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明八年，深秋。
当吕宋的香料与白银如潮水般涌入广州、月港，当南洋舰队的捷报与殖民地的图册不断呈送御前，北京城迎来了一批特殊而引人注目的客人。
这并非寻常的藩属贡使，而是来自万里重洋之外、红发碧眼、高鼻深目的西洋使团。
他们的到来，如同一颗投入帝国中心湖面的异石，激起了远比南洋战报更为复杂、微妙且影响深远的涟漪。
使团主要分为三支，几乎前后脚抵达，各自心怀鬼胎，却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个“东方新帝国”似乎国势日隆、且对海洋表现出前所未有兴趣的时机。
第一支，也是最早抵达、最受瞩目的，是葡萄牙国王若昂四世派出的正式使团。
自十六世纪中叶占据澳门以来，葡萄牙人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与明廷的贸易关系，虽偶有摩擦，但总体得以“租居”澳门，垄断对中国贸易的欧洲一端。
明清鼎革，他们一度观望，后迅速转向承认大陈，并试图巩固在澳门的特权。
其核心诉求明确：确认并扩大葡萄牙在澳门的居留与贸易特权，寻求与大陈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联合对抗在东亚日益咄咄逼人的荷兰人。
第二支，是荷兰东印度公司（voc）派出的商务使团。
尽管在巴达维亚（雅加达）的荷兰总督对吕宋的“大陈插足”和香料贸易竞争深为不满，但精明的商人们更看重现实利益。
他们看到大陈在击退西班牙、开拓吕宋中展现的海军实力，以及中国市场的巨大诱惑。
第三支，则有些特殊，是罗马教廷（天主教）与耶稣会联合派出的宗教-学术使团。
自利玛窦、汤若望等先辈以来，耶稣会士一直试图通过传播科学知识、结交士大夫、服务宫廷的方式在华传教，在明清交替中亦努力周旋。
大陈立国后，陈远对“格致院”和实用技术的重视，让耶稣会看到了新的机遇。此次使团以德高望重的南怀仁（ferdand verbiest，历史上稍晚，此处提前）神父为首，成员多为精通数学、天文、地理、火器、医学的学者型传教士。
他们的公开目的是“增进东西方学术交流，为皇帝陛下服务”，暗中则希望争取朝廷对天主教传教的宽容甚至支持，巩固耶稣会在宫廷中的地位，并影响这个新兴帝国的对外政策，使其倾向于天主教国家（葡、西等）。
三支使团乘坐着各自国家最先进的帆船，历经数月风浪，先后抵达广州。
早已接到朝廷谕令的广东巡抚不敢怠慢，一面妥善安置，验看来使文书、礼物，一面以六百里加急飞报北京。
陈远对此事极为重视，下旨：以礼部尚书李邦华总负责接待事宜，鸿胪寺、理藩院协同。
使团由广东水师护送，沿大运河北上进京。
沿途，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洋鬼子”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运河两岸，百姓扶老携幼，争相围观，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有好奇，有惊惧，有鄙夷，更有少数见过世面的商人试图上前交易。
使团成员也得以亲眼目睹这个庞大帝国的内河航运、城镇风貌、军备守卫，无不为其幅员之辽阔、人口之众多、物产之丰饶、秩序之井然而深感震撼。
十一月初，三支使团相继抵达北京。朝廷将他们安置在会同馆内专门的“西洋馆”，待遇优渥，但限制其随意出入，并派有通译陪同。
按照礼制，外藩朝贡需先学习礼仪，等候皇帝召见。
然而，朝堂之上，对于如何接待这些“不速之客”，早已暗流涌动，分歧巨大。
以李邦华等传统礼部官员、及部分保守派理学名臣为首的一派，坚持“华夷之辨”，认为西洋诸国“僻处海隅，不知礼义”，其来朝不过是“慕化来王”，理应按照藩属国的礼节对待。
要求使臣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呈递的国书必须用汉文，且文中不得有与中国皇帝“并列”或“平等”的措辞。
他们强烈反对给予西洋人任何超出于琉球、朝鲜等藩属的特殊待遇，尤其警惕其“奇技淫巧”和“夷教”蛊惑人心。
另一派，则以陈远本人、柳如是、徐光启、以及部分务实派官员为代表。
他们认为，西洋诸国“船坚炮利，不可小觑”，其“天文历算、机械火器，亦有可采”。
若一味以“天朝上国”自居，强令其行藩属礼，很可能激化矛盾，断绝贸易，甚至引发边衅。
他们主张在维护帝国尊严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务实的态度，可以参照与北方蒙古、西域诸部“敌国”相交的礼节，进行对等外交，重点在于获取实利，同时防范其宗教与文化渗透。
还有一派，是以都察院某些御史、及部分地方士绅为代表的极端排外派。
他们视一切西洋事物为“妖术”、“祸水”，痛斥与西人交往是“以夷变夏”，要求朝廷严厉驱逐所有西洋人，禁绝其贸易、书籍、宗教，甚至有人上疏要求“尽逐澳门葡夷，毁其教堂，焚其异物”。
三支西洋使团也在暗中观察、打听、并相互提防。葡萄牙人想凭借“最早来华”和澳门的既成事实，争取最优惠条件，并离间大陈与荷兰的关系。
荷兰人则想打破葡萄牙的垄断，获取平等贸易权，并试探大陈对南洋的底线。
耶稣会士们则周旋于各方，试图充当调解人，并推销其“学术传教”路线。
一时间，北京城内暗流汹涌。会同馆西洋馆内，各国语言低声交谈；礼部衙门，关于礼仪程式的争论彻夜不休；乾清宫暖阁，陈远与心腹重臣的密议也频频进行。
如何对待这些跨海而来的“西洋夷狄”，不仅关乎“天朝体面”，更关乎帝国的长远战略、经济利益、文化安全与技术发展。
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外交与思想较量，在紫禁城的红墙内外，悄然拉开了序幕。
而这场较量的核心，很快便聚焦于一个看似形式、实则至关重要的问题——朝觐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