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宇从平安驾校回到公司，先到卫生间洗了把脸，然后径直走向自己的办公室。骑行的余热还未完全散去，春天的微风让他的思绪比平时更加活跃。
经过开放办公区时，几名正在讨论“宗门纪”方案细节的员工看见他，纷纷点头致意。林宇也微笑着回应——这是他从白致远那里学来的管理细节：无论多忙，对员工的问候一定要有回应。这种看似微小的尊重，能极大提升团队的归属感。
回到办公室，林宇先将双肩包放在沙发旁，然后打开电脑查看邮件。收件箱里有十几封新邮件，他快速浏览标题，将紧急的标红，重要的标记星号，普通事务性的暂时搁置。这是他在新元兼职时养成的邮件处理习惯，能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处理完三封需要当天回复的邮件后，他看了眼时间：16:15。距离下班还有一个多小时，但明天要去参加文旅局的座谈会，他需要提前了解情况。
林宇按下座机上的内线键：“陈主管，麻烦来我办公室一下。”
“好的林总，马上到。”
不到两分钟，办公室门被轻轻敲响。陈悦手里拿着笔记本和笔，步伐轻快地走进来：“林总，您找我？”
“坐。”林宇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关于明天文旅局的座谈会，我需要了解一些情况。”
陈悦坐下，翻开笔记本：“您说。”
林宇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这次荣城文旅局这边座谈会是什么主题？我收到的通知上只写了‘文旅企业政策通气会’，没有具体内容。”
陈悦看了看笔记本上的记录，说道：“我这边从文旅局办公室得到的信息是，这次主题就是同步今年即将实施的国家政策以及一些荣城的地方要求。具体来说，应该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传达华国文化和旅游部今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的通知》；第二，解读东山省文旅厅《2022年全省文旅产业发展指导意见》；第三，通报荣城市政府《关于促进后疫情时代文旅产业复苏的若干措施》。”
林宇点点头。这些文件名称听起来都是常规的政策传达，但他知道，政府的会议往往不只是“传达”这么简单。他在新元时虽然没参加过政府座谈会，但在财经媒体上看过太多相关报道——很多看似平常的会议，背后都可能隐藏着企业的额外负担。
“咱们这边需要准备些什么？”林宇问得更具体了，“需要带汇报材料吗？还是只需要人去就行？”
陈悦想了想，说道：“按以往的会议经验来看，除非是像上次那种一对一的政府专题汇报需要咱们准备汇报材料外，这种座谈会一般是学习和表态为主。咱们只需要带笔记本记录，了解政策动向，然后在适当的时候表达支持态度就行。”
“学习？是指学习那些文件精神是吧？”林宇确认道。
“是的，就是那些政府颁布的文件、通知及要求。”陈悦顿了顿，补充道，“通常会议流程是：文旅局领导致辞，相关部门解读文件，然后是企业家代表发言，最后是自由交流环节。整个过程大概两到三个小时。”
林宇在笔记本上记下关键点，继续问道：“那表态一般是表什么态？是口头支持，还是需要书面承诺？”
这个问题让陈悦的表情变得有些微妙。她犹豫了一下，难得见一向沉稳的她撇了撇嘴，声音压低了些：“表态嘛，一般都是喊口号然后摊派任务。”
“摊派任务？”林宇的眉头皱了起来。这个词他并不陌生——在新元读书时，他研究过华国企业的营商环境报告，其中就提到过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的“隐性负担”问题。但他没想到，在荣城这样一个东山省的地级市，这种事情会如此直白。
陈悦无奈地摇了摇头，解释道：“摊派任务一般就是看当地政府的做事方式了。简单的呢就是什么助农帮扶、农产品购买——比如荣城下属的某个乡镇特产是苹果或者山楂，政府可能会以‘支持乡村振兴’为名，让参会企业认购一定数量。”
她翻开笔记本的某一页，继续列举：“复杂点的呢就是所谓的公益项目摊派。比如某个村庄要修路、建文化广场，政府可能不会直接拨款，而是‘倡议’企业‘自愿捐助’。还有些麻烦的就是要游客消费指标——文旅局可能会给各个景区、旅行社下达硬性的游客接待量或旅游收入指标，完不成就影响评级或政策支持。”
随着陈悦的讲述，林宇的眉头越皱越紧。他基本上听明白了：这本质上就是让企业为政府的政绩工程或财政缺口买单，只不过换了一种看似合法合规的方式而已。
“这些摊派有正式文件吗？还是口头要求？”林宇追问。
“两种情况都有。”陈悦说，“有些会以‘倡议书’‘共建协议’的形式出现，有些就是会议间隙，某个领导把你叫到一边，私下‘商量’。后一种更麻烦，因为你连拒绝的书面依据都没有。”
