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龙远航：卫温与三国东吴的海岛开拓事业
一、时代背景：三国鼎立中的海洋战略抉择
公元三世纪的东亚大陆，魏、蜀、吴三国鼎足之势已成，彼此间的政治博弈与军事较量从未停歇。，孙权于武昌正式称帝，国号为吴，旋即迁都建业，标志着东吴政权进入鼎盛阶段。
然而，与占据中原腹地、人口稠密的曹魏相比，亦或是坐拥天府之国、依托秦岭天险的蜀汉相较，东吴在陆地疆域的拓展上始终面临瓶颈。北方的合肥防线常年受曹魏压制，西线与蜀汉的荆州之争虽暂告段落却隐患未消，这种陆地战略的受限，迫使孙权将目光投向了广袤的东南海洋。
东吴的海洋优势在三国中尤为突出。其疆域囊括了从长江口至南海的漫长海岸线，境内河网密布，造船业与航海技术历经数十年发展已臻成熟。
在这样的背景下，孙权确立了“陆海并举，开拓南疆”的战略方针。此前，东吴已多次派遣船队远航：嘉禾元年（232年），周贺、裴潜率船队赴辽东与公孙渊通好；吕岱平定交趾后，曾遣使抵达东南亚诸国，建立起初步的海外联系。
而夷洲与亶洲的探索，则是这一海洋战略中最为大胆的举措。关于这两座海岛的记载，早见于会稽郡的民间传说与地方史志，《三国志》中明确提及“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且“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这种模糊的记载既勾起了孙权对海外土地与人口的向往，也为远航提供了最初的地理参照。
此次远航的直接动因，源于东吴对人口与资源的迫切需求。三国纷争导致人口锐减，东吴虽经孙策、孙权两代经营，仍面临“兵源不足，劳动力匮乏”的困境。
陆逊曾在奏疏中提及，江东现有人口“自足图事”，实则是委婉劝阻远途劳役，但从孙权力排众议的决策来看，其对扩充人口的需求已极为迫切。此外，东南山区的山越族群长期反抗东吴统治，黄龙元年前后，部分山越势力逃入海中，有传言其可能遁往夷洲等地，这也成为孙权派遣军队出海的重要诱因——既欲俘获海外人口以充实编户，又想追击叛乱势力以稳固后方。
对于远航将领的遴选，孙权最终选定了卫温与诸葛直。史书中对二人早年事迹记载寥寥，但能统帅万人甲士执行如此重要的任务，足见其具备丰富的军事经验与航海素养。
卫温的姓氏暗示其可能与北方卫氏家族有渊源，但未见明确记载；诸葛直虽与诸葛亮同族，却并无直接血缘关系，其家族在东吴军中根基深厚，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二人的搭配，既体现了孙权对此次任务的重视，也反映了东吴军方对远海行动的审慎考量。
二、远航筹备：章安古港的集结与起航
黄龙二年（230年）春正月，东吴的远航船队在章安古港完成集结，即将开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国家名义进行的远海探索。
关于起航地点，史学界曾有“句章说”“东冶说”等争议，但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考证，章安港（今浙江台州椒江区）作为始发地的证据最为充分，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国务院《对台白皮书》的认可。
章安港在两汉三国时期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据《台州市志》记载，章安作为临海郡治所，辖区北起天台山，南及闽江口，涵盖今台州、温州、丽水及福建建瓯、福州五州之地，是东南沿海最早崛起的古港之一。二捌墈书网 勉沸岳独
《汉书》中“南北海运，皆从东瓯”的记载，印证了其作为海运枢纽的历史地位。更关键的是，章安是东吴东南都尉的驻地，相当于当时东南地区的军事大本营，文革期间此处曾发现“都尉”铜印，现存台州市博物馆的汉代军司马铜印，进一步佐证了其军事重镇的属性。
船队的筹备工作依托章安港的产业基础逐步展开。东吴在章安附近设有大型造船基地，当地丰富的木材资源与成熟的造船工艺，为建造远海舰船提供了保障。
据考证，此次远航的船队由30余艘舰船组成，核心舰船为“楼船”与“海舡”，楼船高十余丈，分上下数层，设有了望台与作战平台；海舡则注重稳定性，适合长途航行。船队搭载的甲士万人，多为经过水战训练的精锐士卒，同时配备了农工、工匠与医官，兼具军事作战与开拓经营的职能。
物资储备与技术准备充分体现了东吴的航海智慧。食物以干粮、腌肉、淡水为主，辅以可长期保存的谷物与果脯，据《临海水土异物志》推测，船队可能携带了“桄榔面”等热带作物加工食品，以应对长途航行的营养需求。
导航技术方面，除传统的“观星望斗”外，船员已能利用“季风规律”与“海底泥质”判断方位，章安当地渔民世代相传的“针路”知识，为航线规划提供了重要参考。
