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侯霸：曹魏勋贵与蜀汉降臣的乱世浮沉
东汉末年，皇权倾颓，群雄并起，中原大地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在这个英雄辈出又充满悲剧色彩的时代，夏侯霸的人生轨迹堪称曹魏与蜀汉两大政权兴衰交替的缩影。
作为夏侯氏嫡脉、曹魏开国元勋夏侯渊之子，他本应承袭父业，为曹魏江山鞠躬尽瘁，却在中年遭遇家族变故，被迫背魏投蜀，最终在异国他乡走完复杂的一生。
他的经历不仅折射出世家大族在乱世中的生存困境，更见证了三国中后期权力格局的剧烈变动，其生平细节虽散见于《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料，却需细加梳理，方能还原这位特殊历史人物的完整形象。
将门嫡脉：夏侯氏的勋贵根基与少年成长
夏侯霸的家族渊源，可追溯至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作为夏侯婴的后裔，夏侯氏自东汉以来便是谯郡（今安徽亳州）望族，与曹氏家族世代联姻，关系紧密。
这种“亲旧肺腑”的关系，为夏侯霸的成长铺设了显赫的起点，也注定他的人生与曹魏政权的命运紧密相连。
夏侯霸的父亲夏侯渊，是曹魏集团的核心将领之一。自曹操起兵讨伐董卓时，夏侯渊便追随左右，历任别部司马、骑都尉、陈留太守等职，在平定黄巾之乱、征讨袁绍残余势力的战争中屡立战功。
尤其在曹操统一北方后，夏侯渊奉命镇守关中，“督朱灵、路招等屯长安，击破南山贼刘雄，降其众”，后又率军平定凉州，斩杀韩遂、宋建等割据势力，被曹操赞为“虎步关右，所向无前”。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夏侯渊在汉中之战中与蜀汉军队对峙，最终在定军山被黄忠斩杀，《三国志·夏侯渊传》载：“二十四年正月，备夜烧围鹿角。
渊使张合护东围，自将轻兵护南围。备挑合战，合军不利。渊分所将兵半助合，为备所袭，渊遂战死。”
夏侯霸出生时，正值夏侯氏家族权势蒸蒸日上的时期。作为夏侯渊的次子（一说长子），他自幼便在军营中耳濡目染，深受将门家风的熏陶。
史书中虽未详细记载其少年时期的具体经历，但从夏侯氏子弟的培养模式来看，夏侯霸必然接受了系统的军事训练与儒家教育——前者为他日后驰骋沙场打下基础，后者则塑造了他“忠君事主”的传统价值观。
值得注意的是，夏侯渊对子女教育极为重视，其长子夏侯衡娶曹操之女清河公主，三子夏侯称“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儿，为之渠帅，戏必为军旅战陈之事，有违者辄严以鞭捶，众莫敢逆”，可见夏侯氏子弟普遍具备尚武精神与领导才能，夏侯霸自然也不例外。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夏侯渊战死时，夏侯霸正值青年。
父亲的阵亡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家族的荣誉与父亲的死因让他对蜀汉政权怀有极深的仇恨，《三国志·姜维传》注引《魏略》记载：“霸，渊之子也，素为曹爽所厚。闻爽诛，自疑，亡入蜀。
蜀闻之，乃使人迎霸。初，建安五年，时霸从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采，为张飞所得。飞知其良家女，遂以为妻，产息女，为刘禅皇后。
故渊之初亡，飞妻请而葬之。及霸入蜀，禅与相见，释之曰：‘卿父自遇害于行间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儿子以示之曰：‘此夏侯氏之甥也。’厚加爵宠。”
这段记载既揭示了夏侯氏与蜀汉皇室的特殊联姻关系，也暗示了夏侯霸对父亲之死的执念——即便后来降蜀，刘禅仍需特意解释“非我先人之手刃”，可见此事在夏侯霸心中的分量。
