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罗湾之战那惊天动地的炮声与火焰，并未能直接越过大洋，震动伦敦的议会大厦或皇家交易所。
消息的传递需要时间，当关于这场远东决定性海战的详细报告，经过商船、驿站、以及东印度公司内部渠道的层层辗转，最终摆在伦敦利登霍尔街（leadehallstreet）东印度公司总部那厚重的橡木桌上时，距离那场血战已然过去了数月之久。
然而，延迟并未减弱这份情报所带来的冲击力。对于公司的董事们和那些关注远东利益的英国贵族、商人而言，报告上的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硝烟味和血腥气，描绘出一幅既令人震惊又发人深省的图景：
不可一世的荷兰远东舰队，被一个名为郑芝龙的中国海上军阀，以一种他们难以想象的、混合了古老火攻战术和现代炮舰的作战方式，彻底击溃。
会议室内，雪茄的烟雾缭绕，气氛凝重。没有巴达维亚那种痛失舰队的切肤之痛，也没有马尼拉那种幸灾乐祸后的深切忧虑，伦敦的反应更显冷静、务实，带着一种典型的英国式审慎和长远算计。
“先生们，”敲了敲桌面，打破了沉默，“我想我们都已仔细阅读了来自东方的报告。韦德尔船长（captaijohweddell）此前的失败，或许并非完全源于他的鲁莽。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强大的，并且完全不同于我们以往任何对手的东方势力。”
“郑芝龙”一位董事沉吟着这个名字，仿佛在品味一个陌生的词汇，“一个中国的将军，或者说海盗王，整合了地方力量，击败了荷兰人这确实颠覆了我们的认知。看来，仅仅依靠几艘战舰和一份国王陛下的特许状，并不足以打开中国的市场。”
“荷兰人的失败，在于他们的傲慢和直接的军事冒险。”
另一位以战略眼光著称的董事分析道，“他们试图用对付印度土王或马来苏丹的方式去对付中国，结果碰得头破血流。这证明了，在中国沿海，武力征服的成本高昂到难以承受，甚至是不可能的。”
讨论的焦点迅速从“震惊”转向了“反思”和“对策”。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思维模式与荷兰voc有所不同，他们同样贪婪且富有侵略性，但往往更具耐心，更注重长期布局和商业渗透，而非一味依赖军事手段。
经过深入的分析，董事会达成了新的战略共识：
1战略重心转移：巩固印度，暂缓东进。报告清楚地表明，在郑芝龙如日中天之时，任何强行闯入中国市场的尝试都是不明智的，只会重蹈韦德尔和普特曼斯的覆辙。
因此，公司决定将短期内的人力和资源集中用于巩固和扩大在印度的势力。印度次大陆市场广阔，土邦林立，存在着利用矛盾、逐步蚕食的机会。先在印度站稳脚跟，积累更雄厚的资本和经验，等待中国局势发生变化，成为了更现实的选择。
2改变对华策略：学习、渗透、等待。这并非放弃中国市场，而是改变策略。
3对郑芝龙的态度：承认、接触、利用。董事会指示远东的商站管理者，必须正视并承认郑芝龙在东亚海域的霸主地位，避免任何形式的直接挑衅或军事对抗。尝试通过低调、恭敬的方式，与郑氏政权建立初步的、非官方的接触，表达纯粹的“商业兴趣”，甚至可以试探性地提出购买“令旗”的可能性，以示遵守“规矩”。
他们意识到，郑芝龙的存在，虽然是一道壁垒，但也是一种秩序。他压制了其他海盗和竞争对手（包括荷兰人），某种程度上简化了贸易环境。如果能与他建立一种可行的商业关系，或许比面对一个混乱的中国沿海更有利。
4长远视野：国王与议会的新认知。这份报告也被有选择地呈送给了国王查理一世和议会的重要成员。它促使英国统治阶层开始以一种更严肃、更复杂的眼光来看待远东问题。他们开始意识到，东方的财富并非放在海边任人拾取，而是被一个强大的、有着自身运行逻辑的文明体系所守护。
未来的对华贸易，乃至更广泛的远东扩张，需要国家层面更周密的规划和支持，而不仅仅是颁发一纸特许状给一家商业公司。
新的计划在伦敦制定，然后通过公司的快船和指令，传达到远在印度的苏拉特、孟加拉等商站。
在印度的英国商人们，虽然依旧渴望着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但不得不暂时压下急躁的心情，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与印度本地王公的周旋、以及建设加尔各答等殖民据点的工作中去。
他们像一群耐心的猎人，暂时收回了望向东方的炽热目光，转而巩固自己的后院，磨利自己的武器，等待着未来某个更好的时机。
伦敦的新计划，体现了一种务实的战略收缩和再定位。它承认了当前阶段的失败和力量的局限，但却远未放弃野心。它将目光投向了更长的未来，准备用时间、金钱、情报和逐渐积累起来的力量，去撬动那扇看似紧闭的中国大门。
这股来自西北欧海岛的力量，暂时收敛起了它的爪牙，但其深邃的目光，依旧穿越重洋，牢牢盯着东方那片富饶的土地和那片刚刚被中国龙所掌控的海域。
料罗湾的烽火，没有吓退他们，反而给他们上了一堂昂贵却至关重要的课：东方的游戏，需要新的、更聪明的玩法。而他们，正准备开始学习这种新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