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秋至1926年春
《日内瓦协议》的墨迹未干，法兰西大地便进入了一种奇特的“双轨运行”状态。
巴黎，联合临时政府艰难运转，内阁会议上，来自法共的部长与资产阶级政客就新政府的每一项预算、每一条法令进行着寸土必争的较量。
而在广袤的无产阶级自治区域和法共影响力深厚的工业区，法共的新基层政权则热火朝天地推行着土地改革、合作社运动与民兵训练，两种制度、两种逻辑在同一个国度内并行、竞争，时而摩擦，时而试探性地合作。
德法边境线上，往日的战壕与铁丝网依旧存在，但双方的枪口已不再相对。
德法两国的军事代表建立了定期沟通机制，处理边境事件、协商部队后撤事宜。
更重要的是，德法边境的关卡重新开放了。
起初只是小规模的的人员往来和特定商品贸易，但随着双方政府政治气氛的缓和与双方经济重建的迫切需求，德法贸易通道被迅速拓宽。
德国的优质钢材、化工产品、精密机械和廉价的汽车开始流入法国，换回法国的农产品、葡萄酒等等产品。
莱茵河上的货轮汽笛声，取代了往日的炮火轰鸣，成为边境新的主旋律。
经济纽带如同细密的丝线，开始缠绕、捆绑两个曾经的死敌，也为巴黎联合政府内主张对德缓和的法共一派提供了现实依据。
就在这纷繁复杂的重建与磨合中，一项被内战抛之脑后的日程重新提上议程：
奥林匹克运动会。
原定于1924年在巴黎举行的第八届夏季奥运会，因法国突如其来的革命风暴与社会动荡而被迫无限期推迟。
如今，尽管国家完成了明面上的统一，但法国国内的社会裂痕仍旧清晰可见，但联合政府中的各方势力——尤其是渴望展示“共和国已恢复常态、法兰西文明依旧璀璨”的资产阶级力量，以及希望借助国际盛会提升影响力、展示治理能力的法共——出人意料地在这一议题上找到了共同利益。
经过激烈辩论，联合政府最终决定：重启奥运筹备，力争在1926年夏季于巴黎举办这场迟来的体育盛会。
然而，雄心勃勃的计划立刻撞上了冰冷的现实。
时间极其紧迫，满打满算不足两年。
巴黎市乃至全国，经过纷乱动荡和内战创伤，基础设施破损，财政拮据，熟练建筑工人短缺，官僚系统效率低下。
原定的场馆建设计划大多停留在图纸上，甚至有部分图纸都已遗失。
负责此事的联合政府体育与公共工程部焦头烂额，招标过程缓慢，本土建筑商要么能力不足，要么要价高昂且工期无法保证。
就在筹备工作眼看要陷入僵局时，一次联合政府内阁会议上，担任公共工程部副部长的法共代表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建议：
“先生们，我们为何不寻求一些外部协助？
当然，我指的是专业、高效、且能与我们当前紧迫工期相匹配的协助。”
他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指向了东方，
“我们的德国邻居，在战后废墟上重建国家的速度举世瞩目。
他们拥有高度组织化的‘国家建设兵团’体系，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经验丰富，效率惊人。
如果我们能邀请德国的建设兵团，以商业合同或政府间合作的形式，参与奥运主体场馆和配套设施的突击建设，或许能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
会议室里顿时一片哗然。
“让德国人来巴黎搞建设？”
一位保守派部长差点打翻咖啡杯，
“这成何体统！公众会怎么看？全世界会怎么看？这简直是把法兰西的耻辱挂在凯旋门上！”
“耻辱？”
法共代表冷静反驳，
“我认为，让奥运会如期、成功地在巴黎举行，才是对法兰西声誉最好的维护。
德国建设兵团是专业的工程力量，不是军队。
我们支付费用，获得急需的服务和技术，这是双方政府之间纯粹的经济合作。
何况，根据《日内瓦协议》，我们正在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经济合作正是题中之义。
这也能向世界展示，新法国有能力超越历史恩怨，务实合作。”
会议上的争论异常激烈。
反对者忧心忡忡，担心德国势力借此渗透，担心刺激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更担心这会被政治对手攻击为“丧权辱国”。
支持者则强调实际困难、时间压力，以及此举可能带来的效率、成本优势和对德缓和的政治信号。
