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武帝的“病逝”与厚葬，如同一块试金石，检验着天下人心。
公告颁布后的一个月内，从全国各地涌向北京的奏章、表文如雪片般飞来。
如何处理这些前明遗民——特别是庞大的宗室群体、遍布朝野的旧官僚、以及散落民间的士人——成为摆在陈远面前最棘手的问题。
这一日，武英殿东暖阁。
陈远、柳如是、苏婉清、新任吏部尚书李邦华（原明朝兵部尚书，归顺后受重用）正在审阅一份特殊的名单。
“殿下，这是初步统计，”
李邦华须发皆白，但精神矍铄，“前明宗室在册者，计有亲王十七位，郡王二百四十三位，镇国将军以下逾万人。
若算上旁系、已革爵者，恐不下十万之众。”
苏婉清倒吸一口凉气：“十万宗室！按旧制，亲王岁禄万石，郡王两千石便是将天下田赋全给他们也不够！”
“这正是前明沉疴之一，”柳如是轻叹，“宗室不农不工，坐食俸禄。
明初洪武年间，宗室仅五十八人，至万历朝已逾十五万。
国家财政，泰半耗于此。”
陈远沉思片刻：“这些人中，可有贤能者？”
李邦华翻动名册：“有。
如朱谋玮，精通天文历法；朱载堉后人朱常淓，善制琴；朱聿键之弟朱聿鐭，书画双绝然多数宗室，养尊处优，除吃喝玩乐，一无所长。”
“殿下，”苏婉清建议，“可否效仿推恩令？令各宗室子弟分户析产，自谋生路。愿务农者给田，愿经商者免税，愿科举者与庶民同考。”
柳如是补充：“还需给予出路。可设宗学，教其技艺。善文者入翰林院修书，善武者入讲武堂任教，善工者入将作监总要让他们有事可做，不致成为废人。”
陈远点头，却又摇头：“此是常法。然非常之时，需用非常之策。”他眼中闪过一丝锐光，“传令：”
“第一，废除宗室特权。
自即日起，所有前明宗室，削去爵位，一体编入民籍。
愿改姓者，赐姓‘明’（取不忘本源之意）；愿保留朱姓者，需登记备案。”
“第二，分田授业。
按丁口，每人授田三十亩。
愿务农者，三年不征赋；愿经商者，免三年市税；愿入工坊者，由官府安排。”
“第三，开特科取士。
设‘博学鸿词科’，宗室、遗民中有才学者，不拘出身，均可应试。
择优录用，入翰林院、国子监等处。”
“第四，修《明史》。
成立明史馆，聘前明旧臣、宗室中学问优长者参与。
让他们自己写自己的历史。”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
陈远加重语气，“既往不咎，唯才是举。
传谕天下：凡前明官员，无论曾任何职，只要无贪赃枉法、残害百姓之罪，皆可赴吏部报到，量才录用。
有真才实学者，孤必重用！”
诏令一出，天下哗然。
有宗室痛哭“断了龙脉”，也有寒门士子欢呼“天下为公”。
执行过程中，波折不断：
在西安，秦王朱存枢聚集宗室千人，欲“哭庙”抗争。
当地知府按陈远密令，不强行镇压，而是将秦王请入府衙，展示三样东西：
1 陕西旱灾的灾情报告（宗室仍日食千金）；
2 大陈新颁布的《均田令》细则；
3 陈远亲笔信：“若为百姓计，请分田；若为私利计，请自便。”
秦王阅后，沉默三日，最终主动要求“第一个分田”，并捐出王府积蓄三万两赈灾。其他宗室见状，纷纷效仿。
在南京，钱谦益牵头组建“明史馆”，原东林党、复社名流纷纷加入。
修史过程中，这些遗老遗少为“万历罢相”“阉党乱政”等事争论不休，甚至大打出手。
陈远闻报，只批复八字：“秉笔直书，是非后人评。”
并拨专款改善修史条件。
渐渐地，争吵变成学术讨论，不少人沉溺故纸堆，不再过问政事。
最棘手的是处理前明武将。
广西的陈邦傅、福建的郑芝龙虽已归顺，但拥兵自重。
陈远采取分化策略：
对陈邦傅，明升暗降，调其入京任“后军都督府佥事”，夺其兵权；
对郑芝龙，封“靖海侯”，许其子郑成功继统水师，但要求“舰船登记，粮饷由朝廷发放”；
对散处各地的总兵、副将，或调任，或厚赏致仕，将其部曲打散整编。
至次年开春，前明宗室十之七八已接受安置，旧官员六成以上重新出仕。
一日，陈远微服私访，至北京西城一处新辟的“宗室作坊”。
只见数十名原郡王、镇国将军，正跟着工匠学习木工、纺织。
一个年轻人刨木花时划破手，同伴笑他：“昔日锦衣玉食，今朝自食其力，可还习惯？”
那青年包扎伤口，笑道：“虽苦，心里踏实。总好过当个废人。”
陈远在门外伫立良久，对随行的柳如是道：“这些人，本可是国家栋梁，却被制度养成了废物。前明之亡，此亦一因。”
“殿下仁政，给他们重生的机会。”柳如是道。
“非也，”陈远摇头，“是他们自己，抓住了这个机会。人，总要靠自己站起来。”
陈远抚遗民，仁政得人心。
通过一系列刚柔并济、疏堵结合的政策，陈远成功地将前明庞大的遗民群体，从“不稳定因素”转化为“建设力量”。
这不仅消弭了潜在的反抗，更赢得了士林民心。
当最后一个前明亲王在分田文书上按下手印时，一个旧时代彻底终结，而新时代的基石，正在这些曾经的“遗民”手中，一砖一瓦地垒起。
接下来，陈远要为新王朝选择一颗最合适的心脏——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