林宇深吸了一口气，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他想起自己研究过的一个案例：2020年，华国国务院办公厅曾印发《关于建立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的实施意见》，其中明确规定“制定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充分听取企业家意见建议”。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地方政府仍然习惯于“管理”而非“服务”企业。
“对于这种任务摊派，公司这边一般是如何处理的？”林宇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陈悦合上笔记本，认真回答：“昆仑这边我不太清楚，但根据我在红鱼资本的工作经验，一般会看摊派金额大小和性质。如果是小额的农产品购买——比如几千块钱的苹果、蜂蜜——通常都会接下来，就当员工福利发了。金额如果超过五万，就需要向投资总监甚至更高层汇报。”
她顿了顿，继续道：“如果是公益项目捐助，红鱼通常会要求对方提供正式的公益捐赠协议、发票，并且要评估项目的真实性和社会效益。至于游客指标这种软性摊派，一般会口头答应，但实际执行时还是按市场规律来——毕竟企业不可能为了完成政府指标而做亏本生意。”
林宇听完，觉得胸口有些发闷。按照他个人的性格，对那些利用公权力谋取私利或转嫁责任的贪婪嘴脸，他肯定是不屑一顾的。但现在的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公司的负责人。他的决策不仅关系到自己的职业生涯，更关系到鲲鹏文旅几十名员工的饭碗，关系到昆仑集团和红鱼资本数千万上亿的投资，关系到青山项目能否顺利推进。
即便是对这种行为再厌恶，他也只能选择暂时忍气吞声——这就是现实。
“那要是有这种摊派任务我拒绝呢？”林宇还是忍不住问出了这个理想化的问题。
陈悦连忙劝道：“林总，这种摊派基本上是哪里都会有的，您可千万别置之不理。毕竟阎王易躲小鬼难缠，真要是把他们得罪了，今天查查这个，明天检检那个，咱们就会很麻烦很被动的。”
她举了个实际例子：“我在红鱼的时候，听说过东山省另一个城市的一个文旅项目，因为拒绝了当地街道办的‘环境整治赞助费’，结果接下来三个月，消防、安监、卫生、税务轮番上门检查，每次都能找出点‘问题’。最后项目延期开业两个月，间接损失比那笔赞助费多十倍。”
林宇沉默了。他想起华国市场监管总局202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在对全国2000家中小企业的调查中，有347的企业反映曾遇到过“以检查、评比、培训等名义变相增加企业负担”的企业表示曾“被要求参与各类捐赠、购买或认购活动”。
这些数据背后，是一个个企业的真实困境。
“而且，”陈悦补充道，“荣城的情况我还不太熟悉，但根据我的经验，新上任的领导往往更需要政绩。咱们鲲鹏文旅现在算是荣城文旅产业的‘明星项目’，关注度高，被摊派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这话点醒了林宇。确实，青山项目原计划总投资上百亿，又是荣城首个大型沉浸式文旅项目，自然容易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无论是正面的支持，还是负面的索取。
长出了一口气之后，林宇说道：“行吧，我明白了。你先忙去吧，我再想想。”
“好的林总。”陈悦站起身，走到门口时又回头补充了一句，“明天座谈会是上午九点开始，在荣城市文旅局三楼会议室。需要我陪同吗？”
林宇想了想：“不用，我自己去就行。公司这边你盯着点，尤其是‘宗门纪’方案的细化工作，要督促各组按时间表推进。”
“明白。”
陈悦轻轻带上门离开了。办公室里重新安静下来，只有空调出风口发出的微弱风声。
林宇起身走到落地窗前，望向远处的荣城市政府大楼。那是一栋十二层的白色建筑，在下午的阳光中显得有些肃穆。大楼前的广场上，国旗和区旗在微风中飘扬。
他的思绪飘得很远。
这些年，华国对于贪腐的整治和查处确实非常严厉。根据华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022年1月发布的数据，2021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省部级领导干部36人，厅局级领导干部3024人，县处级领导干部23万人。高压态势下，明目张胆的索贿受贿已经大大减少。