青年时期的夏侯霸，主要在曹魏军中历练，凭借家族功勋与自身能力，逐渐崭露头角。
魏文帝曹丕即位后（220年），夏侯霸被任命为偏将军，封关内侯，开始独立领兵作战。此时的曹魏政权，正处于从曹操创业到曹丕、曹叡守成的过渡阶段，夏侯氏作为“宗室亲族”，依然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
夏侯霸的叔父夏侯惇官至大将军，堂弟夏侯尚为征南大将军，族弟夏侯玄（夏侯尚之子）更是后来曹爽集团的核心人物，这种家族势力的支撑，为夏侯霸的仕途提供了重要保障。但与此同时，随着曹魏政权的巩固，士族与宗室之间的权力斗争逐渐加剧，夏侯霸的人生也开始卷入这一复杂的政治漩涡。
魏明帝曹叡即位后（226年），夏侯霸的军事生涯进入关键阶段。
此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开始北伐，曹魏西部边境局势紧张，夏侯霸因其父夏侯渊曾镇守关中、对蜀汉怀有仇恨的背景，被调往西线战场，参与抵御诸葛亮北伐的战争。
这一时期的夏侯霸，以勇猛善战着称，逐渐从偏将军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将领。
太和四年（230年），曹魏大司马曹真率军分三路进攻蜀汉，夏侯霸作为先锋，率军进驻兴势（今陕西洋县北）。
兴势地势险要，是蜀汉军队的重要防线，夏侯霸在此地与蜀汉军队发生首次正面交锋。曹爽传》注引《魏略》记载：“霸为前锋，进至兴势围，安营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战鹿角间，赖救至，然后解。”
此次战斗中，夏侯霸虽身陷重围，但凭借顽强抵抗与援军支援，最终突围，展现出出色的军事素养与临阵决断能力。
不过，由于连降大雨、道路泥泞，曹真的伐蜀大军最终被迫撤退，夏侯霸的首次西线作战以无功而返告终，但他在战斗中的表现得到了曹魏朝廷的认可。
青龙二年（234年），诸葛亮发动第五次北伐，率军进驻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与曹魏大都督司马懿对峙。夏侯霸此时隶属于司马懿麾下，参与了此次防御作战。
史书中虽未详细记载夏侯霸在此次战役中的具体行动，但从司马懿“坚壁拒守，以逸待劳”的战略部署来看，夏侯霸作为西线将领，必然承担了侧翼防守或后勤保障的重要任务。
同年八月，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蜀汉军队撤退，曹魏西线压力暂时缓解，夏侯霸因功被晋升为讨蜀护军、右将军，封博昌亭侯，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西线军中的地位。
诸葛亮去世后，蜀汉政权由蒋琬、费祎相继执政，北伐规模有所减小，曹魏西线局势相对平稳。夏侯霸的军事活动范围也从西线转向北方边疆，参与了抵御鲜卑族轲比能的战争。
轲比能是鲜卑族杰出首领，在东汉末年逐渐统一鲜卑各部，“控弦十余万骑，每钞略边郡，幽、并苦之”，成为曹魏北方边境的重大威胁。
正始年间（240-249年），夏侯霸奉命与并州刺史毕轨共同率军讨伐轲比能，《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俭讨句骊，右北平乌丸单于寇娄敦、辽西乌丸都督率众王护留叶，昔随袁尚奔辽西，闻俭军至，率众五千余人降。
寇娄敦遣弟阿罗盘等诣阙朝贡，封其渠帅三十余为王，赐舆马缯采各有差。辽东鲜卑单于步度根与轲比能为隙，将部落三万余家诣郡附塞。遣使者韩龙赍金帛诣比能女婿郁筑鞬，杀比能，更立其弟。”
虽然史书中未明确提及夏侯霸在此次战役中的具体功绩，但从曹魏最终平定轲比能之乱、稳定北方边疆的结果来看，夏侯霸作为主要将领之一，必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的夏侯霸，不仅在军事上屡立战功，在政治上也与曹爽集团建立了密切联系。夏侯霸的堂弟夏侯玄是曹爽的核心谋士，两人同为“正始名士”，关系极为亲密。曹爽作为曹魏宗室，在魏明帝去世后（239年）与司马懿共同辅政，后逐渐独揽大权，夏侯氏作为宗室亲族，自然成为曹爽集团的重要支柱。