此外，船队携带了大量农具、铁器与布匹，既用于途中自给，也计划与海外部族进行交流。
出发时间的选择暗藏深意。黄龙二年春正月正值立春之后，东南沿海盛行东北季风，利于船队向东南方向航行。
据叶哲明教授研究，结合台州当地“元宵节前不外出”的民俗推断，船队实际起航时间可能在公元230年2月24日前后，此时海面风浪相对平缓，且季风条件最为适宜。出发前夕，孙权亲临章安港检阅船队，颁布诏令强调“普天一统，开拓海疆”的使命，这一场景虽未见于正史记载，但从后续史料对此次行动的定位来看，其仪式感与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于此次远航的目标，孙权在诏令中明确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但二者的优先级存在差异。
从《三国志》记载来看，亶洲因“徐福东渡”的传说与“有数万家”的记载，更受孙权重视，其潜在的人口与资源价值被寄予厚望；夷洲则因距离较近，被视为次要目标与可能的补给站。这种目标设定，为后续卫温与诸葛直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卫温与诸葛直率船队从章安港起航后，首先沿浙东海岸线向南航行，途经永宁港（今浙江黄岩）、东冶港（今福建福州）等地进行短暂补给，随后驶入台湾海峡。
据现代海洋史学研究，船队采用了“沿岸航行与远海横渡相结合”的航线策略，这既符合当时的航海技术水平，也体现了指挥官的谨慎考量。
初期航行借助东北季风与台湾暖流，进展较为顺利。《临海水土异物志》中“夷洲在临海东，去郡二千里”的记载，精准描述了章安港至夷洲的大致距离。
船队在穿越台湾海峡时，可能经过了钓鱼岛海域，据学者推测，卫温船队的航线大致为“章安—台州湾—渔山列岛—钓鱼岛—台湾北部”，这条航线既利用了黑潮分支的助力，又避开了外海的狂风巨浪。
航行途中的挑战远超预期。尽管选择了相对适宜的季节，但海洋天气的多变仍给船队带来巨大威胁。微趣小税 嶵歆蟑踕哽鑫筷《资治通鉴》中“风波难测”的描述，真实反映了当时船员面临的困境——突如其来的暴风可能掀翻舰船，浓雾天气常导致船队失散。
考古发现表明，东吴舰船虽已配备“尾舵”与“风帆”，但操控性仍有限，船员需依靠人力划桨辅助航行，每日航行里程通常不超过百里。
更严峻的是疾疫的威胁。由于船舱内空间狭小，淡水与食物易受污染，加之船员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极易引发传染病。
据《三国志》记载，船队“军行经岁，士卒疾疫死者十八九”，这一伤亡比例既反映了远海航行的艰险，也为后续的悲剧结局埋下伏笔。
医官虽配备了草药与针灸工具，但面对大规模传染病仍束手无策，只能采取隔离病患、焚烧污染物等原始防疫措施。
经过约一个月的航行，船队终于抵达夷洲北部海岸（今台湾基隆一带）。据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载，夷洲“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
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当地土着族群“各号为王，分划土地”，过着定居农耕与渔猎结合的生活。卫温与诸葛直并未立即展开军事行动，而是先派遣使者与当地部族首领接触，这一举措既出于对未知环境的谨慎，也体现了东吴政权的经略思路。
关于船队在夷洲的活动，史料记载虽简略，但仍可勾勒出大致轮廓。从“但得夷洲数千人还”的记载来看，东吴军队与当地部族可能发生过小规模冲突，但并未进行大规模征伐。
沈莹在《临海水土异物志》中详细描述了夷洲土着的生活习俗：“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种荆为蕃鄣。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这些细节极有可能来自卫温船队带回的情报，甚至有学者推测沈莹本人曾参与此次行动。
在夷洲停留期间，东吴士兵与当地土着进行了初步的文化交流。考古发现为这一推断提供了实物证据：台湾台北曾出土东吴时期的掌印砖，砖面的线纹、鱼状纹与席状纹，与章安地区同期墓葬出土的砖块纹样完全一致；台湾十三行文化遗址发现的炼铁炉遗址，暗示东吴可能将炼铁技术传入当地。这些发现表明，卫温船队不仅带回了人口，更开启了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技术传播与文化交融。
寻找亶洲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据《三国志》记载，亶洲“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关于其具体位置，史学界存在争议：传统观点认为是日本列岛，但结合“绝远”的描述与航海技术水平，这一说法难以成立；有学者推测为北美洲西海岸，但缺乏直接证据。