但像这种任务摊派式的负担，其实也算是一种变相的索取。因为这些钱没有明着进哪个人的口袋，而是进入了政府指定的账户或项目，所以就算被举报，往往也只能定性为“工作方法不当”“摊派任务过重”。闹得凶了，最多就是安排退款、内部批评一下而已，毕竟够不上违纪违法的红线。
所以一般企业只能认了——尤其是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弱，更不敢得罪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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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小微企业，这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林宇想起自己看过的一份调研报告：华国中小企业协会2021年对500家文旅类小微企业的调查显示，平均每家企业每年承担的各类“非税负担”（包括摊派、捐赠、强制购买等）约占年利润的8-15。有句老话叫做“衔沙填海”——一个部门摊派不算多，架不住主管部门多，摊派任务多。
更可怕的是，有些地方政府的相关领导，甚至能愚昧到明着告诉企业：“你们不但要来投资，而且赚到的利润必须留在当地，一分钱不能拿走。”这本质上已经和变相抢劫没有区别了。
企业真金白银投进来，肯定是要赚取合理的利润，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将投资尽快回收，才能持续经营，才能扩大就业，才能缴纳税收。否则，投资就成了“企业杀猪盘”——前期用优惠政策把企业引进来，等投入到位了，就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榨取利润。
这种饮鸩止渴的行为，只会让原本想来投资的企业望而却步。企业越少，就业机会就越少，当地发展就更难更慢，形成恶性循环。
林宇想起了荣城的经济数据。根据荣城市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荣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荣城全市生产总值（gdp）为5460亿元，同比增长72，增速在东山省16个地级市中排名第9。全年实际使用外资87亿美元，同比下降34。全年新登记各类企业21万户，同比下降56。
这些数据说明，荣城的经济发展面临压力，招商引资并不容易。如果政府再通过摊派任务增加企业负担，无异于雪上加霜。
但是，林宇也注意到一些积极信号。2022年1月，荣城市政府印发了《荣城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其中第十五条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企业参加考核、评比、表彰、培训等活动；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企业接受指定服务、购买指定产品；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企业捐赠、赞助。”
文字是好的，关键看执行。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荣城的春天，白天还不算长，下午五点左右，夕阳就已经开始西斜。远处的街道上，车流逐渐密集起来——下班高峰要到了。
林宇回到办公桌前，打开电脑搜索“荣城文旅局座谈会”的相关信息。除了官方通知，他还想看看有没有往届会议的报道或参会企业的反馈。
搜索结果不多，只有几条简讯。其中一条是《荣城日报》2021年4月的报道：“市文旅局召开文旅企业座谈会，共商产业发展大计”。报道内容很官方，提到了“政策传达”“意见交流”“凝聚共识”等字眼，没有实质性内容。
但林宇在一条本地论坛的帖子中发现了有价值的信息。帖子发布于2021年4月20日，标题是“参加了文旅局的会，又被割韭菜了”。发帖人自称是荣城一家小型旅行社的老板，在帖子中抱怨：
“今天去文旅局开会，说是政策通气会，结果到最后变成了任务摊派会。要求每家旅行社至少认购100箱‘荣城特产’山楂汁，一箱120元，总共12万。说是支持本地农产品加工企业，实际上那家企业就是某个领导亲戚开的。不买不行，文旅局的人直接说‘这是政治任务’。”
帖子下面有二十多条回复，大部分是本地企业主的共鸣：
“楼主淡定，我们去年被摊派了蒙山蜂蜜，50盒，8000块。”
“今年还算好的，去年创城的时候，我们酒店被要求‘自愿捐助’20万给街道办搞绿化。”
“习惯了，在荣城做生意，这些隐性成本必须算进去。”
“据说今年文旅局换了新局长，不知道作风会不会变。”