关键时刻，让诺在党内高层和联合政府内部进行了有力协调。
他在议会中强调：
“这不是妥协，是策略。我们需要奥运会这个舞台。德国同志的效率能帮我们赢得时间。
更重要的是，这能让法国人民亲眼看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方式在建设上究竟能产生何等巨大的力量。
这将是一次生动的对比教育。
没有奥运会，国际社会对法国的信心难以恢复，资本回流会更慢。
德国人的技术和管理，或许也能让我们学到新的东西。”
经过数轮艰难磋商和政治交换，联合政府最终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决议：
以法国政府名义，与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相关部门签订商业合同，聘请德国“国家建设兵团”下属的专业队伍，承担巴黎奥运会主体场馆（包括主体育场、游泳馆、运动员村等）的紧急设计与施工任务。
合同明确了德国队伍的工作范围、工期、报酬、技术标准以及必须遵守法国法律、雇佣一定比例法国工人等条款。为了平息舆论，宣传口径定为“法兰西共和国主导下的国际技术合作典范”。
消息传出，固然在法国国内引起了一些争议和街头小规模的抗议，但在渴望工作机会的工人和急于看到城市恢复生机的普通市民中，更多是好奇和务实的期待。
国际上，则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不同解读。英美媒体冷嘲热讽，称之为“巴黎向柏林的又一次屈服”。德国和苏联则将其视为欧洲缓和与社会主义成就的一次展示。
柏林，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扩大会议
会议室长桌上摊开着法国方面发来的正式合作请求文件副本、详细的项目需求清单，以及来自外交部、国家建设总局、总参谋部、国家监察与总政治部以及对外经济部门的初步评估报告。
韦格纳坐在主位，安静地听着各部门负责人的陈述，手指间一支未点燃的香烟缓慢转动。
国家建设总局局长首先发言，
“主席同志，各位与会的同志，这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项目！
法国人开出的报酬符合国际行情，甚至略高于我们国内大型项目的单位成本。
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国家建设兵团’体系和先进施工技术一次绝佳的国际展示舞台。
巴黎奥运会将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如果我们的队伍能在那里高效、优质地完成任务，其广告效应无法估量，将极大提升我国工业和工程技术的国际声誉，对未来极为有利。”
对外经济部门的负责人补充道：
“经济上确实有利可图。合同金额可观，能创造外汇收入。
而且，通过这次合作，可以进一步打开法国市场，让更多德国工业品、技术标准乃至管理模式获得认可和渗透。
这是《日内瓦协议》后德法双方经济正常化的关键一步，符合我们‘以经促政’的整体对法策略。”
然而，反对和担忧的声音同样强烈。
一位资深外交官眉头紧锁：
“政治上风险不容忽视。
尽管是商业合同，但派我们的建设兵团——这支带有鲜明国家和组织色彩的队伍——进入巴黎建造地标性场馆，很容易被法国国内民族主义势力和英美媒体扭曲解读为‘经济入侵’、‘文化占领’，甚至引发反弹，破坏目前脆弱的缓和局面。
如果施工过程中出现任何事故、纠纷或法国工人失业抗议，都可能被放大为政治事件。”
总参谋部的一位代表则从安全角度提出疑虑：
“我们的建设兵团成员并非普通工人，他们受过纪律训练，许多人甚至有军事或准军事背景。
大规模进入法国，尽管是分散在工地，但仍存在被法国情报部门渗透、策反，或卷入法国内部政治冲突的风险。
我们需要极其严密的内外安保和人员审查方案。”
施密特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这是一个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的提案。法国法共的同志们提出这个建议，他们希望借助我们的效率解决难题，更希望借助我们的存在和‘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展示，来冲击法国旧有的社会认知，巩固他们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和基层影响力。