夏侯霸因与夏侯玄的亲属关系，以及自身的军事才能，深受曹爽信任，被任命为征蜀护军，长期镇守陇西，成为曹爽集团在西线军中的重要力量。
这种政治依附关系，为夏侯霸带来了仕途的高峰，但也为他后来的命运转折埋下了隐患——随着司马懿与曹爽之间权力斗争的加剧，夏侯霸的人生注定会被卷入这场政治风暴的中心。
高平陵之变：从勋贵到叛臣的命运转折
正始十年（249年），是夏侯霸人生的转折点，也是曹魏政权历史的分水岭。这一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一举摧毁曹爽集团，掌控曹魏政权，夏侯霸因与曹爽、夏侯玄的密切关系，从曹魏勋贵沦为朝廷钦犯，被迫走上背魏投蜀的道路。
高平陵之变的起因，是曹爽与司马懿之间长期积累的权力矛盾。魏明帝曹叡临终前，任命曹爽为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共同辅佐年仅八岁的齐王曹芳。
曹爽为独揽大权，逐渐架空司马懿，将其明升为太傅，剥夺其兵权，同时任命自己的亲信掌控禁军与地方军事重镇。
夏侯玄作为曹爽的堂弟，被任命为征西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成为西线最高军事长官，夏侯霸则作为夏侯玄的副手，任征蜀护军，两人共同掌控曹魏西线兵权，对司马懿集团构成重要威胁。
司马懿为躲避曹爽的锋芒，长期称病在家，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正始十年（249年）正月，曹爽陪同曹芳前往高平陵（魏明帝陵墓）祭祀，司马懿趁机发动政变，以皇太后的名义下令关闭洛阳城门，占据武库，控制禁军，同时派人向曹芳上奏曹爽的罪状，要求罢免曹爽及其党羽的官职。
奏爽曰：‘臣昔从辽东还，先帝诏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后事为念。臣言“二祖亦属臣以后事，此自陛下所见，无所忧苦；万一有不如意，臣当以死奉明诏”。
黄门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闻知。今大将军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专威权；破坏诸营，尽据禁兵，群官要职，皆置所亲；殿中宿卫，历世旧人皆复斥出，欲置新人以树私计；根据盘互，纵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专共交关，看察至尊，候伺神器，离间二宫，伤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怀危惧，陛下但为寄坐，岂得久安！此非先帝诏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虽朽迈，敢忘枉言？昔赵高极意，秦氏以灭；吕、霍早断，汉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鉴，臣受命之时也。
太尉臣济、尚书令臣孚等，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永宁宫。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
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臣辄力疾将兵屯洛水浮桥，伺察非常。’”
曹爽在接到司马懿的奏疏后，惊慌失措，犹豫不决，最终在司马懿的诱骗下，放弃抵抗，请求曹芳罢免自己的官职，返回洛阳。但曹爽回到洛阳后，司马懿立即下令将其逮捕，以“谋反”的罪名处死，并诛灭其三族。
