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文华殿。
晨曦透过高窗，在光洁的金砖地上投下道道光柱。
殿内，气氛庄严肃穆，又暗流涌动。
按照品级，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翰林院掌院、科道言官等朝廷重臣依序肃立。
殿内一隅，设了屏风，葡萄牙的索萨、荷兰的范·德·卡佩勒、耶稣会的南怀仁，在通译陪同下，被允许在此旁听，虽隔着屏风，但殿内声音清晰可闻。
这是前所未有的安排，体现了陈远有意让西洋人亲眼看看天朝如何议事，也是一种无形的威慑。
陈远端坐御座，衮服肃然，目光平静地扫过殿下众臣，又若有似无地瞥了一眼屏风方向。
今日廷议，所为何事，诸卿皆知。
陈远开门见山，声音在空旷的大殿内回荡，西洋三国，泛海远来，其国书礼物，已达阙下。
然于朝觐礼仪、国书体制，颇有异议。
朝野之间，亦议论纷纷。
有言当严守祖制，不可假借；有言可通权达变，以求实利。
朕不欲偏听，故集诸卿于此，各抒己见，朕将择善而从。
皇帝定下调子，允许畅所欲言。
早已按捺不住的朝臣们立刻开始了激烈的交锋。
礼部尚书李邦华率先出列，引经据典，慷慨陈词：
陛下！臣闻《春秋》之大义，在于尊王攘夷；祖宗之成宪，在于明辨华夷。
今葡萄牙、荷兰等西洋诸国，僻处西海，衣冠异制，言语不通，不知礼义为何物。
其所以泛海远来，或是慕我天朝文物之盛，或是贪我中土财货之利。
然既来，则当遵我礼仪，守我法度。
三跪九叩，乃臣子见君父之礼，藩国朝天子之仪，天经地义，不可移易！
若因其不从，便降格以求，则国体何存？纲纪何立？
琉球、安南、朝鲜等素称恭顺之藩属，将何以自处？
后世史笔如铁，必讥我朝为以夏变夷之始！
臣愚以为，当严旨申饬，令其遵礼。
不从，则绝其贡赐，驱之出境，以彰天朝之威！
李邦华所言，代表了绝大多数传统士大夫的心声，引得一众科道言官、翰林清流纷纷附议，殿内响起一片李公所言极是正理煌煌的赞同之声。
工部尚书出列反驳，语气较为和缓但立场坚定：
李尚书所言，自是正理。然臣等办事之人，所虑者实。
西洋人火器之精，陛下曾亲见；其海船之巨，能越万里波涛；其历算之学，可正我《大统历》之失。
格致院译西书，制新器，多赖彼邦学识。
今若因跪拜之虚礼，而绝技艺交流、断贸易之利，是否因小失大？
且彼船炮在海，若生怨望，侵扰我东南海疆，如吕宋故事重演，又当如何？
臣以为，礼不妨稍作变通，如允其行西礼或折中之礼，重在其心诚与否，而非形式。
国书体制，亦可要求其用词恭敬，不必拘泥于之名。
如此，既不失国体，又可得实利，岂不两全？
支持此论的官员多为与实务、边贸相关的部院官员，人数虽不及保守派，但理由颇为实际。
都察院左都御史则厉声道：
荒谬！李时勉之言，是饮鸩止渴！
夷狄之技，纵有可取，亦是以术乱道！
其教更是蛊惑人心，毁我伦常！
澳门葡夷，盘踞已久，今又有荷兰、耶稣会纷至沓来，分明是窥我虚实，图我中华！
当趁此机，不仅要其行跪拜礼，更应下旨尽逐国内一切西洋人，封闭澳门，禁绝其书籍物品，方是杜绝后患之道！
否则，异日必有肘腋之变！
此言更激起一阵骚动，支持者有之，反对者认为其过于偏激。
屏风后，三位西洋使臣通过通译，紧张地聆听着这场决定他们命运的辩论。
争论持续了近一个时辰，双方引经据典，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殿内气氛越来越激烈。
终于，陈远抬了抬手，殿内瞬间安静下来。
诸卿所言，朕已尽知。
陈远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李邦华所言，乃守国之本；工部之议，乃经世之用；都察院之虑，乃防患之心。皆有所见，亦皆有所偏。
他站起身，走到御阶边缘，目光缓缓扫过众臣，也仿佛穿透屏风，落在西洋使臣身上。
朕之意，不在于一味守旧，亦不在于全盘效夷。
我大陈，乃天朝上国，自有其不可动摇之尊严与法度。
然今日之世，已非汉唐闭关自守之时。
西人东来，其势不可逆，其利不可弃，其患亦不可不防。
故朕定三条基调，以为日后对待西洋诸国之准绳：
第一，国体尊严，不可失。
凡来华之西洋使臣、商人、教士，必须明确承认我大陈皇帝为天子，中国为天朝。
其在我疆土之内，必须遵守我《大陈律》及一切法度。
此为不可动摇之前提。
第二，礼仪可变，原则不让。
朕体恤其国俗有异，不强求其行三跪九叩之全礼。
然觐见之时，必须行最恭敬之礼，以示对朕及天朝之尊敬。
国书可用其本国文字，但必须附有准确、恭敬的汉文译本，行文需用敬语，不得有丝毫不逊之词。
此为底线，无可商量。
第三，交往之道，在于互利与制衡。
朕准其在指定口岸通商，但须在我官府严格管理之下，缴纳税饷，不得走私，不得滋事。
对于有真才实学、愿为我朝效力之西士，朕可量才录用，厚给俸禄，但其必须宣誓效忠，不得从事与其职责无关之传教或刺探活动。
对于在华传教，朕的态度是：不禁止，但严格限制。
只允许在指定的外国人居住区内进行，不得向中国人传教，不得诋毁儒释道等中国固有信仰，违者严惩不贷。
总而言之，便是八个字：
陈远一字一顿，声震殿宇，技术可交流，主权不能失
此言一出，满殿皆静。
保守派虽然对不行全礼有所不满，但皇帝明确了国体尊严不可失必须行最恭敬之礼的原则，且限制了传教，勉强可以接受。
务实派则对技术可交流准许通商、录用西士感到鼓舞。
排外派虽觉不够彻底，但皇帝明确了限制传教、严管贸易的态度，也算部分达到了目的。
屏风后的三位使臣，心情更是复杂。
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对于必须行最恭敬之礼和使用恭敬汉译本虽有微词，但毕竟避免了屈辱性的三跪九叩，且获得了通商和有限的技术人员交流许可，算是重大外交成果。耶稣会士南怀仁则对严禁向中国人传教深感失望，但不禁止、严格限制总算保住了在澳门等地的传教点，且录用西士为耶稣会士继续服务宫廷、施加影响留下了空间。
诸卿，西洋使臣，陈远最后道，朕之意已决，即为定制。
礼部、理藩院，依此拟定细则，与使臣妥议。
三日后，朕于皇极殿，接受其朝见。
届时，依新定仪注行礼。
退朝。
陈远定基调，中外交往新章启。
这场文华殿廷议，以其务实、灵活而又坚守底线的裁决，为大陈与西方世界的交往，确立了一个全新的、影响深远的基本框架。
它既没有完全屈从于传统的华夷观念，也没有盲目迎合西方的要求，而是在维护帝国核心利益与尊严的前提下，试图以我为主，有限开放，互利制衡。
这技术可交流，主权不能失的八字方针，将成为未来数十年乃至上百年间，帝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指导思想。
而翌日皇极殿上的朝见，将是这一新政策首次接受实践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