林宇关掉网页，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这些信息验证了陈悦的说法，也让他对明天的会议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他需要制定一个策略。
完全拒绝是不可能的——正如陈悦所说，“阎王易躲小鬼难缠”。但全盘接受也不符合他的原则，更不符合企业的利益。
也许可以采取折中方案：对于小额的、有实际产品的摊派（比如农产品），可以接受，就当员工福利；对于大额的、无实质回报的捐助，要以“需要董事会批准”“需要走财务流程”为理由拖延或削减金额；对于软性指标（如游客量），可以口头承诺但实际不作为重点。
关键在于把握分寸，既不让对方觉得难堪，也不让自己损失过大。
林宇又想起于潜周五要来荣城的事情。泰山同创作为全国性的大企业，应该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也许可以向于潜请教一下处理经验？但转念一想，这种话题太敏感，大家交浅言深有点不太合适。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江心怡发来的消息：【在忙吗？明天我要去沪城出差三天，有个学术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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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宇回复：【刚忙完。明天一路顺利，到酒店给我发个消息。】
【好。你那边呢？青山项目推进顺利吗？】
【还行，明天要去参加文旅局的座谈会。】林宇想了想，又加了一句，【据说这种会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任务”，正头疼怎么处理。】
江心怡很快回复：【江氏以前也经常遇到这种事。我们的处理经验是：第一，先了解清楚是谁提出的要求，是个人行为还是集体决策；第二，评估拒绝的后果和接受的成本；第三，如果能找到更高层的支持者，可以通过他们施加影响。】
这几句话让林宇眼前一亮。江氏集团做为上市公司，而且是家具行业的领军企业，在处理这些事情上经验确实老道。
【谢谢提醒，很有用。还有别的需要注意的吗？】
【其实很多时候这些摊派任务的核心不是钱，而是面子。如果你能让对方在面子上过得去，实际付出可以大大减少。比如，你可以承诺更多的宣传配合、更高的出席规格，这些成本低，但能让对方感觉“被重视”。】
林宇恍然大悟。确实，很多政府官员要的不是那几万块钱，而是要一个“政绩”，要一个“企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的表态。如果能在形式上做得漂亮，实质内容是可以协商的。
【明白了，心怡，我有你这位女诸葛真好。】
【肉麻。对了，你也别太有压力，刚开始接触这些，慢慢就习惯了。】
【嗯，你也是，出差注意安全。】
放下手机，林宇的思路清晰了许多。他打开笔记本，开始制定明天的参会策略：
1 会前准备：打印并阅读相关文件，熟悉政策要点，准备几个有深度的问题——这能展现专业度，赢得尊重。
2 会议期间：认真记录，适当提问，在自由交流环节，如果他们要求的话就简要介绍青山项目的进展（只谈亮点，不谈困难）。
3 如果遇到摊派：
- 先不直接拒绝，表示“需要回公司研究”“需要走流程”。
- 询问具体细节：是否有正式文件？是否有发票？是否有政策依据？
- 如果对方私下提出，要询问“这是局里的统一要求，还是科室的建议？”
- 对于小额农产品，可以当场答应，但要求提供产品质检报告。
- 对于大额捐助，以“需要董事会批准”“需要纳入年度预算”为由拖延。
- 承诺在宣传、活动配合等方面给予支持，转移焦点。
4 会后跟进：无论是否接受摊派，都要在会后第二天主动联系主办方，感谢会议组织，表达对政策的支持——这是礼节，也能留下好印象。
写完这些，林宇看了看时间：下午17:40，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了。
他站起身，再次走到窗前。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市政府大楼亮起了灯光，在暮色中像一座发光的堡垒。街道上的车流汇成一条条光带，城市的夜生活即将开始。
“希望荣城政府官员们不会这么短视吧。”林宇低声自语。
他知道，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不仅取决于政策文件，更取决于执行这些政策的人。如果荣城的官员们真的懂得“放水养鱼”而不是“竭泽而渔”，那么这座城市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