卫温与诸葛直在夷洲休整后，曾尝试向东航行寻找亶洲，但因“风涛险阻”与“粮食将尽”，最终不得不放弃，转而准备返航。
四、归途悲剧：“无功而返”
黄龙三年（231年）春二月，卫温与诸葛直率领残存的船队回到章安港。此次远航历时整整一年，出发时的万人甲士仅余千余人，大部分死于疾疫与风浪，船队带回的只有数千名夷洲土着。
当疲惫不堪的船员踏上陆地时，等待他们的并非封赏与赞誉，而是孙权的雷霆震怒。
孙权对此次远航结果的不满，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
首要原因是未能达成寻找亶洲的核心目标。在孙权的战略构想中，亶洲因“世相承有数万家”的记载，被视为可大规模扩充人口的“海外沃土”，而夷洲仅被视为次要目标。
卫温与诸葛直未能抵达亶洲，被孙权认定为“违诏”——即未能完成诏令中明确的核心任务。
其次，巨大的人员伤亡与资源消耗让东吴政权难以承受。万人军队是东吴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此惨重的损失削弱了其国防实力，与“欲俘其民以益众”的初衷形成强烈反差。
陆逊与全琮此前的劝谏——“欲益更损，欲利反害”——不幸成为现实，这让孙权在朝臣面前颜面尽失，必须寻找替罪羊以平息非议。
此外，政治斗争的暗流可能也影响了二人的命运。黄龙三年前后，东吴政权内部围绕继承人问题的矛盾已逐渐显现，卫温与诸葛直作为军中将领，可能无意中卷入了派系纷争。孙权以“无功而返”为由诛杀二人，既可向反对远海开拓的势力妥协，也能借此震慑军中将领，巩固自身权威。
关于二人被诛杀的具体过程，《三国志·吴主传》仅有简略记载：“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资治通鉴》则补充了“军行经岁，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的背景，进一步解释了孙权震怒的原因。
从史料记载来看，二人并未进行公开抗辩，也未见朝臣为其求情，这既反映了孙权晚年的刚愎自用，也说明当时东吴朝廷对远海开拓的价值认知存在严重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卫温与诸葛直带回的夷洲人口，最终并未对东吴的人口结构产生显着影响。这些土着因“水土不服”，大部分在短期内死亡，少量幸存者融入了东南沿海的族群。
但此次行动的历史意义，远非“无功而返”所能概括——它首次以国家名义实现了大陆与台湾的官方联系，确立了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起点，这一意义正如连雅堂在《台湾通史》中所言：“我先民早入而拓之，以长育子女生。故自开辟以来，官司之所经划，莫不以理番为务。”
卫温与诸葛直的悲剧结局，也折射出古代王朝海外探索的局限性。在“以农为本”的传统观念中，远海开拓常被视为“劳民伤财”的无用之举，缺乏持续的政策支持；而君主的个人意志往往决定了探索行动的成败，一旦未能达成预期目标，执行者便可能成为牺牲品。
尽管如此，卫温与诸葛直的远航仍为后世积累了宝贵经验：隋代隋炀帝三次派遣使者前往流求（今台湾），唐代东南沿海与台湾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宋代将澎湖划归福建管辖，这些发展都建立在三国时期开创的大陆与台湾联系的基础之上。
卫温与诸葛直的夷洲之行，虽以悲剧落幕，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历史上大陆和台湾大规模交往，以国家政府名义第一次出航台湾，并在台湾行使国家权力的首次记录”，此次远航的政治意义与历史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凸显。
在领土主权层面，此次远航首次以官方行动确认了台湾与大陆的隶属关系。尽管东吴未能在台湾建立长期的行政机构，但卫温船队的抵达与短暂驻留，已构成国家权力对台湾地区的有效覆盖。
国务院《对台白皮书》将此次事件纳入正史，正是对其领土主权意义的权威认定。从历史脉络来看，此后历代王朝对台湾的管辖均以此为起点：南宋将澎湖划归晋江县管辖，元代设立澎湖巡检司，明代加强对台湾的海防管理，清代正式设立台湾府，形成了完整的领土管辖传承。
