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料罗湾之战的消息，辗转通过往来于南海的商船，最终抵达马尼拉时，西班牙菲律宾总督唐·佩德罗·德·席尔瓦的心情，远在巴达维亚的同行那种纯粹的震惊与绝望不同，呈现出一种极其复杂的、五味杂陈的“失落”。
这种“失落”，并非源于自身的直接失败（西班牙舰队并未参战），而是源于一种战略环境的剧变和自身地位相对下降所带来的强烈不适与深深的忧虑。
最初，听到老对手荷兰东印度公司（voc）舰队在料罗湾遭遇惨败、几乎全军覆没的消息时，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中间确实弥漫着一股难以掩饰的幸灾乐祸的情绪。
“赞美天主！那些信奉异端的荷兰加尔文主义者终于遭到了天谴！”总督府内，一位高级官员几乎要欢呼起来，“普特曼斯那个狂妄的家伙，早就该有此报应！这下看他们还怎么在远东耀武扬威！”
多年来，西班牙与荷兰在全球范围内厮杀，从欧洲打到美洲，又从美洲打到远东。荷兰人是西班牙王室和天主教会的死敌，他们挑战西班牙的海洋霸权，劫掠西班牙的运银船，攻击西班牙的殖民地。
如今，看到荷兰人吃如此大亏，马尼拉的西班牙统治阶层由衷地感到高兴。他们甚至觉得，这是上帝对异端的惩罚，也间接证明了西班牙王室和天主教信仰的正义性。
然而，这种短暂的喜悦很快被更深层次的忧虑所取代。兔死狐悲的寒意悄然爬上心头。
“击败荷兰人的是那个中国的郑芝龙？”
席尔瓦总督放下来自澳门的详细报告，眉头紧锁，“就是那个控制了福建沿海，连澳门的葡萄牙人都不得不向他低头的海盗将军？”
他敏锐地意识到，一个可怕的巨兽正在北方的海平面上崛起，而这只巨兽，似乎比荷兰人更加难以预测，也更加靠近。
“荷兰人虽然可恶，但至少我们了解他们。”
席尔瓦对他的顾问们分析道，语气沉重，“他们也是欧洲人，遵循着类似的战争规则和商业逻辑。我们和他们的争斗，更像是嗯，一场家族内部的争吵，虽然血腥，但有界限。”
他顿了顿，指向地图上中国海岸的方向：
“但这个郑芝龙，完全不同。他不是一个国家，却拥有堪比国家的力量。他遵循的是东方的规则，他的野心和手段，我们完全无法预料。他今天可以为了利益打击荷兰人，明天难道就不会为了更多的白银，觊觎我们的马尼拉？觊觎我们的‘马尼拉大帆船’？”
这个假设让所有与会者不寒而栗。荷兰人的失败，固然解除了一个眼前的威胁，但却可能释放出一个更强大、更可怕的邻居。
席尔瓦总督最核心的担忧，来自于那条维系着菲律宾殖民地生命线的“马尼拉大帆船”（galeodeai）航线。
这条跨越太平洋的“白银航线”，将美洲墨西哥阿卡普尔港的白银运到马尼拉，再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运回美洲，利润极其丰厚，是西班牙在远东存在的根本目的。
以往，这条航线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太平洋本身的狂风巨浪，二是偶尔出现的荷兰海盗（但他们主要活动在东南亚海域，对广阔太平洋上的大帆船威胁有限）。
而现在，郑芝龙的崛起带来了第三种、也是更直接的威胁。他的势力范围虽然尚未直接延伸到吕宋岛以东的太平洋，但他完全控制了这条航线的起点——中国商品的源头。他可以通过限制流入马尼拉的中国商品数量和质量，间接掐住西班牙人的经济命脉。
更可怕的是，郑芝龙那支刚刚击败了荷兰远东舰队的海军，其实力显然已经超过了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海上力量。如果他有一天野心膨胀，派出舰队南下，甚至不需要进行大洋决战，只需在吕宋岛以西的海域游弋，拦截前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就足以对这条白银航线构成致命威胁。
“我们必须假设他有这个能力，也必须防备他有这个意图。”席尔瓦总督沉重地说，“绝不能将帝国的财富，寄托在一个中国军阀的仁慈之上。”
外部压力的增大，往往会导致内部矛盾的激化。郑芝龙的强大，无形中加剧了马尼拉西班牙殖民者对本地华人社区的猜忌、恐惧和敌意。
马尼拉的繁荣，极度依赖华人社区（帕里安，paria）。华人工匠、商人、农民是殖民地经济运转的实际支撑者。
但西班牙统治者对华人的态度始终是矛盾且残酷的：既依赖其劳动和商业才能，又极度恐惧其人数优势、文化凝聚力和潜在的反抗可能。历史上，马尼拉曾多次发生过大规模屠杀华人的悲惨事件。
如今，北边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同文同种的华人海上强权，这深深刺激了西班牙殖民者敏感的神经。
“那些帕里安的中国人，他们现在会怎么想？”
一个西班牙军官在议会上直言不讳，“他们会更加效忠我们，还是会更倾向于那个强大的‘郑将军’？如果郑芝龙将来对我们不利，他们会不会成为内应？”
这种疑虑像毒菌一样蔓延。西班牙殖民政府内部，要求进一步严格控制、甚至削减华人数量的声音再次高涨。防御的重点，似乎从未如此清晰地从未自海上的荷兰人，转向了“内忧外患”的华人问题上。
一种神经质的、预防性的迫害情绪正在酝酿，帕里安的华人社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气氛变得异常紧张。
面对北方的巨变，席尔瓦总督所能采取的应对措施有限，且主要是防御性的。
他下令进一步强化马尼拉城的防御工事，特别是面向海方向的炮台和棱堡，增储粮草弹药，进行更频繁的军事演习。仿佛要将马尼拉变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以应对未来可能来自海上的任何威胁。
同时，他严格限制华人的活动，加强了对其社区的管理和监视，甚至开始考虑是否要再次采取极端措施来“消除隐患”。
在战略上，他更加紧抱“马尼拉大帆船”航线，将其视为唯一的生命线，要求来自阿卡普尔科的船队加强护航，并祈祷太平洋的天堑能够继续提供保护。
这种全面转向防御和收缩的策略，反映出西班牙帝国在远东力量的衰退和一种深深的“孤岛心态”。他们失去了主动影响地区格局的自信和能力，只能被动地守护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忐忑不安地观察着北方的风云变幻。
马尼拉的“失落”，与澳门的“生存之道”形成了微妙对比。两者同样面临郑芝龙崛起的压力，但反应各不相同。
澳门选择了彻底的低调、顺从和融入，试图在郑芝龙的体系下找到新的生存空间。而马尼拉则因为距离稍远、且有太平洋阻隔，还保留着一丝帝国的傲慢和宗教的偏执，其反应更倾向于恐惧、猜忌和孤立性的防御。
然而，无论是顺从还是防御，都清晰地表明了一个事实：西班牙在远东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他们不再是规则的制定者，甚至不再是主要的玩家。时代的聚光灯，已经从马尼拉和澳门这些欧洲殖民前哨，转移到了厦门，转移到了那位掌控着千帆万船的中国海上王者身上。
马尼拉的失落，是旧霸权面对新强权时的茫然与不适，是帝国斜阳投射在吕宋岛上的一道长长的、充满忧虑的阴影。他们失去了方向的掌控感，只能在一片未知的惊涛骇浪中，紧紧抓住“白银”这根最后的浮木，等待着不可预测的未来。