夏侯玄作为曹爽的核心党羽，虽然此时正在西线军中，并未参与高平陵之变，但也被司马懿下令召回洛阳，剥夺兵权，改任大鸿胪，处于司马懿集团的严密监视之下。
夏侯霸此时正在陇西军中，得知高平陵之变的消息后，极为恐惧。他深知自己与曹爽、夏侯玄的密切关系，必然会被司马懿视为“曹爽余党”，难逃被诛杀的命运。夏侯渊传》注引《魏略》记载：“及爽败，玄被征，霸素与玄善，又自以夏侯氏之甥，常切齿于蜀，而与郭淮不协，淮代玄为征西，霸恐祸及己，遂奔蜀。”
这段记载揭示了夏侯霸降蜀的三个关键原因：一是与夏侯玄的亲密关系，二是与新任征西将军郭淮的矛盾，三是对司马懿诛杀曹爽集团的恐惧。
郭淮是司马懿集团的重要将领，长期在西线军中任职，与夏侯霸素有矛盾。夏侯玄被召回洛阳后，司马懿任命郭淮为征西将军，接替夏侯玄掌控西线兵权。
郭淮上任后，必然会对夏侯霸进行打压，甚至可能罗织罪名，将其置于死地。夏侯霸在陇西军中孤立无援，既无法与洛阳的夏侯玄取得联系，又面临郭淮的直接威胁，为了自保，只能选择逃离曹魏，投奔蜀汉。
夏侯霸的投蜀之路充满艰险。他从陇西出发，向南穿越阴平古道（今甘肃文县至四川平武），这条道路地势险峻，人迹罕至，《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注引《魏略》记载：“霸不从，单骑奔蜀，为追骑所及，杀追者数人，乃得脱。”
可见夏侯霸在逃亡过程中曾遭遇曹魏追兵，经过殊死搏斗才得以逃脱。最终，夏侯霸历经艰险，抵达蜀汉境内，被蜀汉军队护送前往成都。
夏侯霸的降蜀，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作为曹魏宗室亲族、夏侯渊之子，夏侯霸的背叛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曹魏政权内部矛盾激化的标志。
对于蜀汉政权而言，夏侯霸的归降具有重要的政治与军事价值——他不仅熟悉曹魏西线军情，能够为蜀汉北伐提供重要情报，更能利用其夏侯氏的身份，动摇曹魏宗室的向心力。
因此，蜀汉后主刘禅对夏侯霸的归降极为重视，亲自出城迎接，并给予极高的礼遇。
归蜀岁月：异国他乡的政治境遇与军事贡献
夏侯霸归降蜀汉后，受到了蜀汉政权的隆重接待。后主刘禅为了安抚夏侯霸，特意化解他对蜀汉的仇恨，同时利用夏侯氏与蜀汉皇室的特殊关系，拉近彼此距离。
刘禅的这番话，既澄清了夏侯渊之死的真相，避免夏侯霸将仇恨转移到蜀汉皇室身上，又通过“夏侯氏之甥”的血缘关系，让夏侯霸感受到亲情的温暖，从而安心留在蜀汉。
蜀汉政权给予夏侯霸极高的政治待遇，任命他为车骑将军，封顺阳侯。车骑将军是蜀汉军队中的高级官职，仅次于大将军与骠骑将军，可见蜀汉对夏侯霸军事才能的重视。
夏侯霸归蜀时，蜀汉的主要将领如赵云、魏延等已先后去世，姜维成为蜀汉北伐的核心人物，夏侯霸的到来，为蜀汉军队注入了新的力量，尤其是他熟悉曹魏西线军情与司马懿集团的内部情况，对姜维的北伐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夏侯霸归蜀后的首要贡献，是向蜀汉政权提供了曹魏西线的军事部署与司马懿集团的政治动向。
夏侯霸长期镇守陇西，对雍、凉二州的兵力分布、将领素质、地形地貌极为熟悉，他将这些情报详细告知姜维，为蜀汉北伐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同时，夏侯霸还向刘禅与姜维透露了曹魏政权内部的矛盾——司马懿虽然掌控政权，但遭到曹魏宗室与旧臣的反对，尤其是夏侯玄等“正始名士”对司马懿的专权极为不满，这为蜀汉政权制定“利用曹魏内部矛盾，伺机北伐”的战略提供了重要参考。
延熙十二年（250年），姜维发动第七次北伐，夏侯霸作为主要将领参与此次战役。姜维根据夏侯霸提供的情报，率军进攻西平（今青海西宁），试图夺取曹魏的凉州重镇，扩大蜀汉的疆域。
延熙十六年（253年），费祎被曹魏降将郭修刺杀，姜维开始独掌蜀汉军权，北伐规模逐渐扩大。
