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深冬，第一批德国建设兵团的技术专家和先遣队抵达巴黎。
他们穿着统一的深蓝色工装，纪律严明，携带大量图纸、测量仪器和法国同行未见过的施工设备。
法国方面派出的对接人员起初带着警惕和些许优越感，但很快被德国人的专业、高效和专注所震撼。
德国工程师迅速勘测现场，修改并优化了原有设计，提出了模块化、预制件化的快速建造方案。
他们的施工计划精确到小时，现场管理井然有序，德国工人技术熟练，工作节奏紧凑但安全措施到位。
更让巴黎市民和法国工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德国建设者的风貌。
他们住在整洁的临时营地，饮食营养有保障，业余时间组织政治学习、技术讨论和文体活动，精神面貌昂扬。
与当时许多法国工地常见的散漫、官僚主义和待遇纠纷形成鲜明对比。
许多被雇佣的法国工人最初不适应这种强度和管理，但在较高的工资、良好的劳动保障（德国管理方严格执行合同中的相关条款）和亲眼所见的高效率下，逐渐融入，甚至开始私下比较两种工作模式的优劣。
建筑工地上，德国的塔吊与法国的蓝天构成新的天际线；德语的技术指令与法语的交谈声交织在一起；社会主义德国的组织纪律性与法兰西的工匠传统在碰撞中寻找着磨合点。
主体体育场的轮廓以惊人的速度拔地而起，混凝土浇筑、钢结构安装环环相扣，进度远远超过法国本土承包商的同类项目。塞纳河畔，仿佛奏响了一曲以钢铁、混凝土和汗水谱写的奇特协奏曲，其核心旋律是前所未有的建设速度与跨越历史隔阂的务实合作。
奥运会的筹备，因德国建设兵团的加入而骤然加速。
这一合作，不仅关乎几座体育场馆，更成为观察后革命时代法国社会变革、德法关系演进以及两种制度竞争与合作的微妙窗口。
巴黎，这座革命与浪漫之城，正在以一种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方式，准备着迎接全世界的目光。
而建设工地上的每一块砖、每一根钢梁，都承载着超越体育的复杂政治寓意和人们对一个不确定未来的深切期待。
皮埃尔迅速拧紧了连接螺栓，动作比起几个月前已经熟练了许多。
午休的哨音适时响起，工地上喧嚣的机械声渐次平息。
贝克摘下沾满水泥灰的安全帽，露出一头剪得短短的花白头发和一张被岁月与阳光刻出深纹、却眼神清亮的面孔。
贝克来自鲁尔区，战前在钢铁厂干活，革命后进了技术学校，现在是德国国家建设兵团的一名六级装配工，也是这个工段党小组的成员。
“走吧，皮埃尔，我们去吃饭。”
汉斯用带着浓重鲁尔口音刻意放慢的法语说道，拍了拍身旁年轻人的肩膀。
一旁的皮埃尔点点头，眼神里带着对这个德国来的老工人的尊敬。
几个月前，他还是巴黎郊区一个家具作坊的学徒，工时漫长，工资微薄，老板动不动就克扣。
德国人来了以后，他通过法共控制的工会介绍，成了这座奥运主体育场工地上的一名辅助工。
两人走向整洁的临时生活区。
德国工人们的营地规划得如同一个小型社区：
整齐的板房宿舍，分类清晰的垃圾回收点，飘着饭菜香气的食堂，还有一个小图书室和挂着黑板报的宣传栏。
黑板上用德法双语写着本周生产进度、安全提醒，以及一段摘自韦格纳某次讲话的句子：
“工人阶级建设的不仅是工程，更是无产阶级政权下新生活的基石。”
旁边贴着几张工地劳动竞赛中先进小组的合影，照片里的人们笑容灿烂，背景是日渐成型的宏伟体育场骨架。
这与皮埃尔过去见过的任何法国工地都不同。
皮埃尔记得父亲以前工作的那个建筑工地，工棚肮脏拥挤，工头随意辱骂，饭菜差劲，下了工工人们大多只能去廉价的酒馆喝劣质酒打发时间，或者为了一点微薄计件工资拼命加班。
食堂里，德国工人们有序排队，低声交谈。
今天的午餐是土豆炖牛肉、黑面包、蔬菜汤和苹果，分量十足。
汉斯和皮埃尔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汉斯大叔，”
皮埃尔舀起一勺炖菜，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开口，
“你们一直都这样吗？我是说，休息的时候也这么有规矩？
还有这饭菜，比我在家吃得还好。”
贝克咬了口面包，慢慢咀嚼咽下，看着皮埃尔年轻而充满困惑的眼睛，笑了笑：
“不是一直。皮埃尔，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克虏伯的工厂里，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呼吸着铁粉和煤灰，拿到的工钱勉强够一家人不饿死，还随时可能被开除。
生了病？自己忍着。老了干不动了？自生自灭。”