根据华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21年发布的《华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报告》，荣城在全国293个地级市中排名第87位，属于中上水平。报告特别指出，荣城在“政务服务”和“市场环境”两个维度得分较高，但在“法治环境”和“人文环境”上还有提升空间。
明天的座谈会，将是林宇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荣城政府工作作风的机会。他既警惕可能的“黑幕”，也抱有一丝期待——也许，荣城的情况并没有论坛上说的那么糟糕；也许，新上任的文旅局长会有新的工作思路。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马小川探进头来：“林总，要帮您订加班餐吗？”
林宇回过神，微笑道：“不用了，我今天早点下班。你们也别太晚，忙完手头工作就回去吧。”
“好的林总，那您慢走。”
林宇收拾好背包，关掉电脑和办公室的灯。走出金鼎大厦时，春天的晚风迎面吹来，带着淡淡的花香和城市的烟火气。
他决定步行回香颂府。两公里的距离，步行大约需要二十五分钟，正好可以整理思绪。
沿着人行道慢慢走着，林宇的思绪又飘向了更宏观的问题：政府与企业，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
他想起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过的一句话：“政府应该做市场的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但在现实中，很多地方政府既想做裁判员，又想当运动员，还想做啦啦队——多重角色的冲突，导致了行为的扭曲。
他也想起自己在星辉医院康复期间读过的《华国改革开放史》。书中提到，上世纪80年代，华国政府推动“政企分开”改革，就是为了理清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快到香颂府时，林宇的手机响了。是霍思政打来的。
“霍总，您好。”
“林宇啊，没打扰你吧？”霍思政的声音听起来很轻松。
“没有，我刚下班，在走路回住处。”
“那就好。你明天要去参加文旅局的座谈会？”
消息传得真快。林宇心想，应该是陈悦按惯例向昆仑集团同步了他的行程。
“是的，上午九点开始。”
“嗯，这种会我参加过很多次。”霍思政顿了顿，“给你提个醒：态度要积极，承诺要谨慎。政府的人喜欢听好话，但你不能把好话说得太满。尤其是涉及到钱的事情，一定要留有余地。”
“我明白，谢谢霍总提醒。”
“另外，如果会上提到什么‘重点项目扶持’‘政策倾斜’，你可以积极争取。荣城今年有文旅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据说有5000万，青山项目有希望争取一部分。”
这才是关键信息！林宇精神一振：“专项资金？需要什么条件吗？”
“具体条件会上可能会说，或者你私下问。通常需要项目符合产业政策方向、投资额度大、带动就业强、有创新性这些。咱们的‘宗门纪’方案很有特色，应该符合条件。”
“好的，我会重点关注。”
“行，那就这样。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
挂断电话，林宇已经走到了香颂府小区门口。他抬头看了看自己住的16号楼，江心怡来的那段时间，每天都有人在家等自己回去的感觉回不来了。
但此刻他的心情比刚才明朗了许多。霍思政的电话提醒了他：政府与企业之间不只是索取关系，也有支持关系。如果处理得当，完全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资源和支持。
关键是要懂得游戏规则，要在被动中寻找主动。
走进电梯，林宇对着镜面整理了一下衣领。镜中的年轻人眼神坚定，虽然略显疲惫，但充满斗志。
明天，将是他在荣城的第一个“政企交锋”。他既做好了应对“黑幕”的准备，也怀揣着争取支持的期望。
电梯在6楼停下，门缓缓打开。
林宇走出电梯，轻声对自己说：“一步一步来。”
无论面对什么，他都会一步一步、稳稳地走下去。这是他选择的路，也是他必须走好的路。
夜色渐深，荣城的万家灯火依次亮起。这座城市，正在以一种复杂而真实的方式，向这个外来者展现它的全貌。
而林宇知道，他的故事，在这里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