夏侯霸作为姜维的重要副手，参与了此后的多次北伐战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延熙十八年（255年）的洮西之战。
这一年，曹魏大将军司马师去世，其弟司马昭继掌大权，曹魏政权内部出现短暂动荡，姜维趁机率军数万进攻曹魏雍州，夏侯霸与廖化等人分兵配合，共同作战。
洮西之战中，夏侯霸根据自己对曹魏西线将领的了解，建议姜维重点进攻曹魏安西将军邓艾与雍州刺史王经所部。
姜维采纳了夏侯霸的建议，率军渡过洮水，与王经率领的曹魏军队在洮西展开激战。姜维传》记载：“十八年，复与车骑将军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于洮西，经众死者数万人。经退保狄道城，维围之。”
洮西之战是姜维北伐中最为辉煌的胜利之一，蜀汉军队斩杀曹魏士兵数万人，沉重打击了曹魏西线军事力量，夏侯霸在此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军事才能得到了蜀汉军队的认可。
夏侯霸在蜀汉的政治境遇，虽然表面上极为尊崇，但实际上始终处于“外来者”的尴尬地位。
蜀汉政权的核心力量，始终是刘备时期的“荆州集团”与诸葛亮时期培养的本土官员，夏侯霸作为曹魏降臣，虽然凭借血缘关系与军事才能获得爵位与官职，但始终无法进入蜀汉政权的核心决策层。
此外，夏侯霸在蜀汉的亲属关系也较为单薄——他的从妹（夏侯渊之女）虽为张飞之妻，其子张苞、女张皇后（刘禅之妻）均在蜀汉，但张苞早逝，张皇后在蜀汉宫廷中的影响力有限，无法为夏侯霸提供实质性的政治支持。
这种“外来者”的身份，使得夏侯霸在蜀汉的晚年生活相对低调。史书中关于夏侯霸归蜀后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军事领域，其政治活动与私人生活的细节极为稀少，仅《三国志·蜀书·姜维传》中零星提及他参与的北伐战役。
夏侯霸在蜀汉的去世时间，史书中也没有明确记载，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夏侯霸最后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在延熙十八年（255年）的洮西之战后，此后便再无记载，推测其可能在公元255年至263年蜀汉灭亡之间去世，享年约六十岁左右。
夏侯霸的晚年，虽然在异国他乡获得了爵位与荣誉，但内心深处或许始终存在着对故土的思念与对家族命运的忧虑。
他的堂弟夏侯玄在曹魏政权中始终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最终在嘉平六年（254年）被司马昭以“谋反”的罪名诛杀，夷灭三族。夏侯玄的死讯传到蜀汉后，夏侯霸必然会受到极大的触动——他虽然逃脱了司马懿集团的迫害，但家族的覆灭依然让他悲痛不已。
这种复杂的情感，或许是夏侯霸在蜀汉后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重要原因。
夏侯霸的一生，跨越了曹魏与蜀汉两大政权，经历了从勋贵到叛臣、从仇敌到功臣的身份转变，其人生轨迹充满了戏剧性与悲剧色彩。
在三国历史的长河中，夏侯霸并非最耀眼的英雄，但他的经历却折射出乱世中个体命运的脆弱与无奈，以及世家大族在权力斗争中的生存困境。
从曹魏政权的角度来看，夏侯霸是“叛臣”。
他作为夏侯氏嫡脉，曹魏开国元勋之后，本应坚守“忠君事主”的儒家信条，却在高平陵之变后背叛曹魏，投奔蜀汉，这种行为在传统史观中被视为“不忠不义”。
西晋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中，将夏侯霸的事迹附于《夏侯渊传》之后，仅用寥寥数语记载其降蜀的经过，未对其进行正面评价，显然是站在曹魏与西晋的立场上，对夏侯霸的背叛行为持否定态度。
