直接承继华夏道统，而非清统。
2 构建“启明盛世”叙事：全书核心部分，以大量篇幅、分门别类地记载“启明”数十年的文治武功。
设《食货志》详录“摊丁入亩”、“废籍为民”、“海关税制”、“工商新政”、“铁路电报”等经济改革；《兵志》详述新军编练、火器革新、平定准噶尔、西南、东北诸役 及海军建设；《地理志》、《藩部志》记载新疆建省、西藏改制、蒙古盟旗 及移民实边；《河渠志》记录黄河治理、水利兴修；《艺文志》、《格致志》收录新学着作、科技发明、海外见闻。
旨在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现一个生机勃勃、不断进取的“盛世”图景。
3 重新诠释“华夷”与“中外”：在处理边疆民族和对外关系史上，摒弃简单的“华夷之辨”，而采用“天下一家，教化有渐”的叙事。
强调朝廷对蒙古、西藏、回部等地的治理是“怀柔远人，因俗而治”，最终导向“车书混一”。
对于西洋诸国，既记载其“船坚炮利”，亦肯定其“格致之学”，并详细记录中西交流、使节往来、条约签订，将其置于“万国并列，互通有无”的框架下，体现了更开放、务实的世界观。
4 纳入科技与“新学”：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特设《格致志》（或散见于各志），系统记载“启明”朝在天文、历法、数学、地理测量、农学、医学、机械（蒸汽机、铁路、电报）、造船 等方面的成就与引进，将科学技术提升到与经史子集并列的“实学”地位加以记载，反映了时代变迁。
5 “直笔”与“曲笔”的平衡：在总体颂扬的基调下，编纂者也被要求在一定程度上“直书其事”。
对于新政推行中的阻力与失误（如某些政策在地方的扭曲、劳资矛盾的初期爆发）、边疆用兵的艰苦与代价、官场存在的贪腐弊端等，并不完全讳言，但多以“当时事势所迫”、“虽有微瑕，不掩大瑜”或“后人当引以为戒”的笔法带过，既维持了“盛世”形象，也保留了部分历史复杂性。
编纂工作历时近十年，至启明六十一年方告初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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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规模浩大，分纪、志、表、传 诸体，预计达千余卷，数千万字。
完成后，先以抄本 形式进呈御览，并经史馆反复校订。
最终，在皇帝（此时陈远已驾崩，陈弘绪继位，是为仁宗）主持下，于仁宗元年（即启明六十三年），举行盛大典礼，将《大陈全史》定稿，并下令武英殿 以铜活字精印，颁发全国各省府州县学宫、重要书院、官员衙署，并赏赐有功大臣、藩属王公，以“昭示同文之治，永固不朽之基”。
修史正名分，大陈全史成。
《大陈全史》的编纂与刊行，是“启明”盛世在文化领域的巅峰总结与自我确认。
它不仅是一部史书，更是一份政治宣言、一部治国百科全书、一座意识形态丰碑。
它成功地将陈远父子两代的功业嵌入华夏正统叙事，为“大陈”王朝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合法性；它系统保存了“启明”时代社会变革的宝贵记录；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精英阶层对世界、对历史、对文明的新认识。
尽管其观点不可避免带有官方色彩和时代局限，但它无疑成为后世研究“启明”历史的最重要、最权威的文献依据。
随着《全史》的颁行，“启明”时代的历史评价与形象塑造，在官方层面基本定型。
一个时代的帷幕，似乎正在缓缓落下。
然而，历史的长河永不停歇，盛世的光环之下，新的矛盾、挑战与机遇，早已在孕育之中，等待着下一个时代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