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静的案子，像一块试金石，摆在了实习律师叶凡的面前。他深知此案的意义——不仅关乎一位孕期女职工的合法权益，更是对他能否摆脱过去思维定式、纯粹以法律人身份战斗的一次检验。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彻底、细致地梳理案卷。林静提供的材料有限，只有一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理由赫然写着“因公司架构调整，原岗位撤销”）、几份孕期检查报告和工资流水。证据链薄弱，尤其是无法直接证明其岗位被他人顶替，以及公司架构调整的虚假性。
“必须拿到更扎实的证据。”叶凡对坐在对面的林静说道。
眼前的女子约莫三十岁，面容憔悴，眼神却带着一股知识分子的倔强和不甘。
“林女士，请您仔细回忆，公司下发解除通知前后，有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材料，比如所谓的‘架构调整方案’？或者，有没有关系较好的同事，愿意私下提供一些信息？比如新的组织架构图、人员任命邮件，哪怕是工作群里的聊天记录？”
林静努力回忆着，摇了摇头：“架构调整方案只是口头传达，没有文件。同事们现在都避着我，怕惹麻烦。
她苦笑一下，“那家公司，水很深。”
叶凡理解她的处境。他转变思路：“那我们就从外部入手。首先，向劳动仲裁委申请立案，这是法定程序。其次，”
他目光沉稳，“我们可以尝试向对方发出《律师函》，明确告知其行为已构成违法解除，并要求其限期恢复劳动关系、支付拖欠工资及赔偿金。这既是施压，也是固定对方态度和说辞的一种方式。”
“发律师函？他们会理吗？”林静有些怀疑。
“大概率不会。”叶凡坦诚以告，“但这是正式的法律动作，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准备走法律程序，态度坚决。有时候，姿态本身就是一种武器。而且，如果对方回函，无论内容如何，都可能暴露更多信息。”
林静看着叶凡沉稳自信的模样，心中稍安，点头同意。
叶凡立即起草了一份措辞严谨、法条引用准确的律师函，详细阐述了公司的违法之处及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唐若雪审阅后，只修改了几个标点，便点头放行。
律师函如石沉大海，在法定期限内未收到任何回复。这在意料之中。劳动仲裁委的立案通知则如期而至，并安排了首次调解。
调解当天，叶凡独自前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对方来了两个人，一位是集团人力资源部的副总监，姓孙，四十多岁，面带职业性微笑，眼神却透着精明；另一位是外聘的律师，看上去经验老到。
调解员例行公事地开场后，孙总监便率先发言，依旧是那套“架构调整、岗位撤销、依法补偿”的说辞，语气惋惜，姿态却强硬。
轮到叶凡时，他没有纠缠于对方空洞的“架构调整”说法，而是直接抛出核心问题：
“仲裁员，对方声称因架构调整解除劳动合同，请其明确出示：第一，本次架构调整的董事会决议或正式文件；第二，证明林静女士原岗位确已撤销且无其他合适岗位可供安排的内部通知或评估报告；第三，解释为何在林女士被解除合同后，其原有工作内容由新入职的张某承接这一事实？”
他的问题具体、尖锐，直指对方陈述中的逻辑漏洞和事实矛盾。
孙总监脸上的笑容淡了下去，打了个哈哈：“叶律师，企业内部管理事务，涉及商业机密，不便对外提供。至于工作交接，那是正常的工作安排”
“涉及劳动争议举证时，用人单位对解除行为的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叶凡立刻引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相关条款打断他，“‘商业机密’不能成为免除法定举证义务的理由。如果贵司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解除的合法性，那么依法应推定为违法解除。”
对方律师接过话头，试图从程序上反驳：“解除程序我们完全合规，也支付了经济补偿金”
“支付补偿金不代表解除行为合法。”叶凡寸步不让，“尤其是针对‘三期’女职工，法律给予的是特殊保护，除非其本人存在严重违纪等法定情形，否则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贵司以‘架构调整’这种模糊理由解除孕期女职工合同，本身就涉嫌规避法律义务！”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一句都建立在坚实的法律基础上，逻辑清晰，气势沉稳。调解室内，他独自面对对方两人，却丝毫不落下风。
孙总监和对方律师交换了一个眼神，显然没料到这个年轻的实习律师如此难缠。调解陷入僵局。
“既然双方分歧较大，本次调解无法达成协议。”调解员宣布，“将进入仲裁庭审程序。”
离开仲裁院，叶凡并没有感到沮丧。相反，他心中充满了一种战斗的酣畅。这次调解，他成功地顶住了压力，清晰地表达了己方立场，也摸清了对方的底牌——他们拿不出像样的证据，只能依靠拖延和程序来消耗。
回到工作室，他向唐若雪汇报了调解经过。
“表现合格。”唐若雪给出了评价，“抓住了举证责任这个核心，没有陷入对方‘架构调整’的叙事陷阱。接下来，重点是庭审准备。对方很可能会在证据和程序上设置更多障碍。”
她看着叶凡，眼神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探究：“独自面对他们的时候，有没有想起以前在项目办协调各方时的感觉？”
叶凡愣了一下，随即坦然回答：“有。但感觉完全不同。以前协调，考虑的是平衡、是妥协、是‘大局’。而现在，我只考虑一件事——如何用法律规则，为我的当事人争取最大限度的公正。”
唐若雪闻言，微微颔首，不再多言。
叶凡知道，这只是第一回合。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但他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战场和武器。
他将林静的案卷在桌上摊开，开始起草《证据调取申请书》，准备向仲裁委申请责令对方提供那些他们声称“涉及商业机密”的关键文件。
这一次，他不再是规则的适应者，而是规则的运用者和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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