但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来看，夏侯霸的降蜀是无奈之举。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集团对曹爽党羽展开残酷清洗，夏侯玄、何晏、丁谧等曹爽核心成员均被诛杀，夷灭三族。
夏侯霸作为夏侯玄的亲属，曹爽集团的重要成员，若不逃离曹魏，必然会成为司马懿的刀下之鬼。
他的降蜀，本质上是为了自保，是乱世中个体在权力斗争夹缝中求生的必然选择。正如《资治通鉴》中所记载，夏侯霸“自疑，亡入蜀”，“自疑”二字精准地揭示了他当时的恐惧与无助，也让后人对他的背叛行为多了一份理解与同情。
从蜀汉政权的角度来看，夏侯霸是“功臣”。
他归降蜀汉后，不仅为蜀汉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情报，还亲自参与北伐战役，在洮西之战等战役中立下战功，为蜀汉政权的延续做出了贡献。后主刘禅对夏侯霸“厚加爵宠”，任命他为车骑将军，既是对其军事才能的认可，也是对其降蜀行为的奖赏。
姜维能够在费祎去世后迅速展开大规模北伐，夏侯霸的协助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蜀汉政权的衰落。
夏侯霸的一生，还反映了三国中后期世家大族的命运变迁。夏侯氏作为曹魏宗室亲族，在曹操、曹丕、曹叡时期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是曹魏政权的重要支柱。
但随着司马懿集团的崛起，世家大族之间的权力斗争日益激烈，夏侯氏因依附于曹爽集团，最终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夏侯玄被诛杀，夏侯霸被迫逃亡，夏侯氏家族从此衰落，逐渐退出曹魏政权的核心舞台。
这种世家大族的兴衰，不仅是夏侯氏的悲剧，也是曹魏政权走向灭亡的重要标志——当宗室亲族被诛杀殆尽，司马懿集团便可以毫无阻碍地取代曹魏，建立西晋政权。
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夏侯霸的形象也多以“悲剧英雄”的面目出现。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详细描写了夏侯霸降蜀的经过，以及他参与姜维北伐的事迹，对其充满了同情与惋惜。
《三国演义》第一百零七回“魏主政归司马氏，姜维兵败牛头山”中，夏侯霸得知高平陵之变后，“放声大哭，欲率军赴洛阳报仇”，后因郭淮的威胁，被迫“匹马望西川而走”，这段描写生动地展现了夏侯霸的忠义与无奈，让读者对他的命运产生共鸣。
在《三国演义》的影响下，夏侯霸逐渐成为三国故事中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人物，他的形象也因此更加深入人心。
夏侯霸的一生，是三国乱世的缩影。他生于勋贵之家，长于军营之中，壮年时驰骋沙场，建功立业，本应拥有一个荣耀的人生，却因一场政治政变，被迫背井离乡，投奔曾经的仇敌，最终在异国他乡默默无闻地去世。
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在乱世之中，即便是世家大族的子弟，也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只能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随波逐流。
但即便如此，夏侯霸在困境中依然坚守求生的意志，在异国他乡依然发挥自己的才能，这种精神，让他超越了“叛臣”的标签，成为三国历史中一个值得被铭记的特殊人物。
如今，当我们回顾夏侯霸的一生，不仅能看到三国时期权力斗争的残酷与激烈，更能感受到乱世中个体命运的脆弱与坚韧。他的故事，是对那个英雄辈出又充满悲剧的时代的最好诠释，也让我们对历史的复杂性与人性的多面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