在航海与地理认知领域，此次远航极大丰富了古人对东南海洋的了解。卫温船队带回的夷洲地理信息，为沈莹撰写《临海水土异物志》提供了核心素材，该书对台湾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的记载，成为研究台湾早期历史的珍贵文献。书中“夷洲在临海东，去郡二千里”的精确描述，表明东吴已具备初步的海洋测量能力；而对夷洲土着与大陆东南族群习俗相似性的记载，则为研究两岸族群渊源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经济文化交流方面，此次远航开启了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技术传播与文化交融。东吴船队带去的铁器、农具与纺织技术，对台湾土着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台湾十三行文化遗址中炼铁技术的出现，极有可能与此次传播直接相关。
同时，夷洲的热带作物与渔猎技术也传入大陆，丰富了东南沿海的经济形态。这种双向交流虽规模有限，却为后世两岸经济文化的深度融合奠定了基础。
在民族精神层面，卫温与诸葛直的远航展现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开拓进取的海洋精神。在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三国时期，以万人船队穿越台湾海峡，面对“风波难测”的海洋挑战，这种勇气与毅力堪称壮举。
此次远航与汉武帝开通西域、甘英出使大秦等历史事件相比，虽规模与影响略有不及，却同样体现了古代中国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欲望，是中华民族海洋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从世界航海史的视角来看，卫温的远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1200余年，比达·伽马开辟新航路早1200余年，是古代世界航海史上的重大事件。
尽管此次远航并未像西方航海家那样引发全球性的地理大发现，但它证明了古代中国在远海航行领域的技术实力与组织能力，改写了世界古代航海史的叙事格局。
然而，此次远航的历史价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得到充分重视。由于《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的影响，三国历史的叙事长期聚焦于中原争霸，东吴的海洋开拓事业往往被边缘化。
卫温与诸葛直的名字在史书中仅寥寥数笔，甚至一度被遗忘。直到近代以来，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与历史研究的深入，此次远航的意义才被重新发掘，成为证明两岸同根同源的重要历史依据。
2003年，浙江电视台联合台湾史学家张崇根教授拍摄的纪录片《1788年前的远航》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引发广泛反响；章安古港遗址的考古发掘持续推进，不断出土的舰船构件与军事遗物，为还原此次远航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
这些努力不仅让卫温与诸葛直的事迹为更多人所知，更让“大陆与台湾自古一体”的历史认知深入人心。
卫温与诸葛直的夷洲远航，是三国乱世中一段悲壮而辉煌的历史传奇。从黄龙二年春正月的章安起航，到历经风浪抵达台湾，再到一年后“无功而返”惨遭诛杀，二人的命运轨迹与东吴的海洋战略紧密相连，既见证了古代中国海洋探索的勇气与智慧，也折射出传统王朝海外开拓的局限与无奈。
此次远航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是否达成了孙权“俘其民以益众”的短期目标，而在于它开启了大陆与台湾之间官方联系的历史进程，确立了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起点。
千余年来，尽管朝代更迭、世事变迁，但卫温与诸葛直用生命与勇气书写的这段历史，始终是连接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
在航海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回望1700余年前的那次远航，我们更能体会到其背后蕴含的历史意义与民族精神。
卫温与诸葛直或许未能得到孙权的封赏，却赢得了历史的尊重——他们是探索未知的先驱，是两岸同源的见证者，其事迹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历史的丰碑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