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缓攻北京，先固根本”的战略决策，如同给狂热推进的战车换上了更稳健、更持久的车轮。
大陈这台庞大的战争机器，在取得永定河决定性胜利后，并没有因惯性而盲目冲向最后的终点，而是以一种沉稳而高效的节奏，开始了战略消化与政治整合。
其重心，从单纯的军事征服，迅速转向对新占领的、广袤的北直隶、山西东北部、乃至河南北部等地区的全面接管、治理与巩固。
这是一场无声的、却同样至关重要的战役，关乎新政权的根基是否牢固。
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另一支“大军”便紧随野战兵团的脚步，开进了百废待兴的城镇乡村。
这支“大军”由文官、税吏、宣教官、工匠、医官组成，他们的武器不是刀枪，而是印信、账册、告示、良种和药箱。
在军队的护卫下，大陈的文治力量，开始全面渗透和接管。
首要急务，是恢复秩序，安抚民心。
各州县府衙前，很快贴上了盖有大陈王玺的《安民告示》 和《均田免赋令》。
告示以浅显直白的语言，宣布“王师吊民伐罪，只诛首恶，胁从不问”，命令原清廷官吏“留任视事，戴罪立功”（经审查后），士农工商“各安其业”。
“三年不征赋” 的承诺，如同久旱甘霖，让在清廷苛政下挣扎求生的百姓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希望。
逃难的百姓开始陆续返乡，关闭的店铺重新开张，荒芜的田地里出现了劳作的身影。
紧接着，是建立政权，清查户口。
由苏婉清从太原带来的、经过初步培训的基层官吏和军中识文断字的军官，组成了“接收安抚使团”，分赴各地。
他们拿着户部制定的新式黄册，在士兵的陪同下，深入乡里，重新登记户口，厘清田亩。
对于无主荒地（多是清军圈占或逃亡旗人产业），收归官有，分给无地少地农民耕种，第一年免租，三年内赋税减半。
此举瞬间赢得了广大贫苦农民的衷心拥戴，“陈王是咱穷苦人的大救星”的说法不胫而走。
对于前明宗室、勋贵庄园和民愤极大的汉奸、恶霸土地，则予以没收，部分充作军田，部分分给有功将士家属，部分作为“学田”、“义田”，收益用于兴办教育、赡养孤寡。
此举既打击了旧势力，又赢得了军心和新兴庶族地主的支持。
经济民生，迅速恢复。
户部从山西、河南调拨大量粮种、耕牛、农具，以极低利息贷给或直接分发给农民，不误农时。
工部组织的工匠队伍，开始抢修在战乱中损毁的道路、桥梁、驿站，恢复交通。
官营的“常平仓” 在主要城镇设立，平价售粮，平抑物价，打击奸商。太医署派出医官，免费为百姓治疗战乱引发的疫病，施药防疫。
这些举措，让新占区百姓迅速感受到了“新朝新气象”，与清廷的横征暴敛、视民如草芥形成了鲜明对比。
军事上，肃清残敌，巩固防线。
秦玉凤率领的偏师，如同梳子一般，扫荡北京外围的昌平、密云、顺义、通州等地，剿灭小股溃兵和土匪，接收城池，任命官员。
赵胜的主力则牢牢扼守卢沟桥-良乡一线，如同悬在北京城头的一柄利剑，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同时派出大量骑兵游弋，彻底切断北京与外界的陆路联系。
对宣府、大同等长城沿线重镇，则派使者招抚，原明军降将和当地守将在看清形势后，大多选择归顺。
大陈的北疆防线，迅速向北推进至长城一线。
文化宣传，争取士心。
柳如是主持的宣教司发挥了巨大作用。
大量印制精美的《朔方新报》 特刊、《大陈新政纲要》、《讨清虏檄》 等宣传品，被分发到新占区的城镇乡村，由识字的宣教官公开宣读讲解。
内容着重宣扬大陈“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的正统性，揭露清廷暴政，详解“均田免赋”、“兴学劝农”等仁政，描绘“天下大定，共享太平”的蓝图。
同时，开科取士的预告也开始发布，不问出身，唯才是举，为读书人打开了晋身之门。
许多原本对清廷不满、或持观望态度的前明士子、地方乡绅，开始转变态度，或出山相助，或至少保持中立。
外交手腕，孤立残敌。
对漠南蒙古诸部，柳如是派出的使者携带重礼和陈远的亲笔信，分头行动。
信中既重申“华夷之辨”，指出清廷乃窃据华夏的“虏酋”，又承诺“通商互市，各安疆界”，对帮助清廷者威胁打击，对保持中立或归顺者许以厚赏。
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诱因下，科尔沁、察哈尔等大部开始动摇，至少不再敢明目张胆支持清廷。
消化新占区，根基日渐深。
陈远这套“军事威慑为后盾，政治攻心为主轴，经济惠民为基础，文化认同为纽带”的组合拳，打得扎实而有效。
新占领的广大区域，并没有出现常见的战后混乱和反复，而是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恢复秩序、发展生产、归附人心。
大陈的统治，像春雨润物般，悄然渗透到北中国的肌体之中。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城内日益加剧的混乱、绝望和内部倾轧。此消彼长之下，胜负的天平，早已无可逆转地倾斜。
当大陈的根基在北中国牢牢扎下，枝繁叶茂之时，北京那座孤城，除了投降或毁灭，已别无他途。
统一的步伐，在稳扎稳打中，不可阻挡地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