贝克的眼神变得深远，仿佛又看到了当初资本掌权的德国社会。
“韦格纳主席来了之后，我们的生活就变了。”
贝克的语气坚定起来，
“革命后，一切都变了。
工厂归了工人委员会管理，八小时工作制写进了法律。
工会有了实权，像我这把年纪，还能进学校学新技术，成了‘六级工’，工资和待遇不比工程师差多少。你看这营地，”
贝克指了指周围，
“我们有医生定期检查，有学习小组提高文化，下了工可以看书、打球、听广播。
因为我们不是替哪个资本家老爷干活，我们是在为我们自己的共和国，为世界上所有的劳动者建设未来。
干活当然要卖力，因为建得好，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都能用上，国家也就更加强大了。”
皮埃尔听得入神，手里的勺子都忘了动。
贝克描述的，像是另一个世界，一个他只从法共散发的、经常被警察没收的传单上模糊读到的世界。
“可是我们这里的老板和工头都说，德国那样是剥夺了个人自由，是强迫劳动。”
他小声嘟囔着，复述着从资产阶级掌控的报纸上看到的话。
贝克笑了，他的笑声坦荡：
“自由？皮埃尔，你觉得每天为了一块面包不得不干十四小时，随时担心被解雇，看着自己的孩子因为没钱上不了学，这叫自由吗？
我们的自由，是免于饥饿和恐惧的自由，是参与决定自己工作条件的自由，是学习和发展自己能力的自由。
是的，我们有纪律，就像这支建设兵团，但纪律是为了更高效、更安全地完成共同的目标，不是为了压迫谁、奴役谁。
强迫劳动？你看看我们，我们的眼睛里有被迫的麻木吗？”
皮埃尔看向周围就餐的德国工人。他们大多神情平和，有些人边吃边讨论着图纸上的某个细节，有些人在交流刚才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偶尔爆发出爽朗的笑声。
确实，看不到皮埃尔在法国工地上常见的那种疲惫、麻木或怨愤的眼神。
“法共的同志也在传这些道理，”
皮埃尔的声音更低了，带着一丝兴奋和憧憬，
“他们说，我们要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争取工人监督，争取把大工厂收归国有就像你们德国那样。
可太难了，老板和警察天天盯着，议会里那些老爷们只会扯皮。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贝克的表情严肃起来：
“我们的生活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皮埃尔。
我们如今的生活是流了血、死了人的。
是无数像你一样的工人、士兵、农民，认清了谁才是敌人，团结起来，把旧世界的锁链砸碎了。
当然，光砸碎还不够，还得知道怎么建设。
我们有韦格纳同志那样的领路人，有千千万万觉醒了、组织起来的劳动者。
这不容易，每一步都很难，但值得。”
贝克顿了顿，看着窗外那初具规模的体育场，
“就像建这个场馆，一砖一瓦，都要扎实。建设新社会，更是如此。”
皮埃尔感到胸腔里有一股热流在涌动。汉斯的话和他从国内法共宣传上看到的互相印证，但更加具体、鲜活。
他想起自己偷偷参加的工会小组，大家传阅着来自德国的报纸，讨论着“工人委员会”和“计划生产”。
以前觉得那很遥远，但现在，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
“也许也许有一天，巴黎也能像柏林那样？”
皮埃尔喃喃道，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贝克拍了拍他的肩膀，力道很重，
“那要看你们了，皮埃尔同志，看你们法国工人自己的斗争和选择。
我们德国工人，永远支持你们争取解放的斗争。
但现在，先把手头的工作干好，把这体育场建起来，让全世界看看，当工人阶级掌握了技术和组织，到底能创造出什么样的奇迹。
这也是一种斗争。”
午休结束的哨音响起。贝克利落地收拾好餐盘，站起身，重新戴好安全帽，眼神恢复了工作时的专注。
“走吧，小伙子。下午要把看台第三区的预制板吊装完。
记住，每一块板的位置和水平都必须分毫不差。我们德国工人建的东西，要能用一百年。”
皮埃尔用力点头，跟着贝克走向工地。
阳光洒在日渐升高的钢结构上，泛着冷冽而坚实的光芒。
皮埃尔不再仅仅觉得这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而是隐隐感觉到，自己正在参与的，或许正是某种更大变革的一小块基石。
他的耳边似乎还回响着贝克的话，远处，塞纳河静静流淌，仿佛在见证着两国工人阶级命运的交汇与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