对我们而言，这既是机会，也是考验。
机会在于，我们可以通过这支‘文明之师、建设之师’的形象，向法国乃至欧洲民众展示一个与帝国主义宣传中截然不同的、建设性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德国。
考验在于，我们能否管好这支队伍，确保同志们无论在工作效率、纪律作风还是政治表现上，都成为活的广告牌，而不是反面教材。
这涉及到人员选拔、政治教育、对外宣传等一系列复杂问题。”
一直沉默倾听的韦格纳，在施密特等人的发言之后提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的建设兵团，有没有能力在不同的法律和文化环境下，克服困难，按时保质完成这样一项具有全球关注度的工程？这考验的是我们制度的真实韧性，不是口号。”
“第二，法国联合政府内部，支持此举的力量是否足以压制反对声浪，保证合同执行不受政治风波严重干扰？我们不想陷入无休止的法国内部扯皮。”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如何确保这次合作，最终有利于法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斗争全局，有利于欧洲社会主义力量的此消彼长，而不仅仅是帮巴黎的资产阶级政府粉饰太平，或者单纯赚取一笔外汇？”
韦格纳停顿片刻然后缓缓说道：
“我认为，可以接受法国人的邀请。但必须附加严格的条件和我们自己的战略规划。”
他随即勾勒出决策框架：
“原则上接受合作，但必须是‘德国式’的合作。”
我们可以选派最精干、政治最可靠、技术最过硬的建设兵团的同志们前往法国。
将其视为“国家形象工程”和“制度橱窗”来打造。
工程质量、施工速度、现场管理、工人风貌、安全保障，所有环节都必须达到最高标准，要让人无可指摘，更要让人印象深刻。
在建设兵团项目组内，党组织和政治工作队伍要确保每一位赴法人员都清楚此行的政治意义，言行举止都要体现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风貌。同时，配备最强的业务技术班子。
还有，我们不追求在合作中获取超出合同的经济利益，甚至可以在某些方面展现一定的灵活性。
我们要通过卓越的工程表现和队伍的精神面貌，在法国社会内部制造关于“效率”、“组织”、“劳动者尊严”的强烈对比和讨论。
宣传部门要制定周密计划，与法共媒体配合，客观有力地报道德国建设者的工作与生活。
至于安全与风险管控方面要由内务部的同志们协同建设兵团保卫部门，制定严密的人员审查、在法期间管理和应急方案。
与法共的同志们保持密切沟通，避免卷入法国任何政治示威或冲突。
我们要将此次合作作为深入了解法国社会、接触法国各阶层的渠道。
鼓励建设者在工作中与法国同事交流，传播友谊，也了解法国社会的真实脉动。
这可以为未来的对法工作积累宝贵的一手资料。
“这次合作，对我们而言，是一场在巴黎进行的、没有硝烟的‘战役’。我们要用汗水和纪律，去证明一些东西，去影响一些人，去为未来的可能性铺路。
这比单纯的金钱收益重要得多。当然，”
韦格纳露出一丝务实微笑，
“法国政府那边的合同款也要顺利收回，那是我们劳动者应得的报酬。”
会议结束后，详细的执行方案迅速被制定出来。
一支以参与过国内高速公路网和大型工业项目建设的精锐兵团为主干，配属了优秀工程师、技师和政治骨干的“奥运工程支队”被组建起来。他们接受了专门的法语培训、外事纪律教育和法国国情简介。
当德国政府正式接受法国邀请的消息公布，并宣布将派出“国家建设兵团奥运支队”赴巴黎时，国际舆论再次哗然。
但在柏林决策层看来，这已不仅仅是一项建设工程，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承载着多重使命的政治实践。
塞纳河畔的工地，即将成为展示红色德国另一面力量的独特展台，也是观察后革命时代欧洲格局演变的又一个微妙焦点。
德国人带着他们的蓝图、他们的纪律，踏上